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哲学教育，2021-11-08 

01 稷下学宫的兴衰

（一）滥觞

稷下学宫始创于战国田齐桓公午执政时期，这一点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故时下论及稷下者均从此时讲起。然稷下之制虽确立于战国，其滥觞却可上溯至春秋。笔者认为，稷下学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国三百年养士传统和政策的最终产物，稷下学宫的许多制度和活动均可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那里找到它的原型。

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导致了知识智能阶层——“士”的产生，他们日益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他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开始了具有开创之功的国家养士事业。

养士的第一步是把士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先秦时期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时姜齐的桓公小白，一个是战国时创立稷下学宫的田齐桓公午，在使用材料时若不仔细加以辨别，是很容易混淆的。这条材料里的齐桓公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因为其中提到了“以九九之术见者”这一线索。《三国志·魏志·刘廙传》裴松之注引了一条《战国策》佚文言道：“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隰朋是同管仲一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物，足见“设庭燎”者确是春秋时的齐桓公。“九九之术”，《汉书·梅福传》颜师古注云：“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雕虫小技。东野鄙人以九九之薄能造见桓公，说之以“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的道理，并引用《诗经》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1]的话，认为施政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向那些割草打柴的人（刍荛），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桓公于是“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庭燎”，见《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疏云：“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以明，是烛之大者。”《周礼·司烜氏》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注：“坟，大也。”可见，庭燎乃是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才在大庭中燃起的大烛。又《礼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郑注：“僭天子也”。据《大戴礼》，古代根据爵位的尊卑，所用庭燎之数有很大差别，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候伯子男均为三十。桓公始以公爵僭用天子之礼待士，这样的礼节在当时是何等的隆重！无怪乎“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了。

齐桓公意识到，坐等贤士上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得到更多的贤士，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2]仅为之四处做宣传的游士就有八十人，可见其养士之多。

齐桓公求贤若渴，他除了采取以上方法招徕四方之士外，还善于发现人才，有时为了得到一位贤士，甚至三番五次亲自出面顾请。《新序·杂事》记载了以下几件事情。齐桓公邂逅因穷困而“饭牛于车下”的宁戚，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连夜举火“授之以为卿”。路遇麦丘邑人，发现他是个有用之才，就“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人们传为佳话，殊不知先此八百多年，已有齐桓公五顾贤士小臣稷的事迹。“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

求贤士必以高爵厚禄相辅之，虽然桓公给这些贤士什么样的爵禄已不得而知，但从他不惜僭天子之礼以待士，不惜花费重金以号召天下贤士，不惜以万乘之尊五顾布衣之士几条材料来看，他给予这些贤士的待遇必定是很高的。这就给后来创立稷下学宫的田齐统治者提供了仿效的榜样。田齐君主“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3]“皆赐列第为上大夫”，[4]“受上大夫之禄”。[5]他们千方百计地收罗四方之士，给以优厚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实质上这些措施均未超出齐桓公。

齐桓公养士除了招徕和发现人才外，更为有意义的是，他还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培养和训练士，以保证有更多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己所用。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了有名的葵丘之会，与诸侯会盟的第二条是“尊贤育才，以彰有德”。[6]这里的“育才”就是培养人才。桓公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据《国语·齐语》载，他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处士也，使就闲燕（韦昭注曰：'犹清静也’）……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这就是说，让“士”成为一种职业，让他们集中居住，从小就受到特定的训练和教育，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士之子恒为士”，让他们安于本行，世代相传，这样就可以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的士。齐桓公这一措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齐国养士与别国养士的重要区别。这一措施为齐国开辟了一条由国家独立培养士的新路，对于齐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和齐国国势的长盛不衰，特别是对于稷下学宫的最后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稷下学宫的创立，可以说就是这一措施的继续，就是这一政策的最终产物。战国之世，由于官僚政治的发展，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强，社会对士的需求量大增，因此各国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礼士”，千方百计地收罗人才。田齐的君主由于继承了姜齐桓公的宝贵经验而具有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他们认识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单靠社会上私家培养士一条途径又难以满足自己对人才的长期的、大量的需求，因而他们并不着眼于短期的“效益”，而是在收集人才的同时更注意培养人才，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服务。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在一个半世纪内为齐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使得齐国在人才来源和储备上较之其他各国处于优先和领先的地位。稷下学宫中有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先生”，他们每人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学士”，学士学成后经先生推荐就可以踏上仕途，成为齐国的各级官吏。这些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齐之强盛同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是分不开的。显而易见，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乃是田齐政权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而对姜齐桓公“育才”政策的因袭和扩大。

齐桓公为了充分发挥士的作用，还参考了古代传说中的有益经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啧室之议”。《管子·桓公问》载，“管仲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纳）于啧室之议。’”管仲并举荐“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主管这一机构。《艺文类聚》十一引“观人诽”作“观民非”，“灵台之复”作“灵台之宫”。[7]《三国志·魏明帝纪》云：“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8]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

根据以上材料，“啧室之议”的职能有两项：一是议政，即“非上之所过”、“观人诽”（观民非）；二是备咨询，即“下听于人”、“备讯”、“广询于下”。何谓“啧室”？《说文》曰：“啧，大呼也。”《荀子·正名》：“啧然而不类”，杨注曰：“啧，争言也。”“啧室之议”，尹知章《管子注》云：“谓议论者言语讙啧”，《说文》讙、哗互训，《荀子·儒效》杨注：“讙，喧也。”透过这些解释材料，士人们争先恐后、坐起喧哗、毫无顾忌地针砭时政的情景仿佛跃然于纸上。齐桓公设“啧室之议”，广泛征询意见，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议论时政，乃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实开稷下学宫议政、咨询活动之先河。《史记·田完世家》说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新序·杂事》也说“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这里的“议论”，其涵义与现代汉语中“商议”、“讨论”的意义不同，而是接近于“批评”之义。《说文》曰：“论，议也。”《左传》襄公31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又云：“夫人朝夕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可见“论”与“议”都是指“非议”，故《辞源》给“议”下的定义是“评论是非，多指非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9]“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0]“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11]“法立则私议不行”，[12]均可证其义。盖稷下先生享受优厚的待遇，作为交换条件，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批评时政，以便齐君能够及时纠正处理政务时出现的失误和偏差。这种议论是按照齐君的要求进行的，因而受到制度化的保障，批评错了也不加罪。稷下学宫同时又是一个咨询中心，齐君经常就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询问，进行商量，稷下先生们就针对这些问题出谋划策，指陈利弊，以便齐君做出判断，进行决策。稷下学宫这种议政和咨询的活动，不正是齐桓公“啧室之议”的职能吗？

应当指出的是，稷下学宫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性质，而齐桓公时代诸子百家还没有出现，“设庭燎”、“育才”、设“啧室之议”等乃是单纯的政治性举动，而与学术思想基本无涉，因而并不能简单地同稷下学宫的活动划等号；同时，稷下学宫的某些职能和活动也是前者所没有的。然而田齐政权创立稷下学宫，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百家争鸣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但其动机归根到底仍是政治需要。透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相隔三个世纪之久的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由于史料的散佚，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自齐桓公时期到稷下学宫创立这三百年间，齐国的国家养士政策是怎样一步步地丰富、发展和制度化并最终创立了稷下学宫，然而发生在齐国的这前后两个历史现象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的相似性，却使我们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稷下学宫这样一个兼具政治和学术二重属性的文化中心之所以唯独出现在齐国而没有出现在别的国家，如前所论虽然有其深刻的必然性，然而齐桓公在春秋时期便已开辟的国家养士的途径以及他所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毫无疑问地为稷下学宫的最终出现提供了文化传统方面的滋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宝贵的借鉴，从而成为导致稷下学宫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创立

稷下学宫创立于何时？根据不同的史料，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太平环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13]有人据此认为学宫创立于齐宣王时。但《史记·田完世家》明白地说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既谓“复盛”，则学宫必创立于宣王之前，故此说不能成立。又刘向《新序·杂事》云：“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有人据此认为学宫的创立当在齐威王时期。其实此条材料只能说明邹忌任齐相时淳于髡等皆已为稷下先生，却不能证明是齐威王创立了稷下学宫。又三国徐干《中论·亡国》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有人据此认为稷下学宫为田齐桓公午所创，今人多从此说，笔者也赞同此说。

近来有学者对此说有不同看法，复提出学宫创立于齐威王初年的观点。[14]其论据有二：其一，田齐桓公午时期，齐国国力很弱，经常被动挨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动手修建稷下学宫这样庞大的建筑和拿出巨额经费维持稷下学宫的开支。其二，孟子游齐是在齐威王时期，桓公午时尚未来到齐国，因而徐干《中论》所说有误，徐干既将稷下之“宫”误为稷下之“官”，那么他将齐威王误为齐桓公就不足为怪了。

笔者认为这些论据都值得商榷。首先，田齐桓公午时期，正值田氏代齐后不久，齐国刚经历过长期的内乱，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政权，国力确实比较衰弱，常被攻伐。但这种局面同创建学宫并不矛盾，反而会刺激齐人招贤纳士、洗雪国耻、愤发图强的决心，先秦史上此种事例并不鲜见，而招贤图强恐怕正是桓公田午创建稷下学宫的初衷。史书上明确记载，凭借雄厚的国力大规模兴办稷下学宫的是齐宣王，而在学宫初建之时，规模未必庞大，花费未必很多，对于一个急于图强而又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国家，是应该具有在这方面进行较多投入的魄力的。况且齐威王即位之初的几年间，“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15]后来他振奋精神，奋发图强，才开始扭转齐国衰弱的局面。如果说桓公午时期没有足够的财力兴办学宫，那么威王初年的情况并不比桓公时期好，说此时创建了稷下学宫岂不是自相矛盾？其次，徐干曰“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此“官”字未必就是“宫”字之误。“立稷下之官”应即是“设大夫之号”，“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实际上就是“设立稷下大夫之官号”，此与齐宣王“赐列第为上大夫”、“命曰列大夫”之举相同。退一步说，“官”与“宫”字形极为相似，在传抄中因形近致误的可能较大，而若说徐干将“齐威王”误为“齐桓公”，则颇为令人费解。至于孟子游齐，确不在桓公之时，但徐干的《中论》属于子书而非史书，《亡国》篇在此亦非专论稷下学宫的创建，而是在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一个道理。观《亡国》篇的宗旨和此段话的前后文，徐干旨在说明，尊贤纳士国家就会昌盛，反之就会亡国的道理。正是因为桓公田午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批贤士才由于齐国统治者的尊贤而先后来到齐国，致使齐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道理讲明了，年代似可不必苛求。这样的例证，在与《中论》同为汉代的其他子书甚至严格的史书中也不鲜见，如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曰：“齐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邹衍居稷下迟在襄王、王建时期，如何能在威、宣之时显于稷下？再如《史记·儒林列传》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荀卿是稷下学宫后期的学者，岂能以学显于威、宣之际？因而很难说《中论》这条材料是年代有误或年代错乱，据孟子游齐一事而否定《中论》的说法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徐干在指出“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后，继之以“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正好告诉我们这个桓公不是春秋时期姜齐之桓公，而是战国时田齐之桓公，人们现在断定稷下学宫创立于田齐桓公午时期，不正是依据的这一点么？如果徐干这段话没有“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一句，人们又如何判定他指的是哪一个桓公呢？或谓徐干此说是条孤证，不足为据，其实不然。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此时的威王决不会去建立稷下学宫。后来他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弃旧图新，而此时淳于髡等七十二人皆已称为稷下先生，这说明他们先此已居稷下，可见学宫必创于齐威王之前。在没有可靠材料证明早于桓公田午已有稷下学宫之前，我们还是将稷下学宫的创立定位于桓公田午之时较为妥当。

桓公田午在位十八年，他继承了齐国的养士传统，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国君的身份继续养士。他凭借国家的财政力量，扩大养士的规模，同时充分利用国家的行政权力，提高养士的级别，专为稷下先生“设大夫之号”。“设大夫之号”，一方面说明稷下先生被尊以“大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此“大夫”是专为稷下先生所“设”的“号”，没有赋予他们相应的实际政治权力和政务。桓公田午用这样的方法“招致贤人而尊崇之”，此举为稷下学宫之后的发展在性质和作用方面定下了基调，为此后历代的田齐统治者所沿袭。

（三）兴盛

桓公田午时期，稷下学宫还处于草创阶段，规模不会很大。到了威王、宣王时期，随着田齐国势的渐强，学宫也日见兴盛，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战国时，各主要诸侯国为了谋求富国强兵，都先后实行了变法。首先是李悝在魏，公仲连在赵，然后是吴起在楚，商鞅在秦，申不害在韩。在列国变法潮流的影响下，齐威王振作起来，任用邹忌为相，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变法促进了齐国的强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16]齐国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邹忌很重视推荐人才，据《说苑·臣术》，邹忌推荐的田居子、田解子、黔涿子、田种首子、北郭刁勃子等，都被齐威王委以重任，为齐国的强盛发挥了作用。邹忌本人很可能是稷下先生出身，他以弹琴的道理进说威王，得到了威王的重用。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邹忌、邹衍、邹奭并称为齐之“三邹子”，邹衍、邹奭都被司马迁列为稷下先生，可见在司马迁眼里，是把邹忌看成是稷下先生出身的。齐威王十分重视人才，他曾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齐威王则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他的“宝”是一批能够治国安邦的得力人才，“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17]齐威王如此重视人才，那么他大力发展稷下学宫是在情理之中的。在齐威王变法图强和争霸称王的政治活动中，稷下人物无论在出谋划策、培养人才还是在制造舆论方面无疑都是出了大力的。虽然至今尚无材料可以表明威王时期学宫发展的具体情况，但此时学宫已比初创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齐宣王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实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18]他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而在列国政治中越来越显示出举足轻重作用的“士”，自然就成了他争取的主要对象。当时，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已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实现一统天下的国际大趋势已渐露端倪，齐宣王首先表现出统一天下的强烈欲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宣王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这一宏伟远大的政治目标，不仅要靠经济、军事上的实力，还要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在舆论上和精神上获得支持，同时广泛地容纳诸子百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形成最佳的治国方案。在这方面，乃父乃祖留下的稷下学宫这份基业，正可以为他提供别国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为了争取更多的士的支持，为了形成最佳的治国方案，于是齐宣王大力发展稷下学宫。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9]“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20]“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揽天下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21]“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22]

从以上所引几条材料上看，与桓、威时期相比，宣王时稷下学宫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思想获得很大发展，使学宫成为列国学者荟萃之地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桓公、威王虽重视学宫，但有较多的实用味道，他们多重视从学宫中选拔能够胜任某些具体事务的实用人才。与桓公、威王的重视“才”相比，宣王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学”。他“喜文学游说之士”，“褒儒尊学”，让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在思想理论上和培养人才方面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服务。上面所引的几条材料中提到的都是些著名的学者和当时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学宫中自由议论，畅所欲言，争鸣辩驳，授徒传业，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学说，宣扬自己的治国方案，从而使学宫成为名副其实的“学”宫，成为当时列国的学术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者们争鸣讨论的问题更加广泛，各家各派的学说不仅更加丰富和成熟，而且经过争鸣激荡和互相吸取，又涌现出一些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学说和理论，如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理论和荀子之学等，百家争鸣遂被迅速地推向了高潮。

第二、齐宣王对学宫采取了特别优惠的政策，促进了学宫的迅速发展。宣王继承了学宫开创以来“招致贤人而尊崇之”的既定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利用威王以来不断富厚的国力，对学宫采取了进一步优惠的政策，以促进学宫的发展。首先在政治上，对淳于髡等著名稷下先生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皆命曰列大夫”，给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满足他们参预政治的欲望。其次，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受上大夫之禄”“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尔雅》曰：“四达之谓衢，五达之谓康，六达之谓庄。”齐宣王在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旁为稷下先生建造高门大屋，让他们享受上大夫的俸禄，过上优裕、富贵的生活。再次，稷下先生在学宫中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行动上来去自由。宣王对各派学者一律来者不拒，优礼相待，对愿去者亦不横加阻拦，而是以礼相送，馈以金帛，让他们在别国广泛宣传，扩大齐国的政治影响，以招徕更多的贤士。有了以上这些优惠政策，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既有政治上的地位和荣誉，又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且有行动上和身份上的充分自由，“这些学者们得到了这种温暖的保护，也真好像在春雨中的蘑菇一样，尽量地簇生了起来。”[23]由于采取了这些优惠政策，学宫在宣王时期获得了迅速发展，四方学者趋之若鹜，“盖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

有的学者根据“复盛”二字断定在此之前学宫曾有过一个衰落时期。他们或以为，桓公、威王之际“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于是初盛的学宫遭到挫折，走向衰落，后来威王听从了淳于髡的讽谏和邹忌的改革建议，励精图治，于是学宫又由衰转盛。[24]这种观点缺乏证据，且年代自相矛盾，《史记》明明说齐宣王时稷下复盛，怎么又成了威王的事迹？或以为威王后期，齐国将相不和，相国邹忌与将军田忌闹矛盾，田忌离齐之楚，邹忌也丢了相位，这场风波的主要人物是稷下先生出身的邹忌，因此对稷下学宫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影响。[25]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稷下学宫不是私家养士，而是国君以国家的身份养士，学宫的盛衰应取决于国君，而不应系于将相。此时正值威王称王不久，国势正强，政权巩固，故这一点小的麻烦不应波及学宫。再说邹忌脱离稷下至此已三十年，威王怎会因他曾是稷下先生而迁怒于学宫呢？或以为学宫由盛转衰，是因为宣王对文学游说之士有一个由不喜到喜或由“轻”到“重”的转变过程，根据是《说苑·尊贤》和《战国策·齐策四》中淳于髡和王斗批评齐宣王不好士的言论。[26]如《说苑·尊贤》曰：“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其实战国时期的士，在列国虎争、纷纷招致游士的形势下，是很少在国君面前称道其“好士”的，相反地，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指出其“不好士”，以便自抬身价，说动国君进一步“好士”，淳于髡和王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齐宣王的好士在列国君主中是最负盛名的，孟子就是在齐宣王即位之初慕其“好士”之名而离梁来齐的，因此说齐宣王曾经“不好士”是难以成立的。那么“复盛”二字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从包括《史记》在内的现有史料来看，齐宣王之前，稷下学宫的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不存在一个衰落时期，也不存在齐宣王振兴稷下学宫的问题，所谓“复盛”，应当理解为更加兴盛，理解为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的兴盛飞跃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当然，《史记》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材料来源，但并不是每一个字都可靠，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应该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事实下结论。基于这样的看法，笔者认为《史记》所谓“复盛”，应理解为“益盛”或“愈盛’才更为符合历史事实。

（四）衰落、中兴与终结

经过威、宣二世的经营，齐国的繁荣和富强在列国中已是首屈一指，齐闵王从乃父乃祖那里继承了一份良好的基业。但威王和宣王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等良好素质和修养以及他们的开明政治风气，却没有被继承下来。齐闵王是一个独断专横、狂妄骄暴、急功近利的君主，热衷于对外扩张。《盐铁论·论儒》记述道：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齐闵王对内不任贤良，听不进稷下先生的有益劝谏，对外穷兵黩武，矜功不休，致使国库空虚，百姓不堪。《战国策·燕策二》曰：“闵王末年，齐君臣不亲，百姓离心，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齐国几乎灭亡，齐闵王自己也丢了身家性命。好端端一份帝王基业，短短十几年就被断送了，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稷下学宫也在闵王后期迅速衰落，乃至一度中断。

稷下学宫衰落的标志是一批著名学者相继离去。从《盐铁论》的记述来看，其原因是齐闵王不能采纳他们的劝谏，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才失望而去。其实，仅由于劝谏不被采纳，稷下先生们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在这里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迫使稷下先生们离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齐闵王已容不得他们，如不离开就会有杀身之祸。这点从田骈的遭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记：“唐子短陈骈子（即田骈）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此处之“威王”乃“闵王”之误，学术界早已公认。[27]大概是稷下先生们习惯了威、宣时期开明宽松的政治风气，闵王时仍毫无顾忌地议论时政，而闵王却越来越嫌他们多嘴多舌、碍手碍脚。田骈的逆耳忠言本已使闵王厌烦，加上唐子的诬陷，闵王遂萌发了杀机，迫使田骈离开了稷下。齐闵王对待稷下先生的态度同威王和宣王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造成稷下学宫衰落的重要原因。

稷下先生们离开学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闵王时期非但不被礼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且生活上也得不到保障。齐闵王穷兵黩武，耗尽了齐国的资财，“百姓不堪”，致使学宫资养匮乏，稷下先生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据《淮南子·人间训》，田骈奔薛后对孟尝君说：“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同他昔日那种“资养千钟”的豪华生活相比，真可谓一落千丈。因而他反而感谢唐子对他的诬陷，使他在孟尝君这里过上了“食刍豢，饭黍粱，服轻暖，乘牢良”的优裕生活。

齐闵王的穷兵黩武和专横昏暴给齐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闵王十七年，五国联合伐齐，七十余城只残存二城，燕军攻入齐都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宗庙”，[28]齐国几乎灭亡。兵荒马乱中，稷下学宫也在劫难逃。田单复齐之前，临淄被燕军占领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人员离散，学宫的活动不可能进行，不得不中断。

稷下学宫后期的著名学者荀况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以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即孟尝君）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接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仁义而由权谋也。”[29]荀子将齐闵王身死国亡的原因归结为“不由仁义而由权谋”，虽不脱儒家窠臼，但他指出齐闵王贪得无厌、急功近利、穷兵黩武、全无信义，以致于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却是值得认真记取的经验教训。

襄王五年，田单复国。齐国经过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国力大衰，丧失了往日一等强国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齐襄王虽然是在废墟上重建家国，但仍想重振国势，试图有一番作为。他继承了祖先的既定国策，将复兴稷下学宫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条材料表明，经过了闵王后期的变乱，稷下先生学士离散，各谋生路，到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时，田骈等老一辈稷下先生也已不在人世。齐襄王为了让稷下学宫在他振兴齐国的计划中发挥作用，采取了一些措施，仍尊稷下先生们为“列大夫”，一面招聘了一些名流学者到稷下，一面提升一批稷下后学，补充了列大夫的缺额，大体上恢复了学宫的编制、供给和日常活动。荀子在当时的稷下先生中最为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因此三次被推举为学宫中的学术领袖——祭酒，主持学宫的日常事务。经过这一番努力，学宫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经过闵王后期的大变乱，齐国已元气大伤，恢复了的稷下学宫也失去了往日繁荣昌盛的气象，如同田齐政权一样，丧失了吸引力和号召力，很难再有所作为了。可以想见，此时的稷下学宫，无论在规模、人员素质、繁荣程度还是在政治作用、社会影响上，都已是今非昔比了。齐襄王在位十九年，无力扭转日渐颓败的国势，稷下学宫也每况愈下。齐王建即位后的四十余年间，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日益突出，秦相吕不韦广招天下学者，其中直接和间接来自稷下者当不在少数。秦国迅速取代齐国，成为战国末年的学术文化中心，秦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相当明朗。田齐政权只求偏安一隅，已是苟延残喘，对稷下先生的忠言更觉逆耳。据《荀子·强国》，荀子在齐王建时期为了挽回齐国败亡的局势，曾向齐相进言，说齐国当时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对君王后把持朝政的混乱局面表示不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曰：“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可能是齐王建听信了谗言，使荀卿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才同当年的田骈一样，被迫离开了学宫。身为学宫祭酒的荀卿尚且如此，其他稷下先生更可想而知。荀卿出走后，学宫失去了学术领袖，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外流的人才一定不在少数。此时的学宫已是日薄西山，勉强维持而已，即使仍然存在，也是名存实亡了。不久，齐继五国之后为秦所灭，稷下学宫也就随之终结，走完了它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