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庄庭兰. 论五行学说在《素问》中的模式构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41-145

摘要：《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的医经《素问》与《诸子略》的道家、阴阳家有密切的关联。《素问》充分吸纳了邹衍的五运终始说、《月令》的四时应合说。先秦道家与阴阳家的结合，奠定了医家《素问》的形成。在汉代，五脏配五行这个问题是经学中今古文学派的重要分歧点之一，体现了医家与儒家的相通，《素问》的观点与《今文尚书》派相同，这种配合最为合理。《素问》中特别强调某一脏器功能的学说基于对五行元素性质的认识，有袭前衍后的作用。

一、“五行”学说进入医家的过程

传统观念中所谓“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它们被当作宇宙构成的五大元素。

“五行”之说见于《尚书》，在《甘誓》篇中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话[1] （p∙155），郑玄注云：“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2]（p∙84裴马因集解引）伪孔传则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1]（p∙155）虽然都没有明确说是指金木水火土，但 我们根据文献线索来推寻就很明确了。郑玄的说法是本之于《礼记·月令》，伪孔的说法则是本之于邹衍的五德终始，实际上都是隐指金木水火土而言的。孔颖达《正义》说：“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时，各有其德。”[1]（p∙156）是用郑说来解伪孔传的。如果就郑、孔的意思看，孔颖达的这一沟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对《甘誓》所说“五行”作如是解，一直支配了近两千年。清末梁启超开始怀疑这一解释。当代庞朴先生根据马王堆帛书，才完全推倒了这一说法。庞先生作出结论性意见说：“对于先秦文献中的五行，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律指为水火木金土的五行及其体系；应该想到它常常也指五种德行，而这些德行同水火木金土之类全无瓜葛。”而是思孟学派的另一概念体系，到了汉代董仲舒等人之后才与水火木金土混到一起。[3]（p∙129）我们再根据《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五行篇》内容看，与帛书大体相合，所以我们认为庞说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我们谈《尚书》中的“五行”，仍只能以《洪范》为始。尽管对《洪范》的准确形成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它成于先秦大体不会错误。自《洪范》明确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1]（p∙188）并分别置定它们的性质之后，汉代人作《洪范五行传》，以五行为模式和其间的承受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辨系统。我们通过对先秦“五行”说进行综理和归纳，大致可以看出，除去上面所说的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不相干外，主要还有几派：

其一，是邹衍的“五行说”。《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了《邹子终始》56篇。据《史记·封禅书》云：“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 终始五德之运。”[2]（p∙1368）刘歆《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4]（p∙352）《史记·孟荀列传》及《索隐》引刘向《别录》均言邹子书有《主运篇》，与此《邹子终始》是什么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这里不讨论。但邹子一派是以“五行”解释五帝更迭朝代气运为主旨的，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其次，是以《吕氏春秋》中十二月纪为代表的。这一派以木火土金水分配春夏秋冬四季，又分别配合自然现象、朝廷政令及人事措施。是以天时与人事相应合为主旨的。尤其是这一系统被采纳到《礼记》作为《月令篇》之后，正式进入了儒家学说的思想范畴中，对后世影响很大，历时甚久，汉代有所谓“今月令”，唐代又重新改编为《唐月令》。

最后，我们谈《素问》中的“五行”学说。《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苏舆义证：“此与《洪范》五行之次不同。《洪范》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郑康成以为本阴阳所生之次是也。此以四时更迭休王为序，所谓播五行于四时也。《素问》《淮南·原道训》《白虎通》并用《洪范》。”[5]（p∙321）《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阴阳家类又著录了《黄帝泰素》20篇，颜师古注云：“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6]（p∙1734）我们以为这一著作非常重要。因为，本来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两个独立的思想系统。《周易》谈阴阳而不谈五行，清赵翼曾有《〈易〉不言五行》一文，云：“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7]（p∙3）赵翼只说把五行学说牵连入《易》为“后儒”为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两种思想相结合的线索，这在古代思想史研究中有很大价值。虽然此书早已亡佚，但从名称及颜注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已经结合起来了，所以颜注说“言阴阳五行”。二是将阴阳五行正式与黄帝挂上了钩，所以称《黄帝泰素》。据《史记·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云云，《正义》引皇侃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2]（p∙1256）是“消息”即指阴阳。当然，说黄帝时已经把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并运用了，这是完全不可信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起码西汉时代，已经出现了黄帝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系的说法。从而使我们理解了《素问》一书成熟地运用 阴阳五行学说却为什么偏偏要用黄帝与岐伯对话的形式来创作。进一步来说，我们知道所谓“黄帝学说”是属于道家范畴的，《黄帝泰素》一书可能已经把“阴阳五行”学说与“黄老道家”学说也结合起来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出《汉志》中《方技略》的医经《素问》与《诸子略》的道家、阴阳家的相互 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素问》也充分吸纳了邹衍的“五运终始说”、《月令》的“四时应合说”。比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鬼臾区引《太始天元册》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王冰注：“五运，谓木火土金水运也。”[8]（p∙37）又如《五 运行大论》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8]（p∙38）而《藏气法时论》言：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8]（p∙14），都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这些思想关联的脉络。由此，我们从文献上就可以得出结论：先秦道家与阴阳家的结合，奠定了医家《素问》的形成。现在学术界或称其为从“黄老学派”中分出的“医道派”，是很有道理的。

二、五行与五脏的对应配合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是不可胜数的，那么用“五行”理论可以概括吗？在这一点上，先秦及汉初思想家们是通过以“五”为单位将它们进行无穷对应并利用其间的复杂变化来完成的。对此，我们可称之为“以五归类法”。将世间复杂的事物都以“五”为单位进行归类。比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 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9]（p∙101）在“五声”“五味”“五色”“五谷”之外，与《素问》有关的又有“五畜”“五运”“五星”“五方”等。我们认为，这种“以五归类法”应当是在“五行”的数字类别模式下推衍形成的。如果还有更复杂的事物差别的情况，再在这五类中进行二级分类和交变分类来完成，如《文子·微明》：“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10]（p∙13）又分别言“上五” “次五”“下五”等[10]（p∙13），这便是一种概括。《素问 ·六节藏象论》中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8]（p∙7）这又是一种概括。而且我们与《孙子·势篇》来对读，发现《孙子》也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11]（p∙89）《淮南子·原道》也说：“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12]（p∙59）连句式都极接近，可以认为，以“五”之变为无数，是当时一种共同的思路观念。有了这种思路，那么“五行”学说便可以成功地概括万事万物而渗透到任何一种思想领域里去了。具体到医学来说，人体脏器虽多，照样可以选取五个主要脏器来对应“五行”从而涵盖所有功能，这样决不会产生窘困现象。《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5]（p∙356）便是极好的说明。在《素问》中，以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如《阴阳应象大论》中说：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心；土生甘，甘生脾；金生辛，辛生肺；水生咸，咸生肾[8]（p∙4）。又《宣明五气》中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8]（p∙15）通过与五味的应合关系，可以看出这与《尚书·洪范》所说是完全相合的。《洪范》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1]（p∙188）如果我们进一步广泛考察一下，从先秦到汉代对五脏与五行相配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五行与五脏的对应从不固定到逐渐固定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素问》中五行五脏学说逐渐成熟的过程。比如《管子·水地》中就说：“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13]（p∙815）如果也依五味进行关联，则是脾属木，肺属水，肾属金，肝属火，心属土了。这与《素问》的说法就很有差异了。到了汉代，五脏配五行这个问题竟然成了经学中今古文学派的分歧观点之一了，由此可以看到医家与儒家的相通关系。据许慎《五经异义》所载，“《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玄《驳异义》云：“《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14]（p∙193，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对这些不同说法，可以用下面的表来表示：

由此可以看出，《素问》的五行与五脏配合是与《今文尚书》派相同的。这一配合最为合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配合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各元素的性质最吻合，最能在模式的成分定位中准确地反映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差别，同时也最能与时、方、色、味等范畴一致。总之，根据这种配合模式在治疗疾病时最为有效。所以郑玄在《驳异义》中特别用“今医病之法”为根据来支撑这一配合观点。为了更完备地说明这一多方面的配合关系，可列下面这个表：

这一模式，可以说是“五行”配合学说的大总结，在《素问》中已经予以充分的体现了。

三、与五行相应的五脏重要性有所差异的原因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说：“五运之始，如环无端。”[8]（p∙7）那么，五脏的功能各自都是“环”中的一点，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迁复更递，以成为统 一体，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专门论述。这里我们谈的是在《素问》中确有一些特别强调某一脏器功能的内容，这又将怎样来解释呢？比如：

有特别强调“脾”的。在《玉机真藏论》中说：“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8]（p∙12）在《五藏别论》中说：“五味入口，藏于胃（按：胃与脾合，为同一功能系统），以养五藏气。”[8]（p∙8）《玉机真藏论》又说：“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8]（p∙13）在《太阴阳明论》中也说：“脾者，土也，治中央……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 生万物而法天地。”[8]（p∙18）由此可以看到，《素问》特别强调脾胃功能的重要性，其职能在于饮食，将营养灌注到其他脏器以维持生命，所以医家都视脾胃为“后天之本”，这是与“土”的性质相合而决定的。沈括说：“《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15]（p∙42）“土”的本性就是“能生物”。《春秋繁露·五行之义》：“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 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5]（p∙322）又《五行对》：“五行莫贵于土。”[5]（p∙316）《淮南子·地形训》：“位有五材，土其主也。”[12]（p∙355）《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土为最大，苞含万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母。”（“母”字依卢文说补）[16]（p∙170）又云：“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16]（p∙190）在其他一些典籍中虽然没有明言“土生万物”，但通过后人的阐发可以准确地理解到这一意思。比如《周礼·天官·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郑注：“各尚其时味，而甘以成之，犹水火金木之载于土。”贾疏云：“金木水火非土不载，于五行土为尊，于五味甘为上，故甘总调四味。”[1]（p∙667）《尚书·洪范》：“土爰稼穑。”孔疏：“其稼穑以人事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穑非土之本性也。”[1]（p∙188）土生万物，为万物之母，为五行之主，这种思想是基于对五行元素性质的认识。

又有特别强调“肾”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论人体生命过程时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写，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写。”[8]（p∙1）以肾气的盛衰说明生育机能的生成与消竭，实际上就是对生命力的诠释。充分认识到肾气的决定作用，所以医家都把肾视作“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在非医家典籍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线索，比如《管子·水地》中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13]（p∙815、p∙831）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整理者题为《太一生水》的部分，其中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引文并参考李零《郭店楚 简校读记》）[17] （p∙32）都是把“水”看作万物之始的。再看《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郑玄《易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18]（p∙92、p∙89）又《尚书·洪范》以水火木金土为序，《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引郑注云：“此数本诸阴阳所生之次也。”[2]（p∙1612）按以郑玄的解释，五行生成的次序也是以“水”为始的。《汉书·李寻传》载李寻云：“臣闻五行以水为本。”[6]（p∙3189）这些，都说明《素问》如此重视与水相配的肾，也是自有其学术思想来源的。正因为《素问》以水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这一观点又被后世道家所继承，如《上清黄庭内景经·五行章》在《五行相推返归一》节中说：“五行，谓水火金木土。相推者，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周而复始。又相刻法，水刻火，火刻金，金刻木，木刻土，土刻水，水又刻火，周而复始，相推之道也。返归一者，水数也，五行之首，万物之宗。”[19]（p∙66）所以，以水为万物之始、生命之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素问》是有袭前衍后的作用的。

我们知道，人类作为生命体来说，其最基本的性质不过两大方面，就是：一要维持个体的自身存在，二要繁育生命新体的延续。这两点构成了人类及一切生命个体的本能。《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p∙1422）概括得很准确。五行中的“水”与“土”两大元素，以生而论“水”最为始而“土”最为贵，体现在脏器上就是肾与脾。脾在维持个体生命方面最重要，肾在产生新体方面最重要。所以《素问》中对这两脏分别予以突出和强调。

在以上所述的脾与肾之外，近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川原秀城先生又有新的观点。他认为《素问》特别强调心。他说：“例如《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中所说的‘心（心脏）者生之本，神（精神）之处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则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精神）出焉’……所有这一切无非都是说心脏是身体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最重要器官。”并总结道：“《黄帝内经》以心脏为身体的第一器官。”[20]这是很有价值的新见解。很明显，《素问》对心的强调是继承了先秦道家的形神学说而形成的生命观。当然，从五行的本身系统中，金木水火土是互为终始的，其中每一元素既是能生者同时也是被生者，既是能克者同时也是被克者。每一个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元素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应合到人体的五脏机制系统也是一样。《素问》虽然对“水（肾）”“土（脾）”“火（心）”分别有突出强调性的论述，但只是对它们的生理功能作了“医学”式的说明而已，并不等于说对“金（肺）”“木（肝）”有所忽略。同时，我们通过与其他典籍中的理论观点相联系比较，也可以发现《素问》中理论多方继承痕迹，说明“医理”与儒、道、阴阳诸家相通的事实。从宏观的思想史线索来看，把《素问》称作“医道派”应该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