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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坚同志：

您好！蒙赠以大作《我是铁杆中医》，喜甚喜甚！我提倡要靠“铁杆中医”以振兴中医，有人不以为然，您却以之为荣，幸得知音故喜甚。读大作则铁杆中医之名实相符，谨致热烈的祝贺！今日之形势，将出现大批之铁杆中医，可以预期，中医之振兴有日矣。希望您继续努力并培养来者是所望。耑复祝冬安。

九二邓铁涛书

二00八年元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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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坚教授：

承蒙赐赠高著，由何主任转来，谢谢！

看了书名，精神一振，展读导论，新意扑面，深得吾心，佳作也，可喜可贺！

当今中医书籍如雨后春笋，但多为文献堆砌，东拼西录，杂凑成章，污人眼目，可叹也！书是传递知识的媒体，要讲真话、实话，使感悟、心得让人读了有启迪，有收获，才是好书。您已经做到这一点，可谓“读之如沐春风，尊文既给人以文化自信，又催人责无旁贷地勇敢承担。”我认为这是近年来的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交流，共勉共进！

您的文风很正，很纯，对客观好的经验，临床的应用，加以发挥，均注明出处，这是值得赞赏的。当前有不少人，窃取了人家的经验，稍加减一二味，就变成他的经验，还不予加减，换个方名，就是他的成果，这是剽窃，令人不齿。

中医是从临床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发展的，既要读书，更要临床，脱离临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我不喜欢好讲空话、不做实事的人，我乐意与务实的人交友，您也算是一位吧，您以为如何！？

匆此致谢！顺颂冬安

朱良春2007.12.4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先生说：“铁杆中医”是邓铁涛先生“创造”的新名词，也是他“别有用心”的一种期盼。几年前，他认为中医界“自我从属”于西医的人不少。人们在思想观念、方法论和评价标准方面，以西医的观念为标准，中医成了失去自我主体意识，表面繁荣而核心内涵不断萎缩的“泡沫中医”。

2006年邓铁涛先生对“铁杆中医”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说：“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之上，既善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才。他们是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医生。他们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21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医也。”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卫生事业，邓铁涛先生呼吁，要培养“百万铁杆中医”。

其实，当代中医已经不可能脱离西医（现代医学）而独立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是时过境迁，随着医学的进步，现代患者的医疗需求高了；二是“西学东渐”，经过现代科学改造的“西医”成为独一无二的“现代医学”（指现代医学再不存在民族特质），要追求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不能离开现代医学。

但是，“铁杆中医”毕竟激励了许多人，《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彭坚教授既是其中之一。他经历了炙手可热的赞誉，也收获了体制内的无情抨击，如今从热点到冷却，又回到了新的常态。

一、曹东义的推介

曹东义，男，生于1958年，籍贯河北省衡水市仲景村，农工民主党员，硕士毕业，职称为主任中医师，现在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医研部主任。是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专家、《燕赵中医药丛书》执行主编、《中医药与亚健康》杂志主编、《国医年鉴》副主编、中华中医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自然辩证法学会委员，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常务委员。

当年，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先生奉命推介《我是铁杆中医》一书，发表了“大道不孤，德必有邻”的评论文章（见2008年2月22日《中国中医药报》）：

近日读到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湖南中医药大学彭坚教授被邓老维护中医事业的拳拳之心强烈感染，在邓老的感召下，以他个人的具体经历、学术主张、临床心得，勇敢地站了出来，大声疾呼：“我是铁杆中医！”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作风，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也让人觉得“大道不孤，德必有邻”。

彭坚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学医之路从经典起步，把张仲景《伤寒论》当作第一个阶梯，先难后易学中医，走的是很多人望而却步的一条“险路”。彭坚竟然靠着顽强的毅力，在“不许看注家解释，只许读白文”的严格要求下，硬是“啃”下来了。靠什么？靠的是对于中医药坚定的信念。这坚定的信念，来源于他曾祖父学医的神奇经历，来源于其伯祖父、大二伯父治病救人的精神熏陶，年深日久，耳濡目染，逐渐积累，植根心田。

年轻的中医学子彭坚，在诵读《伤寒论》的同时，也是利用一切机会，广搜博采，勤学诸家，既学古人组织方剂的原则技巧，也学当今临床大家如朱良春先生等人的用药经验；一边抄方，一边思索，并把伯父传授给他的经验，牢记在心，细心体悟；把间接的知识，不断转化为自己的体会，逐渐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疗效上乘的中医。在5年跟师学习的最后阶段，他经历了难以忘记的“最后一课”：病危的二伯，让他把手伸到自己的背上，让他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汗”。这样的言传身教，怎能培养不出“铁杆中医”？

彭坚在没有读过大学的背景之下，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医学史的教授。也许正是医学史专业的要求，使其对于中国医学的历史，以及西方医学的历史，有了很深的研究。邓铁涛先生曾经提倡过“临床史观”，他说搞医学史的人，应该利用机会上临床，不要做“空头理论家”；搞临床的人，应该利用时间了解医学史，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邓老的“临床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在中医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彭坚先生正好符合“临床史观”，他在论述各种病证诊治经验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充分借鉴古人的经验，先吸纳古人成方，然后才是自己的发挥。

彭坚教授认为，中医的优势首先体现在科学方法上，《伤寒论》使用的就是信息论的方法，《黄帝内经》里有许多模型研究法，有阴阳二分模型、五行星圆模型、天地人三才模型、藏象模型、经络网络模型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复杂性科学可以借鉴的方法。中医的治疗优势，除了有内服与外用的许多治疗方法之外，主要是在治疗思想上，中医不限于对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扶正祛邪、重视调整机体功能状态。中医的方药整体配合优势，是西药单一化学成分药物所难于比拟的。

彭坚教授认为，中医学近代以来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近代科学“对中医的误读”引起的。他说：“问题出在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沿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方法进行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违背了中医自身的规律。”“甚至直到前几年，还没有认识到失误的根源，还在继续这种失误，还无法得到根本扭转，怎能不导致中医事业出现乏人、乏术、乏成果的严重危机呢？”

彭教授认为，用宏观的、动态的、联系的、直观的、形象的、领悟的中医研究方法，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在模糊中得到清晰，在动态中把握静止，在整体中掌握局部，重在信息的把握，重视经验的积累，注重个人体验，以实用、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是发展中医的方法，而不要拘泥于所谓“本质研究”。

彭坚教授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共约60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学术篇，就当前中医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卷为临床篇，系统记载了自己治疗七大类30多种疾病的治疗心得、用方心得、用药心得，此书将作者大半生心血熔于一炉，将东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科学、医学反复比较，细心琢磨，纵横联系，畅想古今，遥望未来，既是一部深厚的学术大著，也是一座丰盛的文化大餐。他示范了一个“铁杆中医”的模板，朝着“回归中医”、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目标，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铁杆中医”。

二、彭坚的自述

2012年8月28日，《我是铁杆中医》修订版出版，彭坚教授以“五年回眸”作为“前言”：

凝聚了大半生心血的拙著：《我是铁杆中医》，于2007年11月中旬问世，一晃已经五年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取到出版社赠送的18本样书后，除了留给自己的一本外，全数送给了国家有关中医药管理部门的领导。11月月底，第一批书运抵长沙，我陆续赠送给一些同行好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何弈婷博士收到赠书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广州正在召开老中医传承拜师大会，全国名医汇集羊城。让我赶快寄给她30本书，由她代赠给与会的名老中医。

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竟然是国医大师、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老寄的。一看来信日期，更令我吃惊不小：写于12月4日。说明朱老在广州得到我的书后，连读书到写完信，不到三天时间。特别是信的结尾说道：“我不喜欢好讲空话，不做实事的人，我乐意与务实的人交朋友，您也算是一位吧，您以为如何！？”这一反问，让我受宠若惊，老人家对后辈关爱鼓励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国医大师、中医教育大家邓铁涛老的来信写于2008年元月15日，寄到了北京我的学生傅俊英博士那里，托她转交给我，因为拙著是由傅博士送给他的。后来得知邓老写信时还在病中。邓老以惯常的直率指出：“我提倡要靠‘铁杆中医’以振兴中医，有人不以为然，您却以之为荣，幸得知音故喜甚。”邓老、朱老还嘱托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特地为拙著写一篇书评，曹教授三易其稿，最后以“大道不孤，德必有邻”为题，发表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在中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8年12月6日，我应广州中医大学“仲景学术研究会”李赛美教授的邀请，给“经典与临床”第七期学习班学员授课，课后由广东省中医学会秘书长金世明教授引领，见到了钦慕已久的邓老。邓老肯定我在《科学》杂志上的三篇系列文章写得不错，嘱咐我再在《科学》杂志上，为中医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医：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邓老对金秘书长说：“能不能请彭坚来给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士讲一讲‘什么是中医’呢？”遗憾的是，邓老的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其中之一，责任在我。我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在给《科学》杂志撰写第三篇文章《当代中医的反思》之前，感觉有些问题把握不准，就把初稿寄给邓老、朱老求教，请他们为论文中的重大问题把关。邓老仅就其中的一句话，即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指出锋芒太露，不利于团结。事后证明，邓老的考虑是有远见的。我至今愧对邓老，因为始终没有大气魄、大智慧，写出他老人家所期待的这篇大文章。

邓老出生于1916年11月，按照中国祝寿的传统习惯，是“男做进”，老人家刚过93岁不久。我特意在长沙绣坊挑选了齐白石老人于93岁画的一幅“千年寿桃”湘绣送给老人家，作为见面礼，以表示湖湘中医学子的敬意。

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是在2010年8月25，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南通拍摄纪录片《国医大师》，朱老特地吩咐摄制组，接我到南通参加他那一集的拍摄。朱老设家宴款待，促膝交谈，情同父子。几年来，朱老与我的书信来往不断，我每有成文的心得体会，总是不忘寄给朱老看看；当我遭遇挫折和打击，情绪低落时，总是愿意找朱老倾诉。而朱老则或写信，或题词，或写成条幅，极力开导我：不必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中医的光明前途。我多次听到周围的同事们讲到：他们在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颇感意外地从朱老口中听到我的名字。无论是在深圳李可老中医学术经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北京风湿病年会上，或是在同济大学讨论中医的学术会议上等等，朱老总是利用自己讲话的机会推荐我的著作，他多次自己掏钱买拙著送给他的门人、朋友，购书的总数量不下数十本。为这次拙著的再版，他特意撰写了条幅相贺，以资鼓励。这一切都令我既感动，又忐忑不安，虽然这应当看作是对所有中医后辈的一种鞭策、激励，但作为我个人：一个中医界的小人物，总是觉得做得不够，深感内疚，担当不起邓老、朱老的错爱。

两位长者的睿智、博学、幽默、开朗、和蔼，高尚的人格魅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中医事业的高度关注，一往情深，对中医后辈的热情扶助，不遗余力，都令我终身难忘。首届国医大师们的评定，使得当代中医事业有了擎天柱，他们的健康长寿，是中医后辈的福气！

拙著是在近年来中医事业跌宕起伏的波涛中应运而生的，因为高举邓老所提出的“铁杆中医”旗帜，引起了社会各界瞩目。

中国科学界时刻在关注中医动向。就在拙著刚刚出版后几天，《科学》杂志编辑部即与我约稿，并迅速地在《科学》2008年第一期、第二期、第四期，以显著的位置，连续刊登了我的三篇论文，安排足够的空间，让我畅所欲言地阐述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的科学方法、当代中医的反思。在我的朋友中，第一个读到文章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于起峰，他在省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读到后，特意来门诊部告诉我。

文学界最早关心中医事业的，是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这位当代著名作家中的思想者，长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将我的一篇准备在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讲演稿，推荐发表在《天涯》杂志2001年第6期上，题目为《中医：一个实践者之路》。记得当我接到一个家乡口音的陌生电话，询问稿费寄到哪里时，才知道是这个大作家亲自打来的。2008年11月13日，我接到韩主席的邀请，给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们作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分儒、道、佛、医，各请一人主讲，我先讲中医。前任海南省作协主席蒋子丹，特意从广州赶到三亚，为我主持讲座。我们坐车从海口到达三亚，已是晚上7点钟了，8点开讲，到10点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有作家来告知：“昨夜无人入眠”！许多人读书到半晚，被拙著中的深深忧虑所感染。他们鼓励我：不要泄气，我们都是中医的粉丝！蒋子丹就是一个中医的“铁杆粉丝”，她天资聪颖，无师自通，偶尔开方，时或命中，欣然自得，被圈子里人封为“健康顾问”。听我讲到“秀才学医，笼里捉鸡”时，兴致更加高涨，执意拜我为师，要到百草堂来跟诊。会后，她真的到长沙来设宴拜师了，后来她还参加过中医高层论坛会，与中医界许多名流结成了朋友，了解到了中医界的各种复杂情况。为了给中医事业助威鼓劲，蒋子丹曾打算借助文化名刊《天涯》杂志的平台，邀请学界关心关注中医事业的学者，以及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医的现状与未来进行研讨，经过磋商之后，感觉时机尚不成熟，只得按下不表。但她自己仍痴心未改，一直在为写本与中医有关的书做准备。

此后，2009年6月15日，在上海作家潘肖珏教授的引荐下，我在上海普陀区的《名家课堂》为西医作了一次讲座，题为“中医：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活化石”；2009年7月13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图书馆馆长余子牛研究员的安排下，我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的龙岗区图书馆做了一次题为：“我是铁杆中医-兼谈中医的养生保健”的讲座；2011年4月28日在长沙快乐老年报《养生学堂》，7月23日在湖南省博物馆《湖湘国医大讲坛》，2012年在全国交通银行为期两年的《养生保健万里行》，我先后进行了多次讲座。特别是在湖南民达医药公司的策划下，我于2008年到2009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湖南、江西的十几个县市，为基层第一线中医师，主办了二十多场个人临床经验介绍。2011年4月、12月，在孙光荣教授的邀请下，我分别到杭州、广州，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班”学员，作了两次讲座。以上所有讲座的主要素材，都取自《我是铁杆中医》一书。

近年来，中医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曲折与艰辛，一直受到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早在有人试图通过网络联名取消中医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年，即2005年初，新华社记者汤延娟就中医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了我，以及邓铁涛、吉良辰、贾谦等几位中医界前辈，她以极度忧虑的笔触发问：“中医中药，何时走出现实的困境？”以此为标题的评论文章，刊登在《半月谈》2006年第21期上。而恰逢其时，取消中医的网络风波骤然掀起了！由于这次风波的源头在湖南，这位始终关心家乡动态的记者，很快打电话给我，询问湖南中医界的反响。得知我同熊继柏教授已经在第一时间写出文章反驳，及时刊登在10月份的《中国中医药报》上时，由衷地感到欣慰。并且告诉我：中央领导是坚决支持中医事业的，对这种兴风作浪的人要痛击，但不要给他们炒作的机会。拙著在出版前后，也一直得到她的关心、鼓励与支持。

拙著引起中央电视台注意，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央视10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组的年轻导演李抒忽然打电话来，问我对于“藿香正气丸”、“逍遥散”等千古名方有何心得？作为常年从事医学史教学的老师和临床治病医生，我当然熟悉不过。没有想到摄制组第二天扛着摄影机，说来就来了。猝不及防，随意找到一个茶馆作为拍摄场地之后，我在聚光灯下如数家珍地将历代名方神侃了5、6个小时。7月份试播3集，反响尚好。等到计划中的6集拍完，已经是12月份了。我建议加拍1集，因为千古名方的源头不在宋代，而在汉代，是《伤寒论》的经方。可以选择“小柴胡汤”作为主拍内容，既能够展现古代中医治疗流感的伟大成就，又极具现实意义。等到建议被采纳，离计划播出的春节期间只有20多天了。在借用我所在的湖南中医药大学1105阶梯教室，请校宣传部工作人员丁光明老师帮忙拍了几个镜头之后，我匆忙赶赴北京。央视10台《健康之路》栏目组的负责人吕芸亲自出面招待，谈到了找我来做节目的过程：他们非常关注中医发展的动态，很想帮中医说话，但总觉得中医概念不易讲清楚，又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她在详细读过《我是铁杆中医》之后，对书中“学术篇”的一系列观点非常赞同，决定邀请我参加拍摄。这一年春节期间的7天，央视10台《健康之路》每天晚上6点半，播出一集《千古名方》，创下了不俗的收视率。2011年7月，《健康之路》又邀请我作为改版后的第一个中医嘉宾，拍摄《中医看过来：小孩发烧感冒咳嗽》。摄制组打算拍摄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于我在拍摄“小柴胡汤”那一集时提到：“现在很多医院滥用抗生素，造成了一大批‘抗生素儿童’。”为了回避触及西医的敏感话题，摄制组巧妙地把题目改了一下，直接介绍中医是怎样治疗小孩感冒发烧咳嗽的。在这个节目里，中医的“阴阳”、“风寒”、“风热”、“火体”、“寒体”这些令现代人听来高深莫测的名词术语，变成了一个个能够感受到的生动画面，那些渲染中医“不科学”的阴霾，也在主持人与嘉宾的笑谈声中烟消云散。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在邮箱、博客中收到全国各地的妈妈、爸爸、奶奶、爷爷们看到节目后给我的来信。特别是每当学生们在教学视频中，看到就在自己上课的阶梯教室拍摄的镜头，就是自己的老师在中央电视台侃侃而谈时，无不欢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感到作为中医学子的光荣！

毋庸讳言的是：拙著出版五年以来，赢得的不都是鲜花、掌声，我个人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感受更强烈的，是来自中医“体制内部”的排斥与冷落。讲真话，将要付出沉重代价，失却名利，遭遇孤立，写书之前，早在意料之中，我已坦然承受。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违背了自身发展的规律，被强行纳入现代科学体系，中医的科研、教育、临床、管理、评审，一概按照西医的模式进行，也按照这个模式塑造出了几代人。由于没有学到纯中医本领，在临床看病创造不出疗效，由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把西医的模式搬来作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导致许多中医队伍的人对本学科丧失信心。积习成弊，长达数十年，中医内部早已失去了改革的原动力，中医事业的衰落，不能归咎于外部的环境，问题出在中医本身。这是中医事业无法振兴的最根本原因！几十年来，国家坚定不移地要发展中医药事业，近几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实为促进中医事业的进步做了几件大事、实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要改变中医界半个世纪以来业已形成的错位体制，单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个部门，权力有限，力不从心。振兴中医不应停留于各省召开的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不能满足于科研资金的盲目投入，党和国家只有超越部委，建立更高的行政机构，抓住中医事业衰落的最根本原因，从教育、科研、管理各方面全面调控与改革，中医事业才有振兴的可能。

“中医的希望在民间”，无异于一种悲情表达！当错位的体制使中医教育培养不出人才，科研出不了成果，管理限制了医生的作为之外，民间确有一大批热爱和从事中医的人士，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大胆突破，试图延续中医的血脉，创造治病的疗效。尽管也有人打着中医的招牌招摇拐骗，浑水摸鱼，但那毕竟是少数。人们朴素地认为：只要能够看好病，中医就不会灭亡！不必在意受到当代社会的排斥，不必去论争。这种看法，显然是出自无奈。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复兴古代优秀文化的大国，怎么能够让中医这部分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流落民间，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振兴它呢！由于中医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使其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备受阻拦，如果国家再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定特殊的政策来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医事业很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中医的希望既在民间，更应该寄望于党和国家！寄望于有作为、肯担当的国家和政府！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拙著出版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难以尽述！鉴于中医事业发展的形势仍然严峻，错位的中医体制依然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触动，拙著修订本保留了上卷“学术篇”的主体部分，即“导论”和第一篇：“一个铁杆中医的心路历程”，第五篇：“中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原来的论文共5篇，现增加至16篇，学术部分的内容，因此得以全面充实、完善。下卷“临床篇”，除了少量更改一些过时的名词和不太适合的内容之外，补充了大量验案。书的最后，附“方剂索引”。全书由原来的60万字扩充到80余万字。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我要重点感谢两位“一字之师”：一个是我的同辈同行朋友、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江厚万教授，另外一个是我的学生、湖南中医药大学2004级中医七年制同学张雯禹。

江教授同我素不相识，是多年好友马继松教授送了一本拙著给他，才开始交往的。江教授读过拙著之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指出书中的错别字70多处，修正西医概念不准确的地方十几处。他从拙著中读出我对中医发展前景的迷茫，特意寄来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的新著《系统医学新视野》及其十几篇论文，并请祝教授给拙著写序。他又与马继松教授共同署名，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时代呼唤铁杆中医”，刊登在2008年第12期《中医药导报》上。在马继松等主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教你读医案》丛书（第2辑）中，他亲自撰写了一篇长文“千家妙方解疼痛：彭坚痛证医案理法方药思路述评”，向全国中医界推介我的临床经验。

我的学生张雯禹来自东北，上课之余，经常随我坐堂。在反复阅读、仔细钻研拙著后，她挑出书中的错别字90多处，还为拙著编写了一个方剂索引，囊括书中500多首方剂，工程量很大。我有些不忍心地说：“你身体本来瘦弱，学习这么忙，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为我做这个工作。”她回答道：“我得病多年，服药罔效，老师几十剂苓桂术甘汤，使我身体逐渐变好；我母亲病危，发短信求教，又是得您一剂参附龙牡汤，转危为安。我立志将来要以老师的书为临床指南，先必须反复读熟，花这个时间值得。读出了书中的错处，当然要告诉老师，不一定都对的。至于编方剂索引，则是为了今后便于自己查阅。”江教授、张雯禹指出的错误，在拙著第1版第2次重印时均已更正，方剂索引则附在这次修订版的书末，希望为广大临床学习者提供查阅的方便。

他们对拙著所花费的心血、所做出的贡献、所倾注的情感，岂是古人“一字之师”所能概括的？在同行相轻，于斯为甚的社会，有江厚万、马继松这样正直、热情的诤友，何幸如之！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今天，有张雯禹这样忠诚、勤奋的学生，何愁中医事业后继乏人！

前言的初稿，在一个月前寄给邓老、朱老，请他们审核、斧正。朱老很快回信，除肯定之外，也指出其中欠妥之处。邓老则委托工作人员寄来《国医大师邓铁涛之‘铁杆中医’说》一书，几天前刚刚收到。这是一本去年编印的内部资料，汇集了多年来邓老关于“铁杆中医”的全部论述。我是初次读到，深感邓老提出的“铁杆中医”这一概念，内涵深刻，范畴明确，正本清源，不容混淆。以此为鉴，自己尚有诸多不足，值得随时反省。邓老以书相赠，不发一言，而勉励与期盼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书后附有邓老写的一则关于铁杆中医诠释的条幅，虽然曾刊登在2006年2月6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头版，但我认为：在没有完成振兴中医事业这个伟大目标之前，其中的内容永远不会过时，铁杆中医的历史使命始终不能放弃！我把这一墨宝，放在修订版的扉页，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希望广大中医事业的继承者、热爱者、拥护者，都来响应中医前辈们的号召，做坚定不移的“铁杆中医”！只有更多的队伍云集在这面色彩鲜明的旗帜下，中医事业的前途才大有希望！

伴随着我所挚爱的中医事业，已经走过了40个春秋。蓦然回首时，不由得想起了一句古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幸运的是：历史对于业医者似乎格外宽容，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社会，处境如何，都可以在上、中、下不同的层面，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还想起了孟子留给读书人的那句箴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幸运的是：一个会看病的中医临床医生，胜过于一般屡遭磨难的知识分子：既不必奢望达，也无须畏惧穷，尚可以保持真，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世间没有比这弥足珍贵的了！我们有一个终身可以依托的事业作为支柱，精神世界是充实的，物质生活是宽裕的，心境是坦荡平和的。只要源头活水不竭，生命之树常青！

——人生有此，夫复何求？！

三、江厚万、马继松的呼应    

江厚万教授、主任医师，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研究，力主“古今接轨，中西融汇”的治学方法，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编著12部，曾被聘为全国五位知名专家之一参加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学术成果的评审。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内妇儿科疑难杂症，如以中药为主救治重症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胃炎、新生儿便秘拒食生长停止综合征等治案被《名家教你读医案》系列丛书全文收录，深受好评。目前还致力于经方学术研究，发表了有关经方医学见解独特的系列观点，引起学术界重视与关注。

马继松教授1968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6年制本科），从事中医内科临床、教学40多年，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医书8部，曾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康复学会首届全国委员，省中医痺证学会理事，擅长中医治疗各类肿瘤、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其他内科疑难病证，经验丰富，疗效较好。

当年，为了声援《我是铁杆中医》，江厚万、马继松在《中医药导报》发表了“时代呼唤铁杆中医”：

针对目前中医西化与异化，“泡沫中医”泛滥的严峻现实，中医大家邓铁涛先生提出了“铁杆中医”的命题，彭坚教授在《我是铁杆中医》（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中，对这一命题给出了精彩的答案。该书一扫过去理论脱离实际、坐而论道的浮泛陈言，从中医当代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结合长期的教学实践与临床感悟，对中医的得失成败进行反思，揭秘中医的科学本质以及中医的成材规律，探索中医的前进方向。观点鲜明，见解独到，立意新颖，值得每一位关爱中医事业的学人一读。

该书首先对当代中医进行了理性反思。作者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为保护与发展中医，不遗余力，中医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直面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思考，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会发生北京中医学院的“五老上书”事件，表达对中医教育工作的不满？为什么1982年的衡阳全国中医工作会议还会发出“中医事业乏人、乏术的警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许多著名老中医药专家上书中央，表示对中医事业的极度忧虑？为什么以举国之力，50历年之久，至今仍未能拿出多少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医科研成果？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支中医队伍，却难以找到几个凭中医的真本领看好病的中医？症结何在？该书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沿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方法，进行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违背了中医的自身规律。”“甚至直到前几年，还没有认识到失误的根源，还在继续这种失误，局面还无法得到根本扭转，怎能不导致中医事业出现乏人、乏术、乏成果的严重危机呢？”

中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作者从东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科学史、医学史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阐发。认为“中医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活化石，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本质特征。”中医“把人看作是天地滋生孕育的一种生灵，强调天地人应当和谐统一，人必须尊重和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生存发展，健康长寿。”“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决定中医必须采取整体联系、动态观察的“不打开黑箱”方法来探求生命的规律，采取“司外揣内”的信息方法来辨析千变万化的病症，采取“促自和”的“和谐”方法来驱邪扶正。而不允许采取“还原论”方法将生命的整体分解来寻觅局部的病灶，不允许用“对抗疗法”杀菌抗毒而造成邪正的两败俱伤。也许这正是“被化学合成药物折腾得早已失去耐性的西方人”越来越青睐中医的真谛之所在。

作者出身于中医世家，师承二伯父、湖南著名中医临床家彭崇让教授，跟师临诊5年后，又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医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医学史兼授世界科技史，并始终躬身临床。特殊的经历使作者对中医的领悟与中医成材规律的体察，与众不同。作者体会到，“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水乳交融，”“脱离了临床，理论就很难讲通，甚至‘破绽百出’。”作者始终铭记并努力践行二伯父的教诲：“学中医要从一家之言，取百家之长，……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学中医要善于‘夺人之长’，古今名医的间接经验有时比自己的直接经验还重要。”作者认为，若要成为一名“铁杆中医”，只有“多读书，勤实践”，别无他途。同时指出，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因此，读书“要有计划地读，有选择地读，分阶段读。”尤其要熟读“经典”，夯实基础。该书用了2/3以上的篇幅系统记录了作者对7大类30多种病症的诊疗经验和治疗心得、用方心得、用药心得。这既是作者读书与临床双丰收的见证，更是作者对中医成材规律的诠释。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百年困惑”的中医该向何处去？这是该书所要重点探讨的一个话题。作者认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以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和多学科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为中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者以一个医史文化学者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指出，所谓“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换言之，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适合中医药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我们过去沿袭西医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有关中医的科研、教育、临床、管理，一切都应当颠倒过来，重新认识，重新开始。”中医的科研主旨应该是运用中医药理论，研究临床所需、人类所求，而不应该将“中医研究”变为“研究中医”；中医的科研设计必须符合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而不要听从“小白鼠”的摆布；中医院校的首要任务则应该是培养懂理论、会临床的合格中医―――也就是邓铁涛先生所言的“立足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之上，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有坚实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21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的铁杆中医。”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邓铁涛先生呼吁，要培养“百万铁杆中医”。

彭坚教授以一个“当然的铁杆中医”的自信，发表了有关中医问题的系列观点，无论是引起中医界的关注与共鸣，还是遭到批评或反对，都能起到促进中医，繁荣学术的作用。唯感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援引现代科学方法论解析中医学的科学原理方面略显不足，对中西医结合问题的阐述尚缺乏应有的深度，但并不影响其主题思想的表达。

四、祝世讷的“序言”

祝世讷教授，1940年12月生，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山东中医药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认知系统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担任博士学位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硕士学位课“自然辩证法”、以及“中医系统论”等近十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中医多学科研究，特别是中医学方法论研究，专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先后承担完成省厅级科研课题“中医这方法论研究”、“中医系统论与中医系统工程”、“中西医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8项，开辟中医系统论研究，出版专著《系统中医学导论》、《中医系统论》、《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系统医学新视野》，发表《论中医系统信纸》等韦题论文80余篇，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医现代研究，分析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的差别在内在根源在于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与西医的还原论思维的原则性差别，论证了系统论是医学思维的发展方向，对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进行挖掘、总结、发展，就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总结为元整体、非加和、联系性、有序性、功能性、自主性等六条基本原理，建立起中医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从1985年开努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医系统论”课，后又扩展为本科生的选修课，该课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分获两项省级二等奖。1988年在国内首次招收培养了以中医系统论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生3名，研究了阴阳自和、五藏的超解剖性、“证”是人体功能疾病态等课题，中医多学科研究涉及中医学方法论、中医发展战加重、中医现代化、中医文化、中西医比较研究等，主编《中医学方法论研究》、《中医新知识辞典》、《中医文化的复兴》、《世界传统医学科研方法学》等，合著《科学方法论研究》、《中西医比较研究》、《中医现代化研究》等著作十多部。1996—1997年发表《中医学重大理论问题系列研究》论文12篇，对近几十年来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所面临的困难和矛质进行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剖析，就新世纪中医理论研究的突破进行了开拓性探索，产生较大影响，《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98年起开辟专栏就这12篇论文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讨论。领导的安乐死课题组致力于我国安乐死的立法与伦理研究，发表了发展中国式安乐死的18条纲领意见，研究起草了我国第一份《安乐死暂行条列（草案）》。

当年，祝世讷教授为《我是铁杆中医》作序：

读着彭坚的《我是铁杆中医》，有一种期盼多年而难得的欣喜——终于看到一位现代式铁杆“纯中医”的范例。从30年前起，对于教过的每一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我都郑重地提出一项建议和希望——博学多才，做个“纯中医”，在未来世纪将是“国宝”。但是，各种潮流和时髦在冲击，各种条件在诱惑和制约，在今天要做一个“纯中医”越来越难。

中医传统的成才之路是家传、师承、自学、临证，彭坚从这种传统道路上走来，又接受了现代式的中医规范化教育，但其传统的根底没有被“现代规范”所扭曲，没有被各种潮流和时髦所动摇，相反，他用西医的和科学技术的多种新知，来灌中医之根，固中医之本，从比较中认清中西医之别，领悟中医之“纯”的价值、优势、必由，炼得中医之心铁、道铁、术铁。彭坚以亲身实践证明，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培养和成长为“纯中医”，并且可以用各种现代条件把“纯中医”锻造得更铁。

在西医东渐之前，中医“纯”了几千年，只是近百年来，因为西医进到中国，才在中国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形成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西医自然要发展“纯西医”，中西医结合则要把中医和西医统一起来，那么，中医要不要像西医发展“纯西医”那样，坚持和发展“纯中医”？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有些人否定中医的自主发展，反对发展“纯中医”，这不像“废止旧医”、“远离中医”那样公开地取消中医，而是在从内部瓦解中医。奇怪的是，中医界的有些人也持这种观点，使人不能不问，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中医，难道糊涂得迷失了自我。

近50年来，关于中医在当代条件下如何发展，在指导思想、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战略性的偏差或失误——模糊甚至背离了中医的自主发展之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医的发展合并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去，出现了两种时髦。一是学术研究搞“以西解中”——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来验证和解释中医，有些较为表浅的内容被西医化，而那些基本的核心性内容根本不能做这样的验证和解释，立项的几个重大课题几乎都无果而终，事实证明了中西医“不可通约”，证明了向中医掺杂掺不进去，不能掺杂就必然是纯的。二是临床防治搞“衷中参西”——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互参，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并用。许多中医师不以中医特色为本，反以“中医不丢，西医不低”为豪，搞亦中亦西、半中半西，实则不中不西；有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搞西医辨病中药治疗、西医之病中医辨证分型治疗、中西医诊断互参中西药并用治疗；有些中医专科把中西医结合作为特色，专攻某某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些中医院把“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列为办院宗旨，甚至加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牌子。有人立志要搞中西医结合，应当支持；但是，有些人却在以中医之名，务中西医结合之实，说当代中医就是这个搞法，这就把事情搞乱了，把思想搞乱了，把方向和道路搞乱了。这种做法至今有增无减，许多人乐此不疲，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过是20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浮躁，是在历史洪流的潮头上翻滚的泡沫和垃圾。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这些漂浮物，而在沉在潮头之下的深流。

为了纠正这种不健康的混乱态势，人们才提出要坚持和发展“纯中医”。所谓“纯中医”，就是不掺杂西医、未与西医混合的中医，就是原汁原味、不掺杂、不变质、不异化的“纯正”、“纯真”的中医。“纯中医”之“纯”有两个重点：

第一，经典学术要纯真。原版的、本义的中医学术要原原本本地、不走样地保持，可称之为经典中医学。不能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把经典中医学术验证、诠释得掺杂、变质、异化，更不能“解构”、“重建”。要把纯真的经典中医学术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学到原版的、本义的经典中医学，而不是把掺了杂、变了质东西当作中医学传给后代，以讹传讹。中医历来主张博采众方，现代发展更要借他山之石，中医学术的纯真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要吸收、同化，为中医所用，推动中医的突破和创造，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医学。现代中医学是中医学的现代发展阶段，它以经典中医学为基础，掌握和运用现代条件，研究和揭示新规律，创立新理论，形成新体系。现代中医学是中医独立自主地创新和发展的成就，绝不是对经典中医学进行的西医式验证和诠释，绝不是中西医两种理论的混杂。

第二，辨证论治要纯真。辨证论治不纯、不真、不准，是目前严重束缚中医临床疗效的一大瓶颈，限制着中医特色和优势的发挥。有些中医师学识很多，但不善辨证论治，或虽讲辨证但是不纯、不真、不准，嘴上千百良方，手下辨证茫茫，举方难应其证，效如隔靴搔痒。病人们日益厌倦了那种亦中亦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把式，欲求纯正的辨证论治常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当非典流行、甲型H1N1流感到来时，人们特别怀念50年前的蒲辅周们，希望中医真地拿出过人的杀手锏。“纯中医”并非要中医师只懂中医，其他的一概不要学，不，中医历来讲究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当代的中医师需要或应当懂得西医、中西医结合，但是，纯正的辨证论治是第一的、核心的，是立身看家的本事，要将西医、中西医结合的知识和方法服从和服务于辨证论治，通过比较研究使辨证论治更纯、更真、更准，特别要靠纯、真、准的辨证论治解决医疗难题。

坚持和发展“纯中医”不是什么门派之争，而是一种客观规律。因为，中医是中国古代第5大发明，其基本理论和实践包含着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发明，但都远在西医的视野之外，西医迄今无法企及、无法理解、无法研究。人们用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希望将中西医汇通、结合，结果是“汇”而不“通”，“结”而难“合”，实践证明中西医“不可通约”。“不可通约”就是“纯”，中医无法不纯，不能不纯，不纯也得纯。坚持和发展“纯中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不论绕多少弯，都要走上这条必由之路。

弗·培根当年曾说：“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不要再枉费劳动去兜圈子了，中医的自主创新和现代发展，应当从坚持和发展“纯中医”这个基础上开拓。

憾于未曾与彭坚谋面，但读其书深于见其面，趁大作再版，应约坦言为之序，以寄所望。江山代有人才出，一批又一批有胆有识的纯正中医，一定会冲破各种羁绊成长起来，把纯正的中医学术、纯正的辨证论治坚持和发展下去，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把纯正、纯真的中医贡献给世界人民。

五、彭坚的学徒生涯

彭坚教授在他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1. 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吟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这是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以大伯祖父彭韻伯的名气最大。他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某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即卧床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消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某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多次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领导人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西医称作“癔病性昏厥症”的疾病，得病已经四十余年，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遍访全国名医，用任何药物都无效，过几天就会自动苏醒。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半个小时就醒了。徐老先生大为惊讶，问为什么会有效。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籍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许胤宗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中医古代最有名的医案、明代的《名医类案》，将这个医案列为全书的第一案，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后，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认真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也许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医与现代科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讲不清它的道理，但有时候，比能讲清道理的西医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支撑它的学科背景是几千年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临床实践，而不是现代科学手段。中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个神秘王国。

2. 入门之阶

最初跨进这个神秘王国，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靠背书记诵的“童子功”，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作为老师的二伯父，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印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给学生讲述起《伤寒论》来，听说是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梳，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象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中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中医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3. 最后一课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招呼伯母，给参加抢救的学生煮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当我刚把尿壶凑上去，二伯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编写过中医内科、伤寒、金匮等教材，也为继承家学的后辈们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但都没有刊行。每当问及著述一事，二伯总是宣称：“我治病能有所疗效，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善用古人的方，拾古人的余唾而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不值得留言后世。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真正了解中医的人都知道：其实这是一句大实话。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人生、对学中医的看法。他的许多教诲，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的这些话：“为什么一开始学医，我就让你苦读《伤寒论》？清末陆九芝说过：‘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这叫先入为主。《伤寒论》是中医的临床圣典，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不奢谈理论，紧扣临床实践，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有序地展示出来，以错综复杂的文字,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灵动地、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中医的生命，在于能看病，看病的本领，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而在于会辨证，‘认证无差’，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先让《伤寒论》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妨甩开他们，直面张仲景，感受原文，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自己去思考、去体会，你将会受益终身。”

“培养中医临床医生，可以从《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启蒙书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也可以从《伤寒论》入手，先难后易，高屋建瓴。循序渐进，是培养一般人才的方法，高屋建瓴，才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对你，我取其后者。至于《黄帝内经》，可以先读《内经知要》，掌握其精髓，因为全书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又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看病，不可读得太早，以免陷了进去，分散精力，迷失方向。到四十岁以后，有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才能真正读懂。”

“学医要从一家之言，取百家之长。例如，清初的三大国医：叶天士、张石顽、吴谦，皆有鸿篇巨制，都是临床高手。《临证指南医案》、《张氏医通》、《医宗金鉴》，任选一种，‘执一书可治天下病’。叶天士的术难读，因为全是医案，要一个个揣摩研习，但叶氏临床经验之丰，古今无人企及；张石顽的书深邃，病无巨细，都能找到治法，并且规矩井然，可备案头参考；吴谦的书通俗，一病一方，疗效可靠，平易稳妥，最适合作家传师授的教材。此外，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儿科有《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外科有《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眼科有《审视瑶函》，针灸有《针灸大成》，都是本学科的杰出著作，可师可法。其它如张景岳、徐灵胎、陈修园、陈士铎、吴鞠通、王清任、程钟龄、唐容川、张锡纯等医家，都对临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不可不流览，然而，要从中选择一、两家，读细、读精、用熟，以作为自己临床的‘安身立命’之本，再旁采诸家，以弥补一家之偏。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

“学医要善于‘夺人之长’。夺谁的长？古人、今人的长处，即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中医有个特点，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阅历、生命毕竟有限，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几十年也熬不出头，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今名医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文献，这是学西医的人所没有的优势，学中医的人有书读，要读书，还要有一双‘慧眼’，识得真货，更要有一份胆识，看准了就用。古今名医著作中介绍的效方，大部分是可靠的，但有时也难免掺杂水份，或有夸大不实之辞，拿来用过，有效，成我囊中宝物，无效，弃之亦不可惜，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经验。总之，只要怀着谦虚之心，好学之志，偷学的本事，实施的勇气，多读书，勤实践，善于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就能打破常规，很快成才。”

“学医要抓住方剂这个核心。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方是中心，是灵魂。一首好的方剂，往往组方严密，层次井然，充满了辨证法，充满了结构美。象阳和汤的刚柔相济，六味地黄汤的动静得宜，使你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构方的技巧。张仲景的二百余首经方，至今效如桴鼓，古今几十万首方剂，无不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学方要潜心领会其风骨精神，用方要尽量使用原方，决不能自以为聪明，画蛇添足，随意加减，否则，必将破坏原方的疗效。打个比喻，一首古代名方，犹如一首优美的古诗，一幅千古名画，更象一座古代建筑，如果你不能领略其中的情趣，信手涂鸦，还自鸣得意，固属浅薄；倘若随意拆梁换柱，增损加减，则原有建筑的风格与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你能怪古方没有疗效吗？经方、时方、当代名医之方固然要学，单方、验方，甚至江湖医生用之有效的方法，也要掌握一些。俗话说：‘单方气死好郎中’，有时辨证论治走到山穷水尽，改用个单方却起死回生，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决不要以为学会了辨证论治，背诵了几百首汤头，就掌握了一切，须知在民间还蕴藏养着丰富的中医学成就，象《验方新编》、《串雅》、《理瀹骈文》等总结民间经验与江湖医生经验的书，其价值，不下于其它名著，应常备案头，随时参阅。”

“治病要抓主证，解决主要矛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古方为什么讲究君臣佐使？就是针对疾病的主要矛盾而设。用药要单纯，处方宜精当，切不可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一面也顾不到，喜开大方的医生，古人讥讽为‘广络原野，希冀一、二’，其实是心无定见，靠碰运气。”

“初次诊治的病人，如果病情复杂，宜先投石问路，从一点切入，静观病情的变化。倘若病势有所好转，则可得寸进尺，步步跟进，争取一环一环解开；倘若病势有所加重，也不必惊慌失措，但须改弦更张，转换思路，而从其反面论治，往往有效，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非表即里、非寒即热、非虚即实，懂得这个辩证关系，就能沉着应战；倘若病势不进不退，则应调整角度，重新选点，也可能是药力未到，须守方不变。而要做到心中有数，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紧扣主要矛盾，才能把握好全局。”

“当医生是一门高尚而艰辛的职业，而中医更是一种可以寄托终生的事业。守着这个事业，一辈子不一定会轰轰烈烈，但可以过得很充实，很丰富，也很平静。一旦咬定从事中医事业这个目标，就不要轻易舍弃，还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这是值得的，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而屡屡受挫，抱憾终生，唯独当医生，特别是当中医，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怕横遭厄运，无须借助于任何物质条件，三个指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高标准则可藉以实施‘仁者爱人’的远大志向。惟其高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不应当把谋财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惟其艰辛，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应当淡化作官发财这些世俗的观念，倾注全力于自己的事业中，精力的投入越多，对病人、对自己就越有好处。”

“中医是真正的长春树，当同龄人谢幕下台的时候，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人，才开始登上一个更高的境界。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专家，肯定会多几分精神的充实，少几分身体的苦痛。能够与中医事业相伴始终，是人生的一种机遇，一种福气。”

岁月如河，一晃流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