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2024年06月26日 20:38；作者：黄蓓 张立军 田原 王聪慧；详细内容请阅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西医大家话中医》，本文有删节。

陈香美，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1月6日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肾脏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院士作为肾脏病及中西医结合的领军人才，在基础、临床和转化领域取得系列创新成果，为中国肾脏病事业发展作出开创性、历史性贡献。她牵头建立国际首个IgA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生物信息大数据，揭示IgA肾病进展新机制；创建IgA肾病辨证精准评价体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IgA肾病新方案，破解IgA肾病国际治疗难题，获得肾脏病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工作伊始即与中医药结缘

访谈人：陈院士，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从医之路，以及您是如何与中医结下缘分的。

陈香美：我16岁时跟随家人从朝鲜回国，定居在吉林省扶榆县下坎农场，同年进入吉林省白城地区卫生学校（现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九台市西营城子公社卫生院工作，成了一名“赤脚医生”，正是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和中医药结下深深的缘分。

我刚去卫生院的时候，卫生院只有4名大夫，包括3位岁数大的老中医和1位女赤脚医生，他们能熟练应用中医技术，比如开药、针灸、拔火罐等，为百姓疗愈疾病。这期间，我也将西医知识与卫生院老中医传授的经验相结合，为老百姓服务，在此过程中深感中西医结合的作用和魅力。

我在西营城子公社卫生院跟着老中医和赤脚医生学习了很多中医技术，我们骑马、坐毛驴车、骑自行车……只要乡亲们有需求，我们就去应诊。这5年里，我几乎走遍了每个村屯，给乡亲们针灸、开药，还会做一些外科小手术、打针、接生等，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与中医结下了为之努力奋斗一生的缘分。

领衔中西医结合肾病研究

访谈人：您是肾病领域的大家，一般关注的是具体的“病”，凸显治疗的精准，具有“点对点”的逻辑特色。在中医里，一般是强调范围更广一些的“证”，体现规律和共通性，侧重归纳和梳理“点与面”的归属关系。从中西医肾病诊断和治疗的角度，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病”相结合，实现中西医诊疗理念的相得益彰？

陈香美：我们对疾病诊断治疗都要有标准，这和国际标准一样。但是中医药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中医强调辨证论治，是以个体化治疗为主的，当一个患者坐在医生面前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辨证论治。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病”相结合，就是把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到了医院不管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医生在辨证施治的同时要做很多相关的理化检查。辨证非常重要，辨证论治目前正在开展标准化研究，也出台了部分疾病的指南和专家共识。标准化和个体化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因为一个人慢性疾病的患病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这个过程中患者的证型、证候要素都会发生改变，结合化验、影像检查和西医诊断，中西医结合能够较好地把辨证论治的标准化和个性化相结合。

举例说明，我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在做IgA肾病中医诊治规律和治疗特征的研究中，把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诊疗相结合。IgA肾病青少年多发，得病那个时候辨证的证型和他后来经过20多年治疗后的辨证是不一致的，必须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说多学科交叉融合，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控个性化。因为每一个IgA肾病患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选择的治则也不完全一样。中医标准化研究正在进行中，而且有很好的成果。中西医结合近年来取得丰硕的成果，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就有6项、二等奖70余项，还有国家科技发明奖，这些国家级奖项代表了近些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的成就。

访谈人：由您领衔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能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的缘起和经过吗？

陈香美：IgA肾病是由于免疫球蛋白A在肾脏中沉积，引发肾脏损伤所致，最终会使肾脏失去功能，缓慢进展为尿毒症。有数据显示，IgA肾病是我国尿毒症的首位病因。

由于初期病情不明显，很多人都是在上大学、入伍时做体检发现的，不少人在发现时已经到了终末期。而且，IgA肾病的进展机制和中医辨证认识不统一，中西医临床诊疗不规范，长期以来缺少特异性的诊治手段。临床实践中，很多IgA肾病患者是“既看中医又看西医”：在西医院做完有创性的肾活检，再跑去中医院开药调理，却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浪费医疗资源。

《黄帝内经》中提出，肾脏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叫作“肾风”。我们项目组从中西医结合角度首次提出IgA肾病“风邪扰肾，致虚、致瘀、致毒”的生物学机制：“风邪扰肾”对应的生物学机制为免疫炎症，“致虚”对应的是细胞活化、损伤，“致瘀”则是系膜增殖和血管硬化。为此，我们创建了基因修饰动物模型等研究IgA肾病进展机制的实验技术平台，证实了上述生物学机制。同时提出IgA肾病的中医证候数据元，并通过2164例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创建了中医证候、西医临床、病理与生物标志物四位一体的生物信息资源库，形成规范的诊断基础，实现了中医证候的客观量化评价，首创IgA肾病中西医病证结合的评估体系。

基于该评价体系，我们团队揭示了中医证型与肾脏病理的宏观与微观对应关系，首次提出IgA肾病虚证的4种证型，发现IgA肾病以气阴两虚为主，同时该病以血瘀、湿热证多见；发现IgA肾病证候演变规律是肾虚—瘀痹—溺毒，全面阐述本虚标实的内涵；提出了IgA肾病创新理论与中医证候的“益气、补肾、化瘀、祛风除湿”五型分治，多种组合的中西医结合序贯方案，用循证医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疗效，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新药与创新治疗技术，显著提高了治疗有效率，且疗效优于国际指南的推荐方案。

正确认识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意义

访谈人：中西医结合是一门一级学科。但现在社会上对中西医结合有一些杂音，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意义呢？

陈香美：中医和西医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医学，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在对生命健康的认识、诊疗疾病的思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不同是缘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中西医结合也是缘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是完全不同且能有效互补的两种智慧。

当前，中西医结合取得长足进步，涌现出以陈竺、陈可冀、陈凯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大医大家，产生出一大批以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IgA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等为代表的重大成果，为护佑人民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生命力在于融合创新。

当今探索生命的“复杂性”已超出任何单一文化或学科的能力范围，也需要西医和中医的交流互鉴，屠呦呦成功发现青蒿素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西医学的力量汇聚和深层互通已经成为21世纪推进世界医学境界提升和生命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访谈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重大疾病患者基数在不断扩大，防控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您认为当代中西医结合防治重大疾病具有哪些优势？

陈香美：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经验。中医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包含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精神情绪、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病因理论体系，拓宽了对病因的视野，并提供了丰富的预防思路。中医独特的“欲救其死，勿伤其生”理念，调节机体的各个方面以恢复机体的和谐有序，更合理地治疗综合性疾病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国内学者认识并认可。食疗、膏方、针灸、中医传统保健运动等技术简便易行，易于接受，费用相对低廉，并且在部分重大疾病的防治中具有显著的效果。在重大疾病发病上能前移防治窗口，在早期生物学发病期或非症状期，发挥中医“治未病”“辨证论治”的理念及时进行整体调治，可调节人体平衡，提升自身免疫力，能在重大疾病早期防治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至今已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

重大疾病的突出特点是复杂性，病理生理机制呈复杂的因果网络。临床中可存在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的复杂病理生理特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甚至会出现各要素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病理现象。对于当前尚未能根治的重大疾病，还可以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入手，强调健康维护，控制疾病发展。新的医学模式需要树立预防战略观念和新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观念。医生从单纯的诊治疾病发展到对人群健康和疾病进行管理，强调对疾病过程中机体整体病理生理状态的动态把握，实施调节诊断、治疗保健等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策略，融治病于自然生活。中西医结合对重大疾病防治的生活化、常规化、综合化，将会极大改善患者的机体状态，最终保障人类健康。

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完善国家重大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体系，将中医药融入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中。一是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开设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课程，增加中医“治未病”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二是创建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学科专业方向，设立专项科研项目，将流行病和卫生统计学等公共卫生经典方法运用到中医药的研究中；三是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中西医协作机制，加强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推广和应用；四是在国家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公共卫生机构，设立中医科室或在相关科室中配备中医人员，打造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队伍，建立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机构。

同时要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救治能力。一是要开展中西医结合专科（或医院）建设，新建中西医结合医院，鼓励一大批具有中医优势的综合医院和具有综合医疗优势的中医院转为中西医结合医院；二是不断优化重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西医临床协作攻关，形成重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创新技术与方法；三是创新中西医协作机制，规范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逐步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评价标准，遴选形成一批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目录。

总之，要通过完善政策和措施，把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理法方药、“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和诊疗方式方法的特色优势，与现代医学科学观、人体观、疾病观等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有效融合，强化中西医协同，完善重大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医疗应急救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标准化建设等重要环节，进一步健全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重大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体系，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推进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

访谈人：您认为当前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面临的瓶颈与挑战有哪些？

陈香美：从整体看，中西医结合资源总量不足。截至2019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医院仅有699个，床位数不及总量的1%；中西医结合门诊部仅有468个，中西医结合诊所有8360个（较2018年减少29个）。这表明，中西医结合医学应对重大疾病救治及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足，疾病防治体系有待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数量相对不足，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能力相对缺乏，这与中西医结合学科、平台建设相对不足密切相关。截至2019年，全国仅有两个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单位为749个，而中西医结合相关单位的数量仅占9%；教育部中西医结合培育学科单位仅有8个。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投入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但占比依然偏低。2019年，卫生部门财政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23%，而中医类（含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0.2%。中西医结合资源的总量不足、医院及研究机构力量相对薄弱，制约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规模。

从学科看，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科研存在局限性。我国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正式设置“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教育部批准）；截至2017年，全国仅有5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资源有所不足、结构有待优化，专业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的理念及定位模糊，与其他中医类专业同质化现象明显；中医、西医课程整合程度不够，权重不统一，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中医经典理论课程被过度压缩；以理论讲授为主，临床实践偏少，中西医结合本科、硕士毕业生难以匹配市场需求，进而导致出路困难。

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中医证型的判断多以主观因素为主，目前虽有脉诊仪和面诊仪等客观化、商品化的仪器，但其准确度、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多以症状改善、不良反应减少为主要评价指标，缺乏客观性，说服力低，仅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初步研究证据；中医与西医合作性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结果缺乏共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的方法学设计，优化干预方案、疗效评价指标，提高可操作性。

从国际影响力看，中西医结合医学走向世界面临制约和壁垒。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西医源于西方自然科学，一个注重整体，一个注重“组织–细胞–分子”机制，由于观念不同导致难以沟通、“结而不合”等问题。单纯采用西方自然科学的语言和方法来解释传统医学，将进一步限制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诊疗缺乏国际化标准、国际合作少、经费海外筹措困难等因素制约着国际合作进程。

访谈人：对于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陈香美：首先是主攻几个重点方向。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点建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快速推进中西医结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建立符合中西医结合发展客观规律的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监督体系，使得中西医结合的管理体制更加健全，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其二是实现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能力及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重点加强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居民获得中西医结合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完善国家中西医结合重大慢病、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体系；健全中西医结合发展支撑体系，培养中西医结合后备人才力量，提升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产业智能化水平。其三是扩大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引导中西医结合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加快世界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进程，保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继承创新发展、包容开放发展、居民共享发展。

其次是完善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路径。支持综合医院提高中西医结合的工作能力，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比如你提到的中西医结合“旗舰”医院建设。规范设置综合医院的中医临床科室、中药房，加强县级综合医院的中医临床科室建设，做好信息化保障。将中医纳入多学科联合会诊体系，开展综合医院与中医院、综合医院内跨科室等不同层面的中西医协同攻关。

建立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感染性疾病防治医院，完善国家感染性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医疗体系，优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稳步提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治疗水平。提升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和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优先举办儿科、妇科、肛肠科等中西医结合专科医院，发展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康复医疗机构，示范并推广中医非药物疗法和适宜技术。

再次是完善教育科研方面的建设路径。要健全中西医结合教育临床科研体系。通过医教协同，尽快构建多层次互补的中西医结合教育办学体系。在西医、中医的院校教学中，互设中医、西医的特色教学与实践课程，支持西医类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专业毕业生报考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在“双一流”院校中培育一批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科。对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生，加强中西医结合相关知识、能力的教育培养；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临床诊疗能力的锻炼，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展必要的教学改革。支持相关高校设立中西医结合健康促进、中西医结合健康管理等专业。

合理扩充中西医结合医学示范推广研究基金的规模，深化有关经典方剂、特色医疗技法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引入现代化学、材料、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AI）等技术与中医药结合，突出中西医结合特色与传承创新，加强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阐释。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与智慧医疗融合的自主创新产品研发，如新型目诊仪、艾灸设备等。针对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需求，持续建设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信息化平台，为深化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必要条件。

提升循证医学研究与真实世界研究互补的现代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能力。应建立以临床疗效为导向、更为合理的中西医结合评价体系，为中西医结合疗效提供有力证据，不断提升认可度。建立基于“辨证论治”“病期证结合”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研究提炼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诊断的最佳结合点，补充西医“有病无证”的不足，弥补中医“有证无病无期无型”之尴尬，从而显现中西结合独立存在的指导价值。细化“宏观辨证+辨期+微观辨病”的结合模式，形成辨证、辨期、辨病相结合的优化治疗手段。推广“病期证结合”，支持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预警，实现中医证候的客观化、标准化、国际化。建立以循证医学研究与真实世界研究互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评价体系（含疗效与预后）及相应的国际化推广模式。发展包含系统生物学和多组学特征在内的多中心、大样本数据网络信息系统与资源平台，以及涵盖中医证候、西医临床、病理样本、生物标志物的“四位一体”资源库。论证并推动以循证医学和真实世界研究互补为基础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进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制订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推广战略的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完善相应的国际化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