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哲学教育，2021-11-08 

02  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

稷下学宫既然是适应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既然是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的重要场所，因而它就必然地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性质。

（一）“不治而议论”之所

稷下学宫这种政治和学术相结合的双重性质，司马迁在《史记·田完世家》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不治而议论”，《盐铁论·论儒》表述得更为具体——“不任职而论国事”。其他如“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30]“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31]“咸作书刺世”[32]等，都是对学宫这一性质的不同表述。概而言之，“不治而议论”就是不担任具体的行政官职，而专以议政为务。这是稷下学宫同其他诸侯国的养士之间的重要区别。

具体来讲，“不治”即“不任职”，没有专司的职责。《孟子荀卿列传》云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所谓“列大夫”，不过是一个称号或头衔，此乃承袭桓公田午专为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的做法，刘向《别录》云“方齐宣王、齐威王之时，聚贤士大夫于稷下，号曰列大夫”可为之证。《广韵》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列大夫”就是位次在大夫之列，爵位与大夫并列，这标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毕竟又不同于有具体官职的大夫，所以说“不治”。正因为“列大夫”不属于正式的官僚，所以才有稷下先生淳于髡“终身不仕”，[33]田骈“设为不宦”，[34]鲁仲连“不肯仕官任职”[35]之类的说法，这表明他们仍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过，既然政治上有一定的爵位，经济上也就享有相应的待遇，不仅居住高门大屋，而且“受上大夫之禄”，[36]甚至有田骈那样的“资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37]的人物。

“议论”即“论国事”、“议政事”、“言治乱”，对国家政治发表评论意见，特别是批评性意见。前面我们在“稷下学宫之滥觞”部分中讨论“啧室之议”时已指出，“议论”一词与现代汉语中“讨论”、“商议”这些词的涵义不同，是指“非议”。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议政，甚至可以批评政府和国君，而这些又得到了政府和国君的鼓励和保障。因此，稷下先生们大都敢于直言相谏，对于国家的安危治乱具有一种责任感，从不为了迎合君主而发表投机性的言论。古代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在稷下学宫中发挥到了它的最大限度，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后的，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宽松的政治空气和如此自由的思想学风。

有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充分的言论自由这双重保障，稷下学宫的学术思想就通过“不治而议论”的途径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稷下先生们在这里一不为生活无着而忧虑奔忙，二不会因地位不高、声名不显而遭人白眼，三没有居官任职的政务烦劳，四不必担心因议论不合而丢掉饭碗。有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他们得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著书立说、教学授徒等学术教育活动。他们在学宫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许多著名思想家便在这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便在这里问世了，许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便在这里产生了。稷下学宫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成了战国中期以来知识分子向往的理想之所。这里荟萃了各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战国中后期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曾涉足稷下，为学宫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政治功能

稷下先生虽然“不治”、“不任职”，有别于正式的官僚，但稷下学宫毕竟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这个学术文化中心，总是通过种种方式参与和干预政治，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处处都渗透着它的作用和影响。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学术和政治始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可谓政治中有学术，学术中有政治。因而，不仅稷下学宫本身从总体上来看具有学术和政治二重属性，而且稷下学宫的每一项具体活动也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质，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

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议政和咨询。这是稷下学宫主要的政治功能之一，也是稷下先生“务于治”的主要渠道。稷下先生议政和咨询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具体方式：1、进说。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打动国君，通过国君对自己主张的采纳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参预政治的愿望，如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38]  2、进谏。看到国君的政治决策有失误而当面指陈，及时纠正国君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出现的偏差，如淳于髡谏齐王伐魏，避免了一次错误的行动。或当面批评国君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如淳于髡谏威王“罢长夜之饮”，王斗批评宣王之喜好声色犬马。3、咨询。当国君就某些重大问题询问和商量时，向国君出谋献策，指陈利弊，以便国君进行决策。4、演讲。在学宫定期举行的集会上宣传自己的主张，或针对时政发表评论，以期扩大影响，引起国君的注意。5、辩论。利用各种场合公开自己的主张，与持不同政见者展开争论，以期辩明是非，备国君做出最佳选择。6、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书之简册，使之更加系统化、严密化和理论化，便于广泛流传，最终达到“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目的。以上这些议政咨询活动，正是田齐政权创办稷下学宫时的主要初衷。由于稷下学宫出色地起到了这一作用，因而时下有的学者称其为田齐政权的“参议院”、“智囊团”、“思想库”，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古代的“兰德公司”，这些形象的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议政咨询活动，无疑对田齐政权选择治国道路、制定政策、进行决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齐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间接地对列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培养人才，推荐官吏。战国以来，激烈的竞争使得士阶层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有增无减。稷下学宫作为齐国的人才培养基地，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中为齐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其中不少人才通过各种途径流动到别国，在列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宫中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者称为“先生”，他们的门人弟子则称为“学士”。这些“学士”为数众多，如田骈有“徒百人”，宋钘在稷下“聚人徒，立师学”，“率其群徒，明其辩说”，[39]其他稷下先生的门人弟子之多亦可想见。著名稷下先生淳于髡死，“诸弟子三千人”为其服丧，[40]这个数字难免有些夸张，但《史记·田完世家》说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当不会有错。这“数百千人”还仅仅是当时正在学宫中受业的学士的人数，学宫存在的一百多年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当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稷下先生们虽然“不治”、“不任职”，他们的门人弟子却不受这些限制，“学士”们学成之后，经“先生”推荐就可以踏上仕途，成为齐国甚至任何国家的各级官吏，如“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士于宣王”，[41]齐宣王在稷下先生王斗的敦促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42]无可否认，学宫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齐之强盛同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是没有限制的，哪里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他们就会流动到哪里。可以想见，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舞台上，必定都有稷下学宫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活动，他们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进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出使他国。稷下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政治眼光敏锐，而且大都有游历列国的经历，他们见多识广，且有良好的口才，擅长于外交活动。因而齐王经常用其所长，委派他们出使别国，他们也都能樽俎折权，不辱君命，出色地完成使命。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淳于髡。据《史记·滑稽列传》，“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威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又《吕氏春秋·报更》载“淳于髡为齐使于荆”。《淮南子·道应》亦载“齐人淳于髡，以从（纵）说魏王”。可见淳于髡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故司马迁说他“数使诸侯，未尝屈辱。”[43]邹衍也曾为齐出使别国，“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44]这些都说明稷下先生在齐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稷下先生的出使他国都是临时性的委派。有的学者对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提法提出了怀疑，认为“说不治是有误的”，[45]其主要根据就是稷下先生曾参与了外交活动。其实外交这样的具体政事并非稷下先生经常性的活动，司马迁所概括的“不治而议论”，是根据稷下先生经常性的主要活动而做出的结论，我们不应以偏概全，根据某些特殊的情况而混淆学宫的一般性质。

第四、制造政治舆论。战国中期，在兼并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大趋势也已渐露端倪，而统一天下正是田齐几代国君梦寐以求的愿望。齐威王曾表示，他要远则“高祖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向“朝问诸侯”——统一天下的目标迈进。[46]齐宣王说得更明确，他要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为了配合田齐统治者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稷下学宫的学者们自然要纷纷行动起来，为之大造舆论。在稷下学宫早期的作品《黄帝四经》中，作者已在大谈“王天下之道”，对君主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明确要求，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在战国后期至秦汉的许多典籍，如《战国策》、《吕氏春秋》、《鹖冠子》、《说苑》、《韩诗外传》等中，都出现了“帝者”、“王者”、“霸者”、“亡者”之类的排列，如《战国策·燕策一》：“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而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稷下学宫早期作品《黄帝四经·称》中，我们却找到了这些说法的来源：“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这些材料一方面表明士阶层地位的提高，一方面也表明了列国兼并竞争活动的升格。士人们在以王者师友自居的同时，也给君主们戴上了高帽，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条材料也表明，早在稷下学宫创立的早期，田齐君主便萌生了做帝王的野心，稷下的学者们就曾为此造过舆论。战国中期，自魏惠王始，各主要诸侯国在二十年内相继称王，而威王时齐已是“最强于诸侯”，[47]宣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48]显然，称王已不能显示好大喜功的齐国同其他国家的区别了，于是，齐国开始酝酿帝制运动，要假借“皇天上帝”的名义来称“帝”了。后来，齐闵王“奋二世之余烈”，果然一度称帝。为了适应田齐政权帝制运动的政治需要，稷下先生们在理论上和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配合，他们撰写了一批著作，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拟定了一套典章制度。刘向《别录》云：“《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49]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周官》一书也是战国时齐人所作，[50]那么，除了为齐国称帝积极造舆论和进行筹划准备的稷下先生们，还能有谁呢？据笔者的研究，《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一组作品也都是齐国帝制运动的产物。[51]这些作品，从大到明堂、封禅、巡狩等典礼，小到爵禄、祭祀、婚丧等制度，甚至君主的衣食住行，都为未来的统一帝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舆论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它在齐国上上下下造成了一种统一天下已近在眼前的气氛，在列国间也造成了一种统一天下已非齐莫属的声势，对列国的君主构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使齐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三）学术活动

为了使稷下的学者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在思想理论上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作用，田齐统治者对稷下学宫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外，为了鼓励学宫的学术活动，他们还有一条重要的保证，那就是允许学术自由，政府不干预学宫的学术活动。有了这一条保证，稷下的学术活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著书立说。由于田齐统治者实行了开明的文化政策，并不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抬高哪一派，而是一视同仁，兼容并蓄，任其自由发展，从而吸引了各家各派的学者来到稷下。这些学派尽管大小不等，尽管主张殊异，甚至互相抵牾，但在学宫中都有自由发展和平等竞争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标新立异，使学宫形成了学派林立、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学派在学宫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各学派的分化和互相渗透、融合。即使是同属一个学派的学者，各自的思想主张也都有不同的倾向和个性，很难找到两个思想主张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师生相承，也各有千秋。于是，一大批在中国古代极有影响的著作在学宫中问世了。诚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说，齐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第二、讲学授业。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延续和发展自己的学派，就要聚徒讲学。从学士方面来说，为了获得文化知识，为了踏上仕宦之途，就要从师受业。先生与学士构成了教与学双方，开展了学宫的教育活动。如前所说，许多著名的稷下先生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在稷下，教与学双方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先生可以自由讲学授业，学士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特别是可以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学习，其他先生讲学也可以去自由听讲。这种自由灵活的学习制度，使得学士们有机会接触其他学派的学说，有助于打破门户之见，防止思想僵化和学术流派的近亲繁殖，使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活力，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人才的培养。据郭沫若的研究，稷下学宫还制定有统一的学生守则，这就是收入《管子》中的《弟子职》篇，[52]其中对来稷下求学的学士们在品德修养、待人接物、学习纪律、饮食起居和衣着仪表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守则。这些学则保证了学宫的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证明了稷下学宫确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正规的学术教育中心。稷下学宫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学术活动同时又是按照田齐政权的要求进行的，主要是为了适应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官办的最高学府，其说亦不为过。

第三、期会争鸣。史载，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稷下祭酒，可见稷下学宫是一个有组织的正规的学术团体，有其常规性的学术活动。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53]“期”乃预定、约定之意，“期会”即按约定的时间定期举行集会。既为集会，就应有德高望重之人召集主持，“祭酒”即是这样的主持人或学术领袖。“期会”进行的活动不外乎演讲和辩论两种。通过演讲，各家各派都获得向大家公开自己学说和观点的机会，有利于互相了解、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稷下的学者们大都有出色的口才，都有一套辩论的技巧，在辩论中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如稷下先生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54]“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55]田骈、邹衍、邹奭亦因雄辩而得“天口骈”、“谈天衍”、“雕龙奭”的雅号，为人们所称道。可以想见，这些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在先生之间进行的，有在学生之间进行的，也有在先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有不同学派之间的，也有同一学派内部的；有面对面的问答，也有见诸简册的应对；有的注重辩明坚白同异、白马非马等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有的注重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辩论的结果，“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56]双方在争鸣中辩明了是非，取长补短，各得其所。人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

稷下学宫中的学者来自四面八方，这既是学宫学术思想繁荣的标志，也是有利于其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成了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因素交流汇合之地。在稷下学宫中，有齐国本土的学者如淳于髡、田骈、邹衍、尹文、接子、邹奭、鲁仲连等，他们是齐文化的主要代表。来自异国的学者在学宫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如慎到、荀卿都是赵人，宋钘、儿说为宋人，环渊是楚人，等等。这么多著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列国文化大汇合，不同地域和类型的文化得以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互相冲突激荡，争鸣辩驳，使学术思想的发展繁荣获得了绝好的时机和条件。在稷下学宫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同时，先秦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步入到它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