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次回乡之前，大表姐写了一篇回忆录，纪念三姑母的一些往事。

1986年清明，舅舅到马坪为外公家家扫墓时，在我家与母亲一起进餐

1994的冬天，徐家河水库的冷风翻过坝堤顺着斜坡刮到长岭镇职工宿舍，让人瑟瑟发抖。我此时已经调到应山因种种原因还没上班，就暂住长岭。老孙已从镇党委书记调到县司法局，赴任去了。

一天早上，我正拿着两个馒头和一碗稀饭准备吃早餐，突然有人推门进来，抬头一看是在马坪上班的二女儿小静。

“你怎么一早就来了，有什么急事？”她一句“无事不登三宝殿”，打开了话匣子：

“婆婆病了，发烧了几天，我叫她到医院看医生，她不去，拿药也不吃。他要你回家，还说我拿舒的药不好，我只好来找你。”一副委屈的样子。

“烧了好几天？”我火烧火燎地问，也觉得事情严重。另一方面，也感到了母亲对我的信任。没顾上吃完饭，我就拿着馍头跟小静一起搭车。

回到马坪，看到母亲的脸烧得红通通的，问：“你不吃药，那跟我一起到长岭去看医生。”我一边心疼地说，一边帮收拾衣物。

到长岭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肺炎需住院治疗。好在医院的向以清护士住我家隔壁，我就要求医生开药，由向护士在我家给母亲打针治疗。

就这样，母亲在长岭打针吃药20多天，复查后肺炎基本痊愈。此后，我留母亲长住，从冬月初到腊月27日将近两月。每早、晚两杯牛奶一个苹果。

这段时间，我得以和母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尽孝的机会，也是我们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那时她听力还不错，我们之间交流也顺畅，很多往事也从她的记忆里一点一点搬出来，我的思绪也被拉到几十年前。

民国初年，我爷爷王太和在马坪真也是个小有名气私塾先生。“马坪出人才”，他也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写坪人才吧。父母和街坊老人们经常讲：他能出口成诗，提笔写对联。

那时，马坪分下街、中街、上街和柳林街。我家是下街人。每逢春节，大年初一早上，天都还未亮，大家提着灯笼挨个各家拜年。其中有些识文断字的就要看对联。

下街各家的对联80%都是我爷爷写的。他根据各家的情况，家庭主人的性格特点，做什么生意，写出恰如其分的对联。有时也会开个小玩笑，将此人的绰号藏在上下联里，横批直接道出。为此闹出不少恙善意的笑话，成为街坊邻里们家长里短的笑资。因此，大年初一早上看对联就成了下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常常想，马坪-聂家湾相隔20多里的山路（我也走过无数遍），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里，王聂两家怎么联上的姻？

原来外公也是一位私塾先生，两人关系还不错，经常往来（那时候有点文化的人不多）。你到我家玩上十天半月，我到你家一住也是十几天，他们在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文化，就这样敲定了儿女的亲事，成了亲家。

我母亲聂耀明从聂家湾嫁到马坪下街王家不久，爷爷就因病去逝。爷爷故去，王家就衰落得只剩五间（一条龙）临街的房子，因生计所迫，卖了两间给杨家，剩下三间兄弟三人一间（从前到后三进）。二伯死得早，无儿无女，因大伯儿女多，且接手了爷爷留下的生意，二伯的房子也归了他。

大伯继续临街生意，我父亲没本钱只好到处打短工，没有固定收入。有时候帮别人跳脚、轧棉花，但他嗜酒如命。打工的钱买酒喝，没工打时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用母亲的话说，“碗来无存，寸草无根”，就是个在街上“住石板”的。

母亲是个“苦把苦做”、勤奋坚强的人。她凭自己一双手，一日一夜一双鞋，到府河边卖。那时候府水深且宽，清澈见底，来往船只如棱，纤夫很多，鞋子很好卖！有时也跟别人做衣服，织毛衣，帮有钱人的小孩织帽子、钩袜子，凡能用双手挣钱的方式她都慢慢地学会了。就这样，在马坪街上艰难地“活着”。

由于生活的磨难，母亲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上面的几个姐姐都相继夭折，其中一个是在母亲得重病（腿长恶疮“塌骨痰”，即现在的蜂窝组织炎）时，无钱医治用命挨，哪有奶水喂孩子？她又饿又哭，不能下床，那位姐姐就在出生不久饿死了。

姐姐死后，父亲找人草草埋掉。母亲当时的心情千刀割肉，万箭穿心，其痛无以言表。几十年过去了，母亲讲到此事时，仍然泣不成声。

终于，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用土方法慢慢地治好恶疮，但也还是在床上睡了几个月才能够下床，算是死里逃生。旧社会那有穷人活命的机会，生活再眼难，但日子还是要往前过。

我于1947年出生，月子里一如既往地连饭都吃不上。外公、外婆知道母亲的难，叫姨妈到马坪来看看。当时姨妈也不知道我出生了，只帶了一升糯米和20个鸡蛋。看到如此景况赶快上街买了米、面、糖，又割了几斤肉，并在我家住了几天，服待母亲。我才得以有奶水吃，慢慢长大。我下面的出生的一个妹妹也没有这么幸运也夭折了。

不久，大姨母也去世了。母亲常常拎着蓝子挖野菜，还牵着两三岁的我。有一次，我们到别人菜园里掐南瓜滕子尖，她用棍子跳起来由我掐，然后洗净回去炒的吃......

1949年，黑暗的旧社会过去了，穷人翻身得解放。马坪镇感立各种穷苦人的组织，我亲是做苦力出身，所以地加入马坪镇搬运站，当了第一届搬运站的副站长兼会计。虽然有了固定收入，但生活习惯仍然不好，吸烟、喝酒、打牌。给予家庭的也所剩不多，我和母亲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

1952年的一天，双河赶马坪集的一个人告诉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幺幺离婚了。母亲听说后，立马灭息了灶里的火赶往双河寺，将睡在床上痛哭了三天的幺幺接到家中。

当时正在扫文盲，就将幺幺送到识学班里读书，负担越发重了。开明的外公经常教导母亲和幺幺，妇女在任何时候都要自强、自立，不要依赖别人生活，才能不断地强大。幺幺终于坚强地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当年，舅舅在武昌的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学习一年，跟聂洸（聂华苓父亲）家的大房张大奶奶（我应该叫老家家）有来往，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和联系，将母亲送到武汉学习缝纫（包括裁衣、做衣），住在张老家家家，一边帮他们买菜、做饭、洗衣，一边学习缝纫枝术。

母亲进过一个故事：老家家的管家买菜时，有点爱占小便宜，而老家家不识字，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有一次她让母亲帮忙买菜，结果母亲买的菜便宜很多，老家家就将管家辞退了，将买菜的任务交给了母亲。

老家家的儿子听说母亲的遭遇后，鼓励她离婚，因为当时正在贯彻执行《新婚姻法》，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离婚高潮。并说不必她出面，一切手续可以帮忙代办，可以把我也接过去上学。母亲当时非常欣喜，但想到对舅舅和外公会有负面影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学业结束后还是返回了马坪。

她到老还时常叨念着，一生有两个错误决定：一是未跟陈少敏（陈大脚）去参加革命；二是在武次没听叔叔（老家家的大儿子还是二儿子）的话——离婚，成为终生遗憾！

学成归来，舅舅帮她买了一台缝纫机，她成了马坪第一个能自裁、自做（用缝纫机做的新式衣服）的人。不久又成立了马坪缝纫社，她是组织者之一，被选上缝纫社的监事主任。先把幺幺安排到缝纫社，又将义达哥（大姨母的儿子，大我四岁）和王家二哥安排进缝初社。

1957年反右时，舅舅被划成右派，舅母和外婆带着两个孩子（聂广、二启）调到马坪卫生所，在唯成分论、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她们被打到最底层。卫生所只给了半间屋给舅母住，母亲把外婆先安排在我家住，后又租了郭家练（余绪国隔壁）半间屋外婆住。外婆带着两个孩子，早晨到我家，天快黑时回到出租屋。虽然粗茶淡饭，母亲觉得跟娘家人在一起，再苦也觉得甜，也是尽父母孝，报答养育恩，回馈弟弟帮她学手艺的尽力而为。

讲到这里，母亲停了停说：那时聂广和二启很小，他们是我娘家的根。你家家一个小脚，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作为有当时的聂家大女儿，我不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谁帮助？

舅妈在单位经常受到歧视和排挤。1958年，徐家河水库做成后，水库里的鱼长得很快。有一渔民捕到一条十几斤的鱤鱼拖到街上卖，舅妈看见了很想买，就叫那人将鱼拖到卫生所里。其他人一见这么好的鱼就都想买，舅妈据理力争，其他人都说：“老徐，我们不买你也买不起。你有钱吗？”

舅妈见状说：“我买不起，还有我姐姐。”

她将卖鱼的又带到缝纫社（后门对着卫生所前门）。找到我母亲将情况说了后，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世蓉，一定买，没钱我给。要争这口气。”这件事，义达哥也讲给我听过。

在马坪的这段时间，由于我家是贫民，政治上能抬头，所有大的事情是母亲顶着，谋划，两家人拧成一股绳，终于渡过了那段困难的时光。

记聂广和二致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工人前，有些流言诽语说：不是招工，是将成份不好的孩子送去下放黄土关。舅舅当时急坏了，到我家来问情况，是否真象外面传的一样（当时我正在跟前），说：“我不管，两个孩子要真是下乡，就将他们都交给你。我流浪天涯，沟死沟埋，路死路埋。”

经母亲到余绪国（街道主任）家反复确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此事才了结了舅舅、舅妈的一桩心事。

母亲的一生，在战乱中（1921年3月28日）出生，在悲苦中沉淀，在痛苦中汲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意志与命运抗争，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家庭担子，养育了两个女儿，并拼尽全力让我和妹妹学习了一定的知识（都是中专毕业），使我们能自立自强，谱写出新旧中国最底层妇女的最强者的形象；她也成为我和妹妹尊敬、热爱和学习的榜样。在我调到应山有了安身之地后，就接母亲来和我一起居住，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愿母亲在天堂幸福安康！

2025年4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