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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庄庭兰. 论五行学说在《素问》中的模式构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41-145
摘要:《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的医经《素问》与《诸子略》的道家、阴阳家有密切的关联。《素问》充分吸纳了邹衍的五运终始说、《月令》的四时应合说。先秦道家与阴阳家的结合,奠定了医家《素问》的形成。在汉代,五脏配五行这个问题是经学中今古文学派的重要分歧点之一,体现了医家与儒家的相通,《素问》的观点与《今文尚书》派相同,这种配合最为合理。《素问》中特别强调某一脏器功能的学说基于对五行元素性质的认识,有袭前衍后的作用。
一、“五行”学说进入医家的过程
传统观念中所谓“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它们被当作宇宙构成的五大元素。
“五行”之说见于《尚书》,在《甘誓》篇中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话[1] (p∙155),郑玄注云:“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2](p∙84裴马因集解引)伪孔传则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1](p∙155)虽然都没有明确说是指金木水火土,但 我们根据文献线索来推寻就很明确了。郑玄的说法是本之于《礼记·月令》,伪孔的说法则是本之于邹衍的五德终始,实际上都是隐指金木水火土而言的。孔颖达《正义》说:“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时,各有其德。”[1](p∙156)是用郑说来解伪孔传的。如果就郑、孔的意思看,孔颖达的这一沟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对《甘誓》所说“五行”作如是解,一直支配了近两千年。清末梁启超开始怀疑这一解释。当代庞朴先生根据马王堆帛书,才完全推倒了这一说法。庞先生作出结论性意见说:“对于先秦文献中的五行,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律指为水火木金土的五行及其体系;应该想到它常常也指五种德行,而这些德行同水火木金土之类全无瓜葛。”而是思孟学派的另一概念体系,到了汉代董仲舒等人之后才与水火木金土混到一起。[3](p∙129)我们再根据《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五行篇》内容看,与帛书大体相合,所以我们认为庞说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我们谈《尚书》中的“五行”,仍只能以《洪范》为始。尽管对《洪范》的准确形成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它成于先秦大体不会错误。自《洪范》明确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1](p∙188)并分别置定它们的性质之后,汉代人作《洪范五行传》,以五行为模式和其间的承受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辨系统。我们通过对先秦“五行”说进行综理和归纳,大致可以看出,除去上面所说的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不相干外,主要还有几派:
其一,是邹衍的“五行说”。《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了《邹子终始》56篇。据《史记·封禅书》云:“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 终始五德之运。”[2](p∙1368)刘歆《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4](p∙352)《史记·孟荀列传》及《索隐》引刘向《别录》均言邹子书有《主运篇》,与此《邹子终始》是什么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这里不讨论。但邹子一派是以“五行”解释五帝更迭朝代气运为主旨的,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其次,是以《吕氏春秋》中十二月纪为代表的。这一派以木火土金水分配春夏秋冬四季,又分别配合自然现象、朝廷政令及人事措施。是以天时与人事相应合为主旨的。尤其是这一系统被采纳到《礼记》作为《月令篇》之后,正式进入了儒家学说的思想范畴中,对后世影响很大,历时甚久,汉代有所谓“今月令”,唐代又重新改编为《唐月令》。
最后,我们谈《素问》中的“五行”学说。《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苏舆义证:“此与《洪范》五行之次不同。《洪范》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郑康成以为本阴阳所生之次是也。此以四时更迭休王为序,所谓播五行于四时也。《素问》《淮南·原道训》《白虎通》并用《洪范》。”[5](p∙321)《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阴阳家类又著录了《黄帝泰素》20篇,颜师古注云:“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6](p∙1734)我们以为这一著作非常重要。因为,本来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两个独立的思想系统。《周易》谈阴阳而不谈五行,清赵翼曾有《〈易〉不言五行》一文,云:“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7](p∙3)赵翼只说把五行学说牵连入《易》为“后儒”为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两种思想相结合的线索,这在古代思想史研究中有很大价值。虽然此书早已亡佚,但从名称及颜注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已经结合起来了,所以颜注说“言阴阳五行”。二是将阴阳五行正式与黄帝挂上了钩,所以称《黄帝泰素》。据《史记·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云云,《正义》引皇侃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2](p∙1256)是“消息”即指阴阳。当然,说黄帝时已经把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并运用了,这是完全不可信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起码西汉时代,已经出现了黄帝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系的说法。从而使我们理解了《素问》一书成熟地运用 阴阳五行学说却为什么偏偏要用黄帝与岐伯对话的形式来创作。进一步来说,我们知道所谓“黄帝学说”是属于道家范畴的,《黄帝泰素》一书可能已经把“阴阳五行”学说与“黄老道家”学说也结合起来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出《汉志》中《方技略》的医经《素问》与《诸子略》的道家、阴阳家的相互 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素问》也充分吸纳了邹衍的“五运终始说”、《月令》的“四时应合说”。比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鬼臾区引《太始天元册》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王冰注:“五运,谓木火土金水运也。”[8](p∙37)又如《五 运行大论》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8](p∙38)而《藏气法时论》言: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8](p∙14),都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这些思想关联的脉络。由此,我们从文献上就可以得出结论:先秦道家与阴阳家的结合,奠定了医家《素问》的形成。现在学术界或称其为从“黄老学派”中分出的“医道派”,是很有道理的。
二、五行与五脏的对应配合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是不可胜数的,那么用“五行”理论可以概括吗?在这一点上,先秦及汉初思想家们是通过以“五”为单位将它们进行无穷对应并利用其间的复杂变化来完成的。对此,我们可称之为“以五归类法”。将世间复杂的事物都以“五”为单位进行归类。比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 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9](p∙101)在“五声”“五味”“五色”“五谷”之外,与《素问》有关的又有“五畜”“五运”“五星”“五方”等。我们认为,这种“以五归类法”应当是在“五行”的数字类别模式下推衍形成的。如果还有更复杂的事物差别的情况,再在这五类中进行二级分类和交变分类来完成,如《文子·微明》:“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10](p∙13)又分别言“上五” “次五”“下五”等[10](p∙13),这便是一种概括。《素问 ·六节藏象论》中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8](p∙7)这又是一种概括。而且我们与《孙子·势篇》来对读,发现《孙子》也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11](p∙89)《淮南子·原道》也说:“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12](p∙59)连句式都极接近,可以认为,以“五”之变为无数,是当时一种共同的思路观念。有了这种思路,那么“五行”学说便可以成功地概括万事万物而渗透到任何一种思想领域里去了。具体到医学来说,人体脏器虽多,照样可以选取五个主要脏器来对应“五行”从而涵盖所有功能,这样决不会产生窘困现象。《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5](p∙356)便是极好的说明。在《素问》中,以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如《阴阳应象大论》中说: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心;土生甘,甘生脾;金生辛,辛生肺;水生咸,咸生肾[8](p∙4)。又《宣明五气》中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8](p∙15)通过与五味的应合关系,可以看出这与《尚书·洪范》所说是完全相合的。《洪范》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1](p∙188)如果我们进一步广泛考察一下,从先秦到汉代对五脏与五行相配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五行与五脏的对应从不固定到逐渐固定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素问》中五行五脏学说逐渐成熟的过程。比如《管子·水地》中就说:“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13](p∙815)如果也依五味进行关联,则是脾属木,肺属水,肾属金,肝属火,心属土了。这与《素问》的说法就很有差异了。到了汉代,五脏配五行这个问题竟然成了经学中今古文学派的分歧观点之一了,由此可以看到医家与儒家的相通关系。据许慎《五经异义》所载,“《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玄《驳异义》云:“《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14](p∙193,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对这些不同说法,可以用下面的表来表示:
五行 |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
今文说 | 肺 | 肝 | 肾 | 心 | 脾 |
古文说 | 肝 | 脾 | 肾 | 肺 | 心 |
管子说 | 肾 | 脾 | 肺 | 肝 | 心 |
由此可以看出,《素问》的五行与五脏配合是与《今文尚书》派相同的。这一配合最为合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配合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各元素的性质最吻合,最能在模式的成分定位中准确地反映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差别,同时也最能与时、方、色、味等范畴一致。总之,根据这种配合模式在治疗疾病时最为有效。所以郑玄在《驳异义》中特别用“今医病之法”为根据来支撑这一配合观点。为了更完备地说明这一多方面的配合关系,可列下面这个表:
五行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五脏 | 肝 | 心 | 脾 | 肺 | 肾 |
方位 | 东 | 南 | 中 | 西 | 北 |
致病 | 风 | 热 | 湿 | 燥 | 寒 |
五味 | 酸 | 苦 | 甘 | 辛 | 咸 |
四时 | 春 | 夏 | 长夏 | 秋 | 冬 |
天干 | 甲乙 | 丙丁 | 戊己 | 庚辛 | 壬癸 |
这一模式,可以说是“五行”配合学说的大总结,在《素问》中已经予以充分的体现了。
三、与五行相应的五脏重要性有所差异的原因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说:“五运之始,如环无端。”[8](p∙7)那么,五脏的功能各自都是“环”中的一点,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迁复更递,以成为统 一体,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专门论述。这里我们谈的是在《素问》中确有一些特别强调某一脏器功能的内容,这又将怎样来解释呢?比如:
有特别强调“脾”的。在《玉机真藏论》中说:“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8](p∙12)在《五藏别论》中说:“五味入口,藏于胃(按:胃与脾合,为同一功能系统),以养五藏气。”[8](p∙8)《玉机真藏论》又说:“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8](p∙13)在《太阴阳明论》中也说:“脾者,土也,治中央……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 生万物而法天地。”[8](p∙18)由此可以看到,《素问》特别强调脾胃功能的重要性,其职能在于饮食,将营养灌注到其他脏器以维持生命,所以医家都视脾胃为“后天之本”,这是与“土”的性质相合而决定的。沈括说:“《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15](p∙42)“土”的本性就是“能生物”。《春秋繁露·五行之义》:“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 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5](p∙322)又《五行对》:“五行莫贵于土。”[5](p∙316)《淮南子·地形训》:“位有五材,土其主也。”[12](p∙355)《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土为最大,苞含万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母。”(“母”字依卢文说补)[16](p∙170)又云:“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16](p∙190)在其他一些典籍中虽然没有明言“土生万物”,但通过后人的阐发可以准确地理解到这一意思。比如《周礼·天官·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郑注:“各尚其时味,而甘以成之,犹水火金木之载于土。”贾疏云:“金木水火非土不载,于五行土为尊,于五味甘为上,故甘总调四味。”[1](p∙667)《尚书·洪范》:“土爰稼穑。”孔疏:“其稼穑以人事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穑非土之本性也。”[1](p∙188)土生万物,为万物之母,为五行之主,这种思想是基于对五行元素性质的认识。
又有特别强调“肾”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论人体生命过程时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写,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写。”[8](p∙1)以肾气的盛衰说明生育机能的生成与消竭,实际上就是对生命力的诠释。充分认识到肾气的决定作用,所以医家都把肾视作“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在非医家典籍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线索,比如《管子·水地》中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13](p∙815、p∙831)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整理者题为《太一生水》的部分,其中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引文并参考李零《郭店楚 简校读记》)[17] (p∙32)都是把“水”看作万物之始的。再看《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郑玄《易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18](p∙92、p∙89)又《尚书·洪范》以水火木金土为序,《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引郑注云:“此数本诸阴阳所生之次也。”[2](p∙1612)按以郑玄的解释,五行生成的次序也是以“水”为始的。《汉书·李寻传》载李寻云:“臣闻五行以水为本。”[6](p∙3189)这些,都说明《素问》如此重视与水相配的肾,也是自有其学术思想来源的。正因为《素问》以水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这一观点又被后世道家所继承,如《上清黄庭内景经·五行章》在《五行相推返归一》节中说:“五行,谓水火金木土。相推者,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周而复始。又相刻法,水刻火,火刻金,金刻木,木刻土,土刻水,水又刻火,周而复始,相推之道也。返归一者,水数也,五行之首,万物之宗。”[19](p∙66)所以,以水为万物之始、生命之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素问》是有袭前衍后的作用的。
我们知道,人类作为生命体来说,其最基本的性质不过两大方面,就是:一要维持个体的自身存在,二要繁育生命新体的延续。这两点构成了人类及一切生命个体的本能。《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p∙1422)概括得很准确。五行中的“水”与“土”两大元素,以生而论“水”最为始而“土”最为贵,体现在脏器上就是肾与脾。脾在维持个体生命方面最重要,肾在产生新体方面最重要。所以《素问》中对这两脏分别予以突出和强调。
在以上所述的脾与肾之外,近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川原秀城先生又有新的观点。他认为《素问》特别强调心。他说:“例如《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中所说的‘心(心脏)者生之本,神(精神)之处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则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精神)出焉’……所有这一切无非都是说心脏是身体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最重要器官。”并总结道:“《黄帝内经》以心脏为身体的第一器官。”[20]这是很有价值的新见解。很明显,《素问》对心的强调是继承了先秦道家的形神学说而形成的生命观。当然,从五行的本身系统中,金木水火土是互为终始的,其中每一元素既是能生者同时也是被生者,既是能克者同时也是被克者。每一个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元素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应合到人体的五脏机制系统也是一样。《素问》虽然对“水(肾)”“土(脾)”“火(心)”分别有突出强调性的论述,但只是对它们的生理功能作了“医学”式的说明而已,并不等于说对“金(肺)”“木(肝)”有所忽略。同时,我们通过与其他典籍中的理论观点相联系比较,也可以发现《素问》中理论多方继承痕迹,说明“医理”与儒、道、阴阳诸家相通的事实。从宏观的思想史线索来看,把《素问》称作“医道派”应该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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