博文

1、公元前阶段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世纪开始的时期。主要停留在一些寄生虫感染症状的记载上，而所形成的认识极为模糊。如希波克拉底（H ip-pocrates)将发热的不同类型归结地理、气候不同所致，认为（疟疾)脾肿大及发病是因为喝了沼泽地的水所致，而这一学说直到17世纪中叶，一位内科医生重新发现疟疾的不同类型，并发现金鸡纳树皮的提取物（奎宁)可以治愈该病，希波克拉底的学说才得以重新流传。另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于公元前384～372年提出了蠕虫非生物起源学说。这一时期对寄生虫学的认识，主要是对一些寄生虫病症状的认识或病原体的发现。包括了人们从古尸中获得了大量的证据，如智利的古人类遗骸清楚表明了恰加斯氏病（Chagasdisease)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分别在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荆州地区出土的西汉古尸的肠道内，发现日本血吸虫虫卵等。

2、公元后阶段公元世纪开始至1684年的时期。随着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能从发现一些大型寄生虫（m acroparasite)发展到发现新的微寄生物（m icroparasite)，但这一阶段尚未形成理论，对学科发展造成的影响较小。如公元6世纪，中国后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记载过治疗马、牛、羊疥癣的方法，并认识到该病有传染性；9世纪，唐朝李石著《司马安骏集》中，有用手术取出马眼中浑睛虫作为这种寄生虫病的治疗方法叙述。因此，史前期主要以有文字记载、病症描述、病原发现为特点。

萌芽期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期。这一时期以发现新寄生虫、萌芽寄生虫学理论为主要特点。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和细胞理论的建立，不但促进了其他医学领域的进展，还促进了寄生虫学的成长。意大利内科医生Francesco Redi出版了第一部寄生虫学书籍《Os-servazioni inforni agli animali viventi che si trovanonegli animali viventi》，而成为“寄生虫学之父”。嗣后的理论进展包括巴斯德（Pasteur)提出的非生物起源不可发生的证据、科赫（Koch)发现微生物导致疾病，最后Patrick M anson于1877年提出了媒传寄生虫病的概念并创立了热带医学领域。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使热带病这门学科正式建立，而寄生虫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处于萌芽状态。

这一时期的寄生虫学科处于待发展时期，与当时的医学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表现在一方面蠕虫学的研究推动了“细菌论（germ theory)”发展，这一学说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导致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虫媒传播细菌性疾病的理论，又促进了人们后来对疟疾传播过程的认识。

形成期

1、形成阶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以Patrick M anson （1877）提出媒传寄生虫病的概念为标志性起点。这一阶段以病因寻找,形态描述，生活史发现为主要特点。其中无疑凝结着许多寄生虫学家的卓越研究成果，加上当时殖民化进程的政治因素，热带病成为当时生物医学的领头学科，其中寄生虫病化疗研究和寄生虫病病因学研究进展推动了整个生物医学的研究进程。如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奎宁及其衍生物可用于治疗疟疾，依米丁可治疗热带痢疾，Bayer205可治疗锥虫病等，这早于细菌性疾病化疗10多年。同时，对寄生虫的生活史及病因学的研究成果，可很快应用于控制疾病的传播，导致了一大批科学家热衷于发现更多的寄生虫生活史及寄生虫病病因，如W illiam Leishm an和Charles Donovan（1901～1939）发现Kala Azar的病因；David Bruce（1888）发现了布氏锥虫（Trypanosom a brucei)，并发现采采蝇为其媒介；意大利学者发现了恶性疟原虫（P.falciparum)，并确定由此引起的致命疾病；巴西科学家Carlos Chagas（1907～1913）发现了克氏锥虫（Trypanosom a cruzi)及其生活史，以及该寄生虫所致的恰加斯病，弄清了该病病理和流行病学的所有细节。另外，有2名科学家因对寄生虫学所作出的贡献而获诺贝尔奖:CharlesLaveran（1884）因发现疟原虫生活史中各期形态而于1907获奖，Ronald Ross（1897）因对疟疾经按蚊传播的重大发现于1902年获奖。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使寄生虫学进入到顶峰时期，将原虫学、蠕虫学和昆虫学人为地纳入寄生虫学的范畴。

2、建立阶段1914～1942年。这一阶段以创办刊物，建立队伍，纳入教学内容为特点。由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促使了学术期刊的发展。1908年第一本英文杂志《Parasitology》作为Journal of H ygiene的补充本而创刊，主要内容涉及“传播疾病的昆虫、疟疾、锥虫病、螺旋体病、巴贝虫病、鼠疫以及寄生蠕虫病”，但当时大多数有关寄生虫学论文均发表在其他各类学术杂志上。直至1914年《Journal of Par-asitology》创刊，寄生虫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独立学术期刊，并界定该刊物为“重点在于动物寄生虫的形态学、生活史和生物学，以及动物与疾病的关系”，明确了寄生虫学的内容与范畴。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虫学家队伍形成，各种寄生虫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在部分较大的高等学校将寄生虫学列入研究生教育课程，不同的寄生虫学专业杂志相继出版，不同的理论或学说也相应出现。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W agner-Jauregg（外科医师)，因其发现脑型疟于1927年获奖。但是，在这一寄生虫学辉煌历程中，寄生虫学作为与动物学天然联系的独立学科，仍以经典的分类与生活史探索等内容为其研究重点。在寄生虫学形成期内，许多学者注重动物学的研究，在分类学、形态学及生活史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对许多寄生虫生活史的认识在此阶段完成，并逐渐形成了寄生虫学这门独立学科。随后，由于与现代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联系较少，阻碍了寄生虫学的快速发展。因而在辉煌时期之后出现了较长的低谷时期。

现代时期

1948年起至今。这一时期以实验寄生虫学的发展为主要特征。1918年前，大多数寄生虫的形态和生活史都已阐明，而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主要以动物学家为多，研究的内容停留在动物学分类方面，与疾病的关系研究甚少。与此同时，生物医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源于生物化学、化学和物理学，与动物学紧密联系的寄生虫学错过了其战后追踪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发展机遇，这一错失和滞后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Vincke和Lips分离首株啮齿动物疟原虫（Plasm odium berghei)，开创了实验疟疾学新领域，成为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寄生虫学标志性起点。以疫苗、抗原变异、虫体培养等方面为主的研究已融入了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物化学等内容，而以疾病预防控制内容密切联系的研究已融入了人类学、经济学、环境学、地理学等内容。这两方面的进展，促进了寄生虫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渗透、相互影响。如1988年对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elegans)的每个细胞起源已经完全清楚，使得在多细胞生命体内研究一个完整无缺的单个细胞的发育和形态成为现实；该线虫同时也是人类第一次完成的对多细胞动物基因组序列测定的动物，为后来测定果蝇、人类和小鼠等基因组序列提供了基因技术基础；特别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凋亡)理论促使了能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的Gleevec治疗肿瘤药物应用。更有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利用秀丽隐杆线虫作为实验模式生物，用于研究多细胞生物及人类疾病的基因学、行为学、遗传学等现代学科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虫学家更注重将现代超微技术、生物化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新的理论概念和技术引入寄生虫学，而产生了诸如分子寄生虫学、免疫寄生虫学、地理寄生虫学的新型交叉学科。一些交叉学科的科技杂志也相应出现，包括《Parasite Im m unology》、《Molecular&Biochemical Parasitology》、《Insect Biochem istry&M olecular Biology》和《Insect M olecular Biology》等。特别是近年来，包括疟原虫、血吸虫、马来布鲁线虫、利什曼原虫、克氏锥虫等的寄生虫基因组计划的启动,明确标志着寄生虫学已跟上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发展历史

中国寄生虫学大约起始于1870年，如1878年M anson在中国福建、台湾等省开展了丝虫病调查，在厦门发现班氏吴策线虫中间宿主和传播媒介。此后，于1910年M axwell出版的《中国的疾病》一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寄生虫病情况。1904年M archand与Ledingham报道的第1例德国籍利什曼病患者由中国青岛回国后发现的。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县的1例腹泻患者的粪便中检出日本血吸虫卵。同年英国医师Catto在新加坡解剖1例福建籍华侨尸体时，在其肠系膜血管中发现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1915年英国热带病院的Robert Leiper等来上海调查血吸虫病。1922年美国Faust和M eleney等一批外国学者在中国南方调查血吸虫病、华支睾吸虫病、姜片虫病、钩虫病及一些原虫病。1942年Asada在东北地区3种蝲蛄查出并殖吸虫囊蚴。中国寄生虫学工作者自1921年后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下设寄生虫学分会。至建国前，在老一辈寄生虫学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在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研究方面已积累了较多的资料。

1、原虫1904年报道中国发现第1例利什曼病患者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在许多地方发现病例，初步确定了当时中国18省有利什曼病流行。胡正祥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利什曼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证实白蛉为利什曼病的传播媒介。1935年胡梅基报道了上海高桥地区疟疾的季节分布与中华按蚊密度的关系。此外，冯兰洲等还对疟疾传播媒介的确定、对一些按蚊在疟疾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证实盛行于中国西南各省山岭区域的所谓“瘴气”实际上就是恶性疟。云南省曾设立了疟疾防治所，进行小范围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疟工作在当时无法开展，据估计每年疟疾患者至少3 000万以上，病死率约为15%。1943年卢婉卿及冯兰洲实验证明蝇在传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之后，张孝骞等用乙状结肠镜诊断阿米巴痢疾。钟惠澜等用碘油空气造影诊断阿米巴肝脓肿可显示脓肿形状与位置。刘效良及吴执中用中药鸦胆子治疗急、慢性阿米巴痢疾均获满意效果。

2、蠕虫20世纪20年代中国研究者在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开展了日本血吸虫病流行的小规模调查。陈方之、甘怀杰、姚永政、李赋京等对钉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感染强度以及生态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开展了灭螺试验。1927年陈方之根据留学日本期间的工作经验，发表了题为“血蛭病全部之略说”、“血蛭病之脾肿”等文章，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并于1934年陈方之与李赋京发表论文肯定了钉螺分布与血吸虫病分布的一致性以及钉螺分布与水系分布的关系。

1880年，M anson在厦门一福州籍患者痰中查见并殖吸虫卵，但直到1930年应元岳在浙江绍兴兰亭发现2例并殖吸虫病患者，才最终确定中国存在并殖吸虫病，此后，对该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及地理分布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发现了新种。1934年，吴光、屈荫杰等在浙江绍兴蟹体内发现并殖吸虫囊蚴。1940年陈心陶在广州怡乐村发现一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发现两种并殖吸虫，一种定名为林氏并殖吸虫，另一为感染啮齿动物之并殖吸虫，并分别在螺及蟹体内发现相应的幼虫。

1926年以后中国学者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冯兰洲于1931年除发现班氏丝虫外，后又查到了马来丝虫,从而证明中国存在着两种丝虫，并于1933年对这两种丝虫的鉴别要点作了描述，确定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

1925年洪式闾在汉堡热带病研究所研修时，将司徒氏钩虫卵计算法加以改良，即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洪氏钩虫卵计数法”。1938～1945年洪式闾在重庆的江苏医学院任教授时，在现场调查研究发现十二指肠钩虫和美洲钩虫在当地混合感染严重，并开展了防治工作。1933年陈心陶教授在广州的家鼠肺部发现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并命名了该新种。当时许多研究者还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肠道蠕虫病的调查，证实还存在其他肠道蠕虫，如: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绦虫和蛔虫等。

3、医学节肢动物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蚊虫、白蛉、蝇类及跳蚤等为调查对象。建国前已知的按蚊有41种、库蚊33种、伊蚊40种。根据实验与流行病学观察，初步确定传疟媒介按蚊有12种，其中4种为重要传疟媒介。传播丝虫病的蚊种，根据实验结果计有10种，其中主要的有致倦库蚊、尖音库蚊与中华按蚊3种。建国前夕已知中国有白蛉17种之多，其中10种系新种。

1940年姚永政与吴征鉴总结了中国白蛉的地域分布，编制了白蛉种别检索表，而且初步证实中华白蛉可作为利什曼病的传播媒介。对跳蚤的调查早在清末鼠疫盛行期间业已开始，故积累了不少资料，到了1936年及1938年总结了全国蚤类共75种，到1940年达到96种之多。1949年前螨类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

4、教学与研究机构：全国的医学院校虽均开设寄生虫学课程，但在最初多设在病理学或微生物学课程中讲授，如洪式闾教授在国立北京医科大学任校长期间，兼病理学及寄生虫学教授；金大雄教授在贵阳医学院先任病理科教授，后任寄生虫学教授；陈心陶教授在岭南大学任代校长期间，兼寄生虫学及细菌学教授。唯条件较好的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成立时就设立了独立的寄生虫学研究室。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规定学制6年，寄生虫学课程为96学时。当时没有医学寄生虫学专门教材。在兽医寄生虫学方面，约在l904年西方兽医才传人中国，成立了北洋马医学堂，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几所农业院校,设立的畜牧兽医课程中，也涉及到动物寄生虫。但作为独立的兽医寄生虫学科的建立，则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首先有在美国获得兽医博士、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在马属动物和反刍动物纤毛虫研究中已居世界前列的熊大仕教授，于l930年归国开始从事寄生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首次开设《家畜寄生虫学》课程，并首次在中国开展了家畜寄生虫的科学研究，为开创中国兽医寄生虫学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40年代，又陆续涌现了一批专职从事兽医寄生虫学工作的专家，如著名的赵辉元、刘文多、潘亚生、许绶泰、孔繁瑶等教授。他们除在高等院校讲授《家畜寄生虫学》课以外，还同时开展寄生虫方面科研工作，如熊大仕和赵辉元教授共同发表了寄生于马属动物线虫华圆属和长伞华圆线虫新属新种的论文，后来转载于苏联科学院编著的《线虫学基础》第七卷中；又如赵辉元教授发表了“中国西南马骡内寄生虫之研究”论文。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开设了《兽医寄生虫和寄生虫病》课程，兽医寄生虫学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中国第一所寄生虫研究机构是1928年8月由洪式闾在杭州创办的“热带病研究所”。1932年国民政府在卫生署下设“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并设有寄生虫学系。实验处开展了对疟疾、血吸虫病、利什曼病等寄生虫病的调查与防治，并成立各级相应机构，如黑热病防治处、云南省疟疾研究所、江西卫生实验所。

5、学术刊物：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寄生虫学专业刊物，当时的研究成果及调查报告分别刊登在其他各类期刊上。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官方出版机构未曾刊印过有关寄生虫学专业书籍，少数有关著述多由商务等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印制出版。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期间，曾展出《寄生虫病流行》，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与寄生虫学有关图书:姚昶绪著《寄生虫病》，顾寿白著《寄生虫（丛书)》，祖照基著《粪便之检查法》，北平中华医学杂志社出版过许雨阶著《中国疟疾问题》，冯兰洲著《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之研究》，李涛著《中国疟疾考》。此外还有，洪式闾著《杭州之疟疾》，陈耀曾著《人体寄生虫》，姚永政著《漳气病之研究其一: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王福益、李辉汉撰《实用人体寄生虫学》等书籍。1947年赵辉元编写并由陆军兽医学校印刷所印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家畜寄生虫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随着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寄生虫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与提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已在寄生虫种类与分布、寄生虫生物学、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查清了全国寄生虫区系分布及分类，发现了一大批世界新虫种和新属，还建立了许多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药物试验研究，研创了许多高效低毒驱寄生虫药物，另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综合防制举措，从而促进了中国寄生虫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尤其是近20年，寄生虫学科已渗透了其他相关学科，包括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工程、地理学、高等数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从而创建了一系列寄生虫病免疫诊断技术（包括沉淀反应，凝集试验、荧光素标记技术、同位素标记技术、酶标记技术、金标记技术)，阐明了一些重要寄生虫致病机制（如日本血吸虫病的虫卵肉芽肿、棘球蚴病的过敏反应、锥虫病的破坏红细胞和造成微血管病变等)，研制出一些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疫苗或候选疫苗（如疟原虫疫苗、日本血吸虫疫苗、环形泰勒虫裂殖体胶冻疫苗、鸡球虫疫苗、弓形虫疫苗、猪囊尾蚴疫苗、旋毛虫疫苗、牛羊肺线虫疫苗等)，开展了寄生虫的基因组学研究（如日本血吸虫基因组学研究)，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进行寄生虫病的预警研究（如血吸虫病预警系统研究、疟疾地理流行病学研究等)，有利于提高寄生虫病的防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