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2024年06月19日 17:17；作者：于梦非 张立军 张正 苏越明；详细内容请阅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西医大家话中医》，本文有删节。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1936年10月出生，福建厦门人，抗击“非典”特等功臣，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投身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以及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他带领团队进行呼吸疾病临床科研攻关的过程中也注重中西医结合。

与中医结缘

访谈人：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您与他人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您是怎样与中医结缘进行慢性气管炎的研究呢？

钟南山：这要从一个“痰”字说起。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学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防群治工作。1974年，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现改名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响应号召成立了慢支炎防治小组，同时医院决定抽调我加入这个小组。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是个党员，就应如同当初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一样，听从党的安排”。于是由3人组成的慢支炎防治小组就这么成立了。

然而，防治小组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与具体的任务，就是为了响应周总理的“群防群治”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医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个空白。一开始，我们所干的活就是为慢支炎患者检查身体，照看患者们在墙角晒太阳。为此，我当时也有些苦恼。

有一天，我正心绪不宁地在晒着太阳的慢支炎患者中踱步，走着走着，我就瞧见了患者吐在地上的痰。在那天的我看来，它们却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看着看着，我就蹲了下去，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各有各的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也有不同。当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自己就要走上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预感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不过当时我还是决定继续观察几天，掌握一些患者咳痰的规律。于是在碰头会上，我向两位前辈报告了自己的观察及所做的预测。于是小组决定，从痰样分析开始，正式制订研究方案和实验计划，真正开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就这样，防治小组找到了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和研究的突破口，迈出了第一步。

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时做过一些生化实验，对患者咯出来的痰液进行了生物化学分解，经过实验我发现同样是慢支炎，患者的分泌物却有不同的成分。当时就考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治疗方法。那时，我们还跟中医科有联络，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医对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方法：一个是对虚实寒热的分析，另一个是对脏腑的分析。慢性支气管炎涉及3个脏器：肺、脾、肾。进一步说，就是肺虚、脾虚、肾虚导致的慢性支气管炎有不同的表现，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当时，我就采用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并和西医的局部性状治疗结合起来进行，在认真向小组里的老医生侯恕学习和请教后，在侯恕医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叫紫花杜鹃的草药来配合进行中西医治疗，有效率达到50%以上，效果显著。

197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来中国参观，到广州以后，就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最后来到了我所在的慢支炎小组。因为小组当时已经在慢支炎中西医结合防治、分型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代表团专门参观并听取了我们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当时我与侯恕医生合写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的论文，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后来，我们将研究和治疗领域从慢性支气管炎扩展到了对肺气肿、呼吸衰竭、肺心病的治疗，1979年，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正式成立。要说真正在专业领域与中医结缘，应该就是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开始的。

访谈人：您从1978年就开始将中医投入临床研究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医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钟南山：要说对中医的感情，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1979年我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进修。1980年1月6日，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前往爱丁堡大学报到。当时我的导师是弗兰里教授，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想来干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非常恭谨地向他说明，是想来搞呼吸系统方面的研究。弗兰里教授当时回答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房，1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吧！”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短暂结束了，总共不到10分钟。

我当时走出教授办公室，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难道中国人真像那些外国学者想的那样，闭关自守无知吗？不！我们祖辈曾有过光辉的成绩！两千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使用麻黄治疗哮喘，西方的麻黄素是20世纪40年代从我国麻黄中提取出来的。中国早在明朝李时珍时，就已运用过洋金花、曼陀罗，这些都是阿托品类药，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

1个月后，我在教室再次遇到弗兰里教授，正当我向他问好时，他问我：“你能不能讲一讲中国的医疗？”我当即答应下来，并精心准备了幻灯片，决心好好地把“中国医疗”呈现给大家。

我记得那天台下人很多，我从中国的传统医学讲起，讲中西医在呼吸医学诊断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讲中医是通过观察患者的舌象诊病的，比如当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在没有对患者做动脉血气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中医的诊疗方法，观察患者舌头的颜色，以此判断患者缺氧和酸碱平衡的情况。此外，我还讲解了针刺麻醉，在中国长期被运用于临床治疗。在这次演讲中，我在呼吸疾病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全部派上了用场。讲座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我在导师和爱丁堡皇家医院学生面前的第一次亮相顺利收官。

我之所以讲中医舌象，是因为关于一个病例的讨论：一个患肺源性心脏病的英国患者吃了几天利尿药以后，浮肿的情况消退了，但是表现得十分亢奋。我当时看了一下患者的舌苔，是绛红色的，就是说属于中医常说的“阴虚火旺”。在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时，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可能因为使用了过多的碱性利尿剂，出现酸碱平衡失调，舌苔才呈绛红色。于是我对负责这个患者的英国教授说：“这个患者一定是有低钾血症，要补钾。因为患者用利尿剂太多以后，钾流失严重，所以出现代谢性碱中毒。”

当时英国同事觉得很奇怪：中国医生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但那位英国教授还是给患者测了动脉血气和血钾。结果一测，血气显示有碱中毒，血钾果然很低。患者补了钾以后，过了两天，情况就改善了。

当时我对这个患者的诊断，让这位英国教授对中国的医术产生了兴趣。他没想到，一个舌象会帮上这么大的忙。在后来对患者的治疗中，我还采用了让英国医生更感神奇的中医现代疗法：针刺麻醉。针刺麻醉是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它用于胸腔手术镇痛有困难，但是用于甲状腺手术的麻醉是可行的。“观舌色”诊疗方法和针刺麻醉技术在临床取得了实证，获得了教授和同行们的认可。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当时的自信，不仅源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血浓于水的感情，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和骄傲，所以我才有了强大的底气，以实际行动赋予了中国学者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赢得了对方发自内心的尊重。

用循证方法推进中西医结合

访谈人：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全社会呼吁关注慢阻肺的防治，也开展了关于中药治疗慢阻肺的研究，并积极探索慢阻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路径。具体是如何开展的？

钟南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COPD）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据2018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8.6%，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13.7%，慢阻肺患者接近1亿。慢阻肺在中医学被认为属于“喘病”“肺胀”等范畴，目前关于慢阻肺中药治疗的研究并不少见，但仍需开展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2014年，由我主持启动了玉屏风颗粒治疗稳定期慢阻肺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常规治疗联合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玉屏风颗粒52周，能显著减少中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风险32.3%，与慢阻肺稳定期广泛使用的支气管舒张剂的预防作用相当；能预防患者第二次出现急性加重的风险；明显延长首次出现加重时间和急性加重期慢阻肺疾病（AECOPD）的间隔时间；同时能改善症状评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古代经典名方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财富，这次研究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研究新范式，探索经典古方玉屏风颗粒防治慢阻肺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特别是从呼吸道菌群与免疫相结合的角度探索机制研究，同时以西医诊疗和中医辨证治疗相结合，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路径。同时，这能大大降低慢阻肺患者的医疗费用。

1972年我接触的一个病例让人印象深刻，这位严重慢阻肺合并淋巴瘤的患者当年40多岁，可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不错的状态。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一直坚持进行太极拳运动。自此，我就记下来了，太极拳对慢阻肺治疗可能有积极效果。于是这些年一直想通过科学、系统的比较方式，来印证太极拳在慢阻肺防治方面的效果。

后来，团队对膈肌肌电及呼吸中枢兴奋性的研究发现，太极拳比起国际惯用的步行康复方法具有更大优势：一是能够调整呼吸，二是能够增加呼吸肌肌力，从而证实了太极拳是慢阻肺患者功能康复的重要手段。并且，这一柔缓的、循序渐进的运动方式可作为一种成本更低、更易实行的康复锻炼形式，甚至可能获得更好的远期收益。

中医药在防治以慢阻肺为代表的呼吸疾病方面具有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的临床研究是中医药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化的比较成功的一次实践。

中药早期介入抗击疫情

访谈人：本次新冠疫情，团队有无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预防和治疗的前瞻性研究呢？

钟南山：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西医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中的一大特点。2020年1月21日，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新冠疫情应急科研攻关，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我被任命为组长，从国家层面迅速启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着重在病毒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建立、感染与致病机理、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基因组变异与进化、重症患者优化治疗方案、应急保护抗体研发、快速疫苗研发、中医药防治等10个方面进行攻关。同时，我率领团队投入医药科研攻关，从一开始就让中医直接介入。所以，我们以中医药做基础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医疗过程中观察新的治疗办法。

2020年2月18日，广东省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提出，应重视中医中药在防控新冠疫情中的作用。因为研究中发现，西药在细胞水平对新冠病毒有效，但西药从研发到真正进入人体有个过程，所以团队对中药展开了研究，针对一批已经在临床广为常用的药物，验证其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否灭病毒，二是能否减少病毒进入细胞，三是能否减少发生炎症风暴。一旦找到了证据，将能够给中药的使用特别是肺炎中早期的应用提供一些依据。那时刚成立半年多的“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投入战“疫”，这个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疾病的平台，开展了连花清瘟颗粒治疗新冠感染的临床试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连花清瘟颗粒是提高新冠感染临床治愈率的有效药物，为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践行中医“治未病”与“整体观”

访谈人：中医防病、治病理念方面，有哪些是您认同和践行的？

钟南山：中医有很多好的治疗方法，而且简单、方便、廉价，符合中国基层就医需求。中医的很多哲学思想，都适合现代的医学，比如整体观（从改善全身状况入手治疗疾病）、“治未病”观点（预防为主）、临床治疗观点（辨证施治）等。

我很欣赏中医所说的“上工治未病”。目前造成我国老百姓死亡的主要病种比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阻肺、糖尿病等，这些疾病都有10～20年潜伏期，以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若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及早预防，可降低死亡率。西医学临床防治战略重点的转化——5P医学模式（预测性、预防性、早干预、个体性和参与性），与中医“上工治未病”“辨证论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认为中医整体治疗理念是科学的。中医讲各个脏器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过去没有那么多的解剖，而是根据患者全身的反应，进行辨证诊断，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从而调节阴阳，扶正固本，抵抗那些外来的疾病。这是我看重的一个理念。

明代《温疫论》主张“逐邪为第一要义”“下不厌早、下不厌频、祛邪务尽”。中医的总体理念是治疗不仅要针对疾病，还要针对整个人体，而西医则是近些年才明确提出关注人的整体。例如，我们观察到从“非典”到H7N9，每一种严重传染病都是细胞因子出现了异常升高，死亡病例尤其显著。2013年关于脓毒症与免疫应答的一篇文献指出，在注意病毒的同时，还要注意人的自身机体。促炎性因子、自身免疫和适应性免疫至关重要，维持内环境稳定可避免早期死于过度的炎症反应及后期死于长期免疫抑制与复发感染。

除此之外，我也会在问诊方法上融入中医的学问。例如，在为患者看病时，除了习惯用听诊器听诊，观察患者的手指或舌象，我还比较重视“触诊”—用手触摸患者的肩、下颌、胳膊、脖子，捏患者手臂上的肌肉、腿和脚。比如，捏患者的肩和胳膊，是由于很多患者得病时间已经很长，检查其皮下脂肪和肌肉的弹性。判断其是否营养不良，还是近一阶段才消瘦，一摸就知道了。原来就瘦而现在不瘦或者原来不瘦现在瘦，也能摸出来，因为皮下脂肪松弛，或者皮肤松弛，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些其实与病情的发展有关。

这些诊断方法其实是由中医的“望、闻、问、切”得来的启发，融汇了中医的学问。而且，我认为这些能让患者感知到的检查方式，不仅能为最终的诊断提供参考，更能给患者心理上的安慰，让他们觉得自己真正得到了关心。

此外，不管是中医、西医，我认为“医者仁心”的从医理念是相通的。范仲淹有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有“神农尝百草”，张仲景被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等，他们都是心系苍生的大医圣德。如今作为一名医生，无论中医西医，都可以从实际行动和细节着手，心系患者。

对中医发展的思考

访谈人：钟院士，中西医结合一直是医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

钟南山：说到中西医结合，我认为中医、西医两者的体系是不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可能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个人提倡应该各自发展，共同进取，取长补短，打破原先“中医只做中医研究、西医只做西医研究”的局限和壁垒。中西医工作者可以合作，中西医学技术可以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在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过程中，促进各自学术的发展，促进医学科学的繁荣和进步，从而推动中西医研究真正合并、融合、互相学习和相互支持，汇集成中西医共同的语言，通过产生共同语言、秉持共同兴趣，从不同角度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正是中西医发展需要的。

要使中医药这份我国的宝藏继续存在和壮大，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治疗上，必须不断改进，不断促进自身的现代化。中医如何走出经验医学的瓶颈？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现在提倡转化医学，在国际上，转化医学的意思是将基础研究的理论及技术尽快地推向临床防治的实践。

中医应该突破经验医学的阶段，向循证医学发展，寻找中药的有效成分。中医药完全可以与西医学融合发展，用现代科学技术助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下，加强循证医学研究，对一些确实有效的中药，进一步加强有效成分及药理机制的研究，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提高疗效。

2009年5月，我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流感防治学术会议上，谈到转化医学的概念时，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除了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之外，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将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经验医学，转化为循证医学。中药如果有效，证据在哪里？有些中药，我们吃了几千年，不用担心它们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用不着从动物实验做起，老祖宗已经有经验了，经验就可以变成循证医学。这意味着将中医对患者治疗有效的个案，经过现代循证医学的研究模式，转化为对患有该疾病的群体都有效的、具有共性的方案。

在当今的生物医学时代，有人一直在批评中医的循证水平不高。其实中医最受诟病的就是它的研究方法，中医的疗法和处方基本上属于经验性的，因此对不同个体的治疗和疗效就会有差异。对我国临床医生而言，中医从经验到循证的转化是转化医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我想对中医发展提出3点具体建议：一是抵制江湖医生，江湖医生中很多人都说有祖传秘方，其实在歪曲中医药形象，之前我还被冒指“推荐某某药”。二是抵制假冒伪劣中药，特别是重金属等不良物质含量超标的问题。三是强烈呼吁中医药加快现代化步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例如广东正在建设中医药强省，这就不能单纯发展纯种、质量高的药材，而要注重研究中医治疗的机理、疗效及适应证。

同时，“治未病”是当前中医药的发展方向，未来只要有很好的引导政策，中医药“治未病”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在这个过程中，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研究总结中医药宝库，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整套理论体系，不断推陈出新，当代中医药就能做得比前人更好，树立起中医药发展的强大信心，携手开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全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