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半百，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死”。

    生命实在脆弱，人的灵魂不经意间就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中溢出，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医生，我们每天都在面临“死亡”，早已习惯于“死亡”是病人、是别人的事情。不久前，一位20岁的年轻人急性发病，高热、黄疸、肝脾肿大、血小板减少，经过全市会诊，还是诊断不明，终于在转去中山大学三医院的第3天，死于DIC。他的父亲悲痛欲绝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单纯的小伙子，我的心情也异常沉重。但是，每个人都要走向死亡，这是我们大家谁也取消不掉的约会。也许通过努力能拖延一会儿，但终究还是得赴约。

    自古以来，对活着的人谈论他的死亡，都是最令人不愉快的话题。死亡的恐惧始终笼罩着人类，不论对于人类肉体或人类文化来说都是这样。人们热爱生命，憎恶死亡，既使叱咤风云如秦始皇、汉武帝，他们也在死亡面前战栗觳觫，他们凭借权力着魔般地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现实，改变不了自然规律。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老祖宗论及死亡时，很少达到过西方人的深度。在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文化里，死亡往往已超出了它的本身，而带有了无限的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色彩，这是孔夫子的孔教与释迦牟尼的佛教交互作用的结果。类似的认识在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例如基督教的说法），但西方的先哲们早已甩开宗教和道德的羁绊，给死亡赋予了极高的哲学地位。这种死亡的哲学，或者说人死观，并没有将死亡搞成玄而又玄的清谈，他们认为“死”与“生”绝非完全对立，他们研究“死”正是为了探讨该怎样去“活”。

    宗教也宣扬“人死观”与“人生观”的相通：佛教的生死轮回，基督教的死后审判都具有此种意义。但西哲们的“人死观”并不渴求无意义的来生，而是立足在现世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死亡是一切事物的正常过程，因此没有必要恐惧和害怕：“某个时候我们已不存在，对此我们并不介意，那么为何我们对自己的即将消失感到忧愁？……死不过同生前一样。”歌德在论及莫扎特和拜伦的中年早逝时，则作出了相当达观的评论：“他们每个人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他们应该离去，以便让他人在一个长期延续的世界里也有事情可做。”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不乏潇洒和智慧：刘伶醉酒，骑在狂奔的病马之上，直呼“死便埋我”，体现了豪气；庄子自知死期将至，鼓盆而歌，抚掌而呼，表现出对死的坦然；李白为了追寻美丽的月色而跳进了银河，他为美而死；杜子美在一片孤舟中安息地闭目，他为“济苍生”、“善天下”而死。上帝说：你来自黄土，终究要归于一掊黄土。苏格兰民谣说：活着时，你要快乐些，因为你将死得很久。伊壁鸠鲁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是呵，死亡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意味着一切的一切都将终止，是永恒的沉寂。但从某种意义讲，死又是生的继续，我们必须要有责任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活？事实上，对“死”的认识变得平和和实际，对“生”的认识也会变得超脱和高尚。蒙田认为，学会怎样去死的人，便会忘记怎样去做奴隶，认识死的方法可以解除人的一切奴役与束缚。我以为蒙田的话很有道理，既然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再现的，我们就一定要把握好今生。当我们带着内在的自信和外在的平和安然死去，我们就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带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父母，我们就没有白活，就预备好了一个既充实又满怀感恩的出口！

    年少的时候有很多梦。现在看来，最无知的梦想就是要在历史上“划一笔”，也许这个梦曾经感染过我的亲人，当然更重要地是感染过自己。“划一笔”虽然很小，但谈何容易？首先，自己没有具备那样的素质，缺乏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坚韧不跋的毅力；其次，缺少那样的机遇（有些人就碰得上那样的好事）。自己是个极其软弱、极其平庸的俗人，就只能按俗人的标准安排自己。

    俗人是什么标准？那就是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虽然不可能惊世骇俗，不可能呼风唤雨，但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人格，与人为善，具备起码的同情心。我十分憎恨那些不仁不义、无法无天的人，无论他是俗人还是超人？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罪恶无人能知，无人能晓，他们自以为是、瞒上欺下、设谋害人、贪婪诡诈，最终无法求得灵魂的平和。我非常欣赏台湾某作家的心态，不要敛财，不要贪色，钱够用就行，追求一辈子收支平衡。我们俗人来到世上，轻松做人，实在做事，互相友爱，互相包容，和气生情，和气生财。我的想法可能不适合许多人，但我相信适合大多数平凡的人。

    的确，死亡是残酷的，它可以将你变得一无所有；但它更是公正的，它平等地对待一切生灵。因此，它有权教我们怎样去“活”？教我们如何善待别人和善待自己！

                                                         2004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