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读到潘虹1994年4月21日的日记，她的爸爸1968年4月19日服药自杀。潘虹妈妈第二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但她在雨里站了很久，“革命群众”不让她进，他们要她与“畏罪自杀”者划清界线。潘虹妈妈只好含泪返回，委派15岁的小潘虹去处理后事。再后来，潘虹一个人捧着父亲冰冷的骨灰盒，整整三天二夜，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从此，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那样的年代已经离去了很久，似乎不会再来。但是，似乎它仍然没有离去，盘踞在一些心有余悸者的心灵。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改变，许多人还在怀念那样的年代，呼唤那样的领导人，期望再来一次。

那天，我加入了“783青春岁月如歌”同学群聊，一位同学化名“苦大仇深”。我问他：“##，怎么成了‘苦大仇深’？”他说：“为了斗地主能赢，就取此名。”

另一位同学接着说：“苦大仇深，是不是应该改一个‘喜笑颜开’呀？”

“如果改了名字，我打牌斗地主就难得赢钱了。”

那位同学已经在洛杉矶快30年了，“苦大仇深，地主在中国现代不是早已翻身了吗？”

“中国现在的地主是政府和官员。其实，农民是不能对自己的土地做主的。所以，他们不是地主。”

于是，我又忍不住插话：“##，我记得好像你的上一辈也是斗地主出身（不知道对不对），你也接班了？”没想到，这位口齿伶俐的同学竟然再也不接腔了。

当然，说起这个故事并不只是为了八卦一下。我的这位同学并非“穷开心”，他虽然出生于革命家庭，不仅对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不满意，也对老一辈的革命斗争有所反思。也许，我们有理由为现在担忧：“文革”和阶级斗争那样的残忍为什么阴魂不散？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革命同志，为何一下子崩溃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播种“仇恨”的教育能否让我们收获“爱”的果实？打江山、坐江山的道路能否颠覆历史周期律？......

附潘虹日记：无法哭泣

1994年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