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2018届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近代以来，传教士除了向中国传教，还介绍和翻译了各种西医书籍和期刊。皮尔逊所著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是我国最早的西医译著。随着西医学校的兴起带来的是对西医学著作的需求，传教士传授西医知识时意识到教材的重要性。合信作为医学传教的先驱，在从事医疗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医学著作在医学传播中的作用，并率先进行西医书籍的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伦》《内科新论》和《妇婴新论》五部西医学著作，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合信氏医书五种》。合信之后，更多的传教士加入到翻译西医著作的行列。可以这么说，20世纪之前，传教医生是翻译西医著作的主要群体。尤其是参与西医教学的传教士，更是为此投入了更多的热情，毕竟这个时期严重缺乏合适的教学教材。这个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德贞和嘉约翰，前者在京师同文馆中任职，后者是博济医校的授课教师。德贞在受聘之后，就开始进行西医著作的翻译与编著，他的主要目标是解剖学和生理学。他编译的《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全体通考》和《全体功用》三本著作被当做同文馆学生的教材出版。尤其是《全体通考》足有18卷之多，据高晞先生的研究，“纵观全书，无论是内容的质量与篇幅，还是分类体系都远远超过合信所著的《全体新纶》，它是一部完整、严谨的大型解剖教科书，与同时代的西方解剖学几乎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学角度对中西医学史进行了比较，并批评了中医对解剖生理学的忽视是造成中医学落后的主要原因。德贞不止翻译西医著作，还在《中西闻见录》和《万国公报》等杂志上发表有关医学教育和科普类的文章，积极传播西医学知识。

嘉约翰既是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也是博济医校的创始人，在教学过程中他深感教材的缺乏，而且意识到中文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开始时他使用的是合信的译著作为教材，随着诊疗经验的累积和教学经验的丰富，嘉约翰开始自己翻译西医书籍。“嘉约翰是19世纪中后叶翻译西医书籍最多的传教医师，共译成西医书籍达34种之多”主要有《化学初阶》《西药略释》《裹扎新法》《内科全书》和《妇科精蕴图说》等。这些图书除了介绍专业的西医学知识，还多侧重于临床医疗技术的传授，这是嘉约翰在博济医院临床实践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作为传播西医学知识的重要载体，除了书籍之外，另一种重要的形式是期刊。按照期刊发行组织的性质不同，期刊也可分为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和社团报刊（会刊）三种。17世纪中叶，随着科学活动规模的扩大，期刊这种形式在学术交流等会议上诞生，标志着学术思想的研究、交流和传播进入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诞生于欧洲，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皇家学会哲学汇刊》问世，这是一本综合性期刊，涉及科学知识的各种学科。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新知识的涌现，科学的分类越来越细，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分支学科的学术团体和出版物的产生。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医学期刊首推1679年在法国出版的《医学新进展》。早在传教医生将医学社团一中华博医会制度引入中国社会时，社团报刊的形式也被复制下来，于是有了《博医会报》的产生。这些内容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在《博医会报》出现之前，博济医院已经率先于1880年创办了校刊《西医新报》，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在中国编辑出版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西医药期刊。嘉约翰担任主编，规定每年4期，也就是以季刊的形式出版发行。该刊主要由于经费问题只坚持了两年，出版了8期便停刊了。近代著名医学家王吉民对《西医新报》做过研究，“此系一种医学杂志，专为华人而设。报共8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及目录，全属中文。在发刊词中，用简洁文言，说明杂志之益，医志尤为需要，并述西医比较中医的优越。@、“中国行医传道会”“内科新说”“烫在第一期中，主要涉及了“论医院”伤治法”“截除术”和“真假金鸡纳霜”等内容。按照各项内容所占的比例，14篇文章中关于西医学专业知识的部分有11篇，由此可见《西医新报》是一本专业的西医药期刊。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医学宣传与普及是扩散医学社会影响力、提高医学家社会声望和提升民众医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中医社团创建的目的一方面是团结医界同仁群策群力改良中医学，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创办医学报刊、出版医学书籍以及开办函授班向民众宣传和普及中医学知识。文章选取上述社团在医学宣传、普及和交流中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期还原出民国时期“改良中医学”思想统摄下的医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及交流状况。

刊物是社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首先作为社团的喉舌向社会宣传社团的理念和宗旨，其次作为交流的平台维系着社员之间的关系。《中西医学报》作为中西医学研究社的会刊，主要任务就是践行其宗旨。《中西医学报》的发展时期分为两部分：一是从1910年4月创刊到1918年7月停刊期间为月刊形式发行，共100期；二是1927年1月至1930年6月共刊出12卷121期。该刊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翻译中外医学书籍，尤其是日本医学知识；一是刊登最新的医学成果或者探讨医学问题，呼吁开展学术讨论。

丁福保创建中西医学研究会就是得益于他去日本的考察见闻，尤其是日本医学改革的成果更加坚定了他改良中医学的决心。丁福保早年就读于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和东文学堂，1903年开始还兼任京师大学堂生理卫生教习，他一直坚信中医改良的关键在于改进中医教科书并创办中医学校。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他后来对中西医学研究会的经营，该会章程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于是致力于翻译西医学知识成为该会的主要会务之一，《中西医学报》成为传播医学知识的阵地。除此之外，丁福保还组织会员整理中医学知识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刊登在《中西医学报》上。有学者对他们的翻译成果进行了统计，在120期的报刊中，共刊登了46篇文章，其中涉及的国家有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瑞士等，包含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疾病诊治方法，生活保健研究和药物研究和其他。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1  《中西医学报》所载翻译文章分类（略）

《中西医学报》不仅成为民初介绍西方医学知识的前沿，而且也为中医界有志于医学研究的士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1912年丁福保重新修订中西医学研究会的章程是指出了会员的权利，其中有一条：“凡各会员已决定之新学说，即登诸医报，以供众览。”即是表明学报对公布新学说、新成果的义务。除此之外，有关医学理论的讨论、中西医学的论争以及对改良中医学的主张等都是交流的热点内容。鉴于丁福保对西医学的推崇，《中西医学报》中刊登的文章也多侧重西医学知识或者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这也是丁氏试图以西医学为模本来改良中医学的具体实践。将西医学知识尽可能的介绍到国内并通过《中西医学报》为平台进行交流和宣传，以促进西医学知识在中医群体中的传播。所以从该刊刊登的西医学知识的类型看是多样的且没有侧重点，并不是集中某个分科进行专门介绍，而是涉及的范围广泛，其中包括心理学、内科学、外科学、防疫学、药物学、解剖学、检验学等等。在介绍西医学知识方面，丁福保等人本着“改良中医学”的观念可谓不遗余力。《中西医学报》的栏目设置包括“学说”“论说”“从录”“社友来稿汇录”“东西译稿”“小论坛”等，其中“学说”主要是论述各种中西医理“论说”主要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医学问题讨论、探讨或者建议等：“丛录”是汇集些医药学知识或者信息的栏目：“社友来稿汇录”则选择刊登了中西医学研究会会员的一些优秀稿件，其中包括疾病的诊治方法、方剂的使用、中西医理的探讨等各种类型的知识：“东西译稿”则是该刊的特殊色栏目，主要是翻译外国的医药学知识；“小论坛”栏目在后期才出现，主要是讨论具体的中、西医药知识。鉴于《中西医学报》的传播西医学知识的倾向，特将其涉及相关知识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已排除前述翻译的文章），具体如下表：

表1.2 《中西医学报》刊载西医学知识表（略）

纵览《中西医学报》的内容，其涉猎的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医学知识的所有方面，尤其还注意到疾病与精神、心理关系的讨论：除此之外，该刊还关注流行性疾病，1927年第9卷第1期集中对霍乱的病因、病源以及治法进行论述，可以说是“专号”的雏形了；而且有关两性生理健康方面的论述也相对集中，其中还涉及早婚男女生殖健康问题等，都是之前较为隐晦且很少公开谈论的话题，如今以报刊的形式刊登出来，一方面向更多的受众传播了医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相对开放了，这为更多新知识的宣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相对于中西医学论争时期的中医学报刊来说，《中西医学报》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相对单纯，加之丁福保个人对西医学知识的推崇，才使该刊表现出强烈的西化倾向。不过这种西化与“科学化”不同，它的目的是研究中西医学并交换知识、传播知识，试图唤醒中医药界的职责。作为唯一一个跨越民国而存在的期刊，《中西医学报》带有明显的清末期刊的特色，即致力于中医学的改良，很少涉及中医行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刊的学术性质更为突出，代表了中西医学论争前中医学期刊的特点。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神州医药学报》的创办旨在“研究真理，集思广益。”余伯陶和包识生担任主编。余伯陶认为中西医学是相通的，在《发刊词》中他写道：“吾国古代医术实为全球医界之圭桌，降及近世道柄国者以医学为贱工，以药学为微业，在上者不知提倡，斯在下者不知研究，遂致人自为学，家自为师，无统一之良方，鲜普通之教育。古人良法精意求今人之保存而不得，遑论其能进步哉。当兹二十世纪之世界东西列强莫不剧战于竞争之点，吾国医药学业不欲图存则矣，苟欲图存，非研究改良双方并进不可。吾愿国人放开眼光，拓开知识万目一的，猛进突飞，盖能争则进不争则退，略一松懈，中医将有退化之虑。本报同人不忍误此时机，只愿以一得之愚，贡诸海内，所恨智力、经验二者均不足以辅道全国，惟愿与海内通才共相维系。正是遵循着这种改良中医学以图保存的主张，《神州医药学报》致力于中西医学的共同研究。该报1913年5月开始创刊，每月发行一期，1916年10月至1923年10月期间停刊，复刊后1925年4月再停刊，所以该刊共发行34期。其设置的主要栏目包括“论说”“学说”“答问”“医话”“纪事”“医籍”“医案”“新闻”“图画”等。最受读者欢迎的是“论说”“学说”“答问”和“医籍”等栏目，主要是因为这些栏目刊登的都是有关医药学理论、医药新学说、医药疑难问题的解答和最新医学书籍的知识。尤其是对一些晦涩的古代医籍进行的通俗解读深得学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在宣传和普及医学知识方面效果显著。我们可以按照该刊栏目的分类对医学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进行详细分析。

医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共同组成了医学知识的传播，而被列为“论说”“学说”和“医籍”等栏目的都属于该范围。“论说”中刊载的是“关于医药学之理及指陈医药学时事之关系”；“学说”的范围是“凡吾国古有各种科学之真理及世界各种书报发明之新学说足供参考者均属之”；“医籍指的是“凡中国古有书籍世鲜行本者及新书之未经发刊者，本会当搜罗刊印”。据统计，《神州医药学报》中刊载的中西医学知识共计309篇，其中涉及中西医学汇通的有46篇，主要包括中西医药的汇参、中西生理学、病理学以及解剖学与脉学的参合，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3 《神州医药学报》中刊载的中西医汇通类知识汇总表（略）

鉴于对中医学的维护，即使是提倡改良中医学，也是在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不同于丁福保只强调西医学的进步，希望中医学仿效西医学改良，神州医药学会则是认为中医学有不足之处再借鉴西医学的长处，本质上是承认中医学的优点的。所以《神州医药学报》上刊登的文章多数是侧重中医学知识的传播，西医学及中西医学汇通的知识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小。正是秉持着这种“保存中医学”思想，神州医药总会才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而这种抗争与近代中医学的学校教育体制的确立密不可分。

神州医药总会创立与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案”时期，目的就是反对政府忽视中医学的发展，人才是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后继无人之时也代表着该学科的消亡。中医教育被剔除出教育系统，即是表示中医学的人才培养遭遇了重创。为了唤醒中医界的抗争意识，余伯陶等人联合了个省市的中医学团体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正式拉开了近代中医界抗争请愿活动的序幕。《神州医药学报》对神州医药总会在领导中医药界进行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抗争中的情况进行了部分刊载，还有一些登载于《医学杂志》上。除了跟踪学校教育合法权的抗争过程，《神州医药学报》还对该过程中中医界人士对中医学的一些反思进行了报道，对研究该时期中医界的思想动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内容具体表现为下表所示：

表1.4 《神州医药学报》有关中医学校合法权抗争文章汇总表（略）

《神州医药学报》刊载有关中医界争取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相关内容共计 85篇，基本记载了该抗争活动的全过程。《筹办神州医药总会议案汇志》一文表明了组建“医药救亡请愿团”的原因以及代表的选取情况：“组织救亡请愿团号召同志归王问樵君担任，组织编辑团发行学报归余伯陶君担任，组织演讲团编白话分赠各界归徐相辰君担任......联络教育总会、商会、国货维持会、民生国计会以促进行，公宴报界诸君要求协助，厘定医药学校科书体例，厘定医药学校科目，审查会员请愿各理由......推举李槽臣先生主撰请愿理由书，王问樵君提议无论职员、会员一律平等，如有假公济私者察出，公同斥退经众赞成。”具体的请愿书内容刊登在《医学杂志》上，主要目的是陈情设立中医学校的理由：“今者民国肇始，力图自强，我国医药人才，方将与海世界各国竞胜争雄，教育部太部定章，于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认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遽加淘汰则不可。”@

于是，请愿书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医学的重要性：一是中医学在理论上有西医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西医重形质，中医重精神，实病之确有可指者，故能以解剖得之；至于六淫之邪精气神之损益，无迹可寻，恐非已死之肉骼所能举以示人也。故西医能治直接之实病，而于治间接之变病，则不如中医。”@二是认为国人选择治疗疾病的主体还是中医，“求治于中医者，尚十倍于西医之门。”三是从中西医群体的培养成本作对比，认为培养中医人才更适宜。“就我国之现势论之，专重西医非有十万人不足以共全国之用，此项培养之费，即药学化验之需，合计数万万元不可，此等巨资，已属两难筹措，且旷日持久，至速 20年方能有成，此20年中， 西医既不敷分布、中医以讲究淘汰之故，无复上进之心，则人民之生命，大受损失。......若就此时机提倡中医，策其上进，需费既少收效亦易，俟两方人才鹊起互相观摩，可收沟通之效，此征诸我国之现势。”@列举了三种理由之后，请愿书最后写道：“请求贵院呈请大部，统筹全局，准予提倡中医中药，除前次西法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布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一方以西法辅助中学，一方以中学辅助西法。”在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很快批复解释并无歧视中医之意，“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随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也正式批文：“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至此，民国时期中医界第一次抗争活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为各地中医学校得以立案奠定了基础。

《神州医药学报》中的《教育部之批示》《本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药奉批书后》《阅报载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批准喜而勉之》等文章对该事件皆有记述得到教育部和国务院的批复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如何创办中医学校。袁桂生的《医学之保守与进化》通过中西医药的对比批判出所谓的“中医是谓消极的，主议退化：西药万能，远非中药所能及，当废中药而购西药”的看法，指出二者各有所长，中医学有发扬光大的必要；《筹办医院医校之先声》《兴医学在创立医校说》《中医前途之大希望》《拟编中医教科书籍与同志商榷书》以及《论今日急宜设中医函授学校》等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建言开展中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尤其是余伯陶的《兴医学在创立医校说》一文，对设立中医学校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他认为“古人求道必受业于师，借助于友，故聪明日以启，开见日以宏，此学校之所由设也。语曰：百工成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此之谓也。其次他梳理并分析了历史上中医教育的状况：“医道肇于上古，神圣相传。迫乎成周，医师列为职官，当时造就良医以备登进。......意必多明睿之士，研精覃思，得明师益友之传授，技术有验于人世者，是以由周至汉，明医辈作。......宋代医士独重考试，虽鲜奇杰挺生于其间，而循诵习传不坠师法。......自宋以后官司之课不及于方技，贤智者目为小道，以余力涉猎而已。专精其事者盖鲜，市医则默守旧业，学术谤陋。......医道之日荒，不学之流弊至斯耳。”@再次针对这种中医学教育日渐凋零的现状，余伯陶强调建立医学校的迫切性。“迄于今世，医业益众，实学则寡，初非沉减，往往束手。遂使异方之士挟其独擅之秘争鸣于时，不亦我道之羞也？为今之计必创立医校以培养医才，而后医道得以复兴。”@最后他还对建立医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纠合同志，议定方法，有资者出资，无资者出力，堂室骤难营建或假公地或就民居，仿书院之制，立为某某医校。举深于医理、富有经验者数人为之教授：在校肆业者定额若干人；校外肆业者，不拘额数。按月有考，按旬有考，别设诊治室以试验之。先以一校为之模范，各处准此以推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余伯陶在如何创办中医学校层面的思考是很有远见的，不仅揭示出医学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建立诊治室以供学生试验，这实际上是医学校附属医院的雏形。作为神州医药总会的创始人，余伯陶不仅有对中医命运的深切关切，而且还具有对时政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这集中表现在神州医药总会建立的初衷是为争取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余伯陶的这篇《兴医学在创立医校说》代表了当时中医界的主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可以从中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医界的思想状况，而且侧面也反映出中医学体制化的进程，尤其凸显了该时期在医学教育层面的诉求。

1931年神州医药总会更名为神州国医学会并进行了机构改制，相应的其机关刊物也更名为《神州国医学报》并于次年刊行。该刊为月刊，1937 年停刊，共计48 期，国内国外同时发行。在继承《神州医药学报》介绍中西医学知识的基础上，《神州国医学报》增设了“验方集锦”栏目，使民众接受医学知识的途径更便利。而且为了扩大读者的学习医学知识的途径和范围，该刊还积极介绍同时期出版的其他医学杂志，如山西医学改进会的《医学杂志》《苏州国医杂志》等。由于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建立，所以该刊对这一时事进行了大篇幅的刊载，包括中医界对该事件的反映以及对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大纲草案”的讨论等，尤其是针对整理中医学术事件的跟进与报道，表达出神州国医学会在争取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问题上的坚持。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表1.5《神州国医学报》刊载中央国医馆相关事务的文章汇总表（略）

《神州国医学报》在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进程中称得上是见证者与参与者，这与神州国医学会的性质密不可分，所以中央国医馆在整理中医学术和争取《中医条例》颁行中的各项活动皆被其记录下来，这部分内容在后面章节中详述。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上海医界春秋社在民国中医界占据重要地位，时值中西医论争的高潮时期，《医界春秋》应运而生。其发刊词对创办报刊的目的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何若勤修学业，自造康庄，实验睹而是非明，学术精而争端息乎？抑知纷纷聚讼，易淆听闻，琐琐堪嗤，反晦真理。是以本社之创成，不容或缓，本刊之传布，尤宜普行。”@事实证明，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该刊对民国中西医论争进行了全面反映。这与它自1926年创刊直至 1937年停刊持续了长达11年有关，并且期间少有间断，共发行了123 期，为研究民国时期中医学发展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其创刊宗旨为“以宣传中医学术，内而唤醒中医之努力，外而应付西医之侵略。”@希望通过发行期刊达到中医界喉舌的作用，于是呼吁“大声疾呼，力挽狂澜，亡羊补牢”。仅仅一年的发行就为其博得了“中医界之中流砥柱，中医界执牛耳之刊物”的美誉，由此可见《医界春秋》的成功之处。

能在众多中医期刊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中医界有名望的医家的青睐，说明了该刊有着鲜明的优势。首先发刊词宣布了办刊思想：“兹发刊之初，谨要以三事：一曰论善恶不问中西，一曰辨是非不尚攻击，一曰务真实不贵空谈。”@《医界春秋》对待中西医学的态度是公允的，这从其可以刊登“废止中医案”发起人余云岫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种开放的态度受到中西医双方的认可，也为该刊成为医界舆论的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医界春秋》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医学界空前唯一之评论性刊物”，争取到了中医界较大的话语权，代表着医药界较公正的舆论导向。其评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医界在中西医论争中争取合法与平等的地位，二是针对中医界内部的弊病进行抨击，以谋求中医学的发展出路。

《医界春秋》作为中医界的先锋，不仅在组织中医界为平等待遇的抗争中起到了组织、宣传的作用，而且在传播中医学知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同时期的中医期刊相比，《医界春秋》的关注点在中医学上。该刊重视学术性与专业性，所以其刊出的文章多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临床经验总结为主。因为考虑到中医知识的普及，《医界春秋》在编辑上又兼顾公众的接受能力，比如在学术性文章中穿插进一些医疗保健类的小常识。这种学术性与知识普及性相结合的形式，为《医界春秋》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使得读者的范围从专业的从医人员到普通大众。“《医界春秋》既在中医界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形成自己的读者群体，同时也拥有众多的社会读者，形成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医界春秋》创刊之初没有明显的栏目划分，随着编辑水平的提高，逐渐设计出各种栏目，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栏目体系。主要包括“评坛”“学说”“笔记”“调查”“纪事”“讨论”“”“常识”“通讯”“”“专著”等。其中记录民国时期中医药行业动态的是“评坛”“调查”“纪事”“通讯”等栏目，包括中医教育、中医行政管理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各种社会新闻等；而“学说”“医案”“讨论”“专著”等栏目则涉及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两方面的成果。

1.4.3.1 医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医界春秋》中刊载了大量的中医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经典的临床应用研究、各分科研究、诊断学研究、中药学以及方剂学等内容。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气一元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医界春秋》中对其的刊载量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当时盛行“中医科学化”思想，阴阳、五行理论是其批判的重点。所以为了避免争论，该刊对相关内容的文章的审查态度是严谨的。面对来自“科学”的拷问，一些医家也试着对阴阳五行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如《评议摒弃阴阳五行气者不知阴阳五行六气是科学》和《阴阳为自然的唯物的变化之表示》等文章就是针对“阴阳五行是糟粕论”的反驳。总起来说这些文章都在试图为中医学正名，但是在科学思想至上的民国时期，这些解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相对于阴阳五行，有关气的研究文章数量多一些，如张锡纯曾撰《元气诠》在该刊发表。

中医经典研究方面主要是结合临床经验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的新解以及对温病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伤寒和温病研究的文章最多，主要是因为温病学说是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成就而且彼时社会也存在着一些流行病，所以众医家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此。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全国霍乱横行，于是《医界春秋》刊登了大量有关霍乱的病因病理及治疗方法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多数都是从中西医学理论两个层面进行论述的，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医界人士对西医学的认可以及积极寻求二者汇通的尝试。此外，当时肆虐的流行病还有鼠疫、脑膜炎、麻疹、黑热病等，这些在《医界春秋》上都有详细刊载，具体文章如下表所示：

表1.6 《医界春秋》登载流行病情况表（略）

《医界春秋》对时疫很关注，针对不同的流行病开设了不同的“特载”，比如1927年第14期的“霍乱特载”和1932年的“麻特刊”，集中刊登了当时治疗疫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是《医界春秋》关注民生的表现。而且还在“医讯”栏目中连续刊登报道全国各地流行病的状况并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对策。除了文章，该刊刊登有关流行病的医学著作进行医学知识的传播，比如严苍山的《脑膜炎家庭自疗集》、郑全望的《瘴疟指南》、众医家合著的《四季传染病》以及《传染病预防法》等书籍的广告都曾出现过《医界春秋》中。这些记载对研究民国时期流行性疾病的治疗状况以及中西医学在流行性疾病理论与临床方面的结合尝试有重要价值。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的四种手段，尤其是脉诊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医界春秋》所载的有关中医诊断学的文章也集中在脉诊方面，其次还有舌诊的一些内容《医界春秋》特设了“药物”栏目研究中药，除了具体的中药药性分析之外，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讨论是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中药进行新解析，这为后世中药提纯研究提供了思路。总之，《医界春秋》刊载的具体的中医学知识覆盖面较广几乎涉及中医学研究的各层面，只是在文章数量上有所差异。所以该刊在传播和普及中医学知识层面称得上是不遗余力的，这实际上也是对其办刊宗旨的践行。因为《医界春秋》拥有庞大的编辑群体，中医界有威望的人士多数都在上面刊发过文章这不仅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而且也在无形中扩大了中医学知识的传播范围。尤其是在中医学备受质疑的民国时期，这种普及和传播活动对中医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扩大了中医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中医群体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1.4.3.2  交流机制的运行

中医界借助《医界春秋》为平台，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发表大量了评论性的文章，主要是站在中医界的角度评论当时的医政管理、中医教育、中医行业的职业操守以及对中医前途的讨论。这样的文章一经刊出，不仅会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而且还会得到积极的响应，所以该刊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这种思想的引导不只局限于中医界还会扩大到社会各领域，为中医界争取与西医平等地位争取了更多的支持者。比如关于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的中医教育问题，就是《医界春秋》关注的重点。这些内容具体刊载于“评坛”“通讯”“医讯”等栏目中。

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是近代中医学体制化中的大事，虽然其职能的履行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近代唯一一个得到官方认可的中医学行政管理机构，其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医界春秋》也划出大量篇幅对其成立及各种事务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积极发挥着中医界喉舌的作用。《医界春秋》与中央国医馆的关系也很密切，首先表现在该刊发起人对国医馆抱有极高的期望。早在 1930年国医馆筹建之时，《医界春秋》就开始进行追踪报道。如“国医馆在京开发起人会”、《中央国医馆第二次筹备会议演说词》等内容的刊登，反映的都是国医馆成立之前的情形。国医馆成立之后，《医界春秋》在 1931 年出版的第55 期上发表了“庆祝中央国医馆成立纪念特刊”，详细报道了国医馆的成立以及当时中医界的积极响应。面对国医馆的不作为，《医界春秋》进行了评论：“忆今春政府诸明公而有国医馆之设者，仅能为有形之倡议矣，当时各地医药界代表在首都开会之意气如云，而吾国医颇有发扬蹈厉之象。然自成立至今，历已半载有余，未闻有何进展，真是令人莫测也。”@

也有对其尖锐批评的，陈无咎就曾以《不在话下》为题讽刺中央国医馆：“中央国医馆，这个活动冠冕，岂非立在眼前，但吾人瞑目一思，竟似很古很古，和洪荒时代羽龙一般，蛰息北极冰岩，要外国探险队，寻他遗骸。”@国医馆在筹建时就邀请了张赞臣为名誉理事，在其倡导的“统一中医病名”中，馆长焦易堂又聘请陈无咎为编审委员会主席，张赞臣和余无言也都参与到工作中，《医界春秋》对此也进行了较多报道。张赞臣在“统一病名讨论专号”上发表文章称：“此次统一病名之举，固为整理国医切要之工作，事前并未博征国内同人之意见，事后又限以短促之日期”，表达出他对国医馆工作疏忽的指责。而且认为统一病名中存在“病症病名之混淆”现象，这种观点富有远见，从本质上说明了中、西医学的差异。

除此之外，该刊还为《国医公报》刊登广告并介绍其栏目和内容等以扩大《国医公报》的影响力。尽管国医馆的作为有限而且不断受到中医界的批评，《医界春秋》还是投入了大量精力支持它的各项工作，这也从侧面表达出民国时期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寄予了厚望除此之外，《医界春秋》在促使“中医条例”的颁布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年“废止中医案”通过，全国范围展开了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运动。随着1929年5月27日“西医条例”的颁布，中医界新一次的抗争活动也随之展开，面对这种中西医学的不平等，中医界拟定了“国医条例”并向政府请愿希望中医学获得合法地位。迫于压力和缓和矛盾，国民政府暂时同意通过了该条例并改名为“中医条例”但是却迟迟得不到颁布和实施，一直到1935年《医界春秋》上刊登了“鸣鼓而攻” 的短文，揭露“中医条例”不能实施的内幕。从而拉开了全国中医界要求政府实施“中医条例”的序幕，《医界春秋》作为舆论中心，自然承担起宣传的重任，不仅接连几期刊发文章报道中医界的抗争，而且在“中医条例”获得通过后又特设了“中医条例公布特辑”专门纪念此次胜利，并刊登了全国各省市中医界的反应和思考，将在后面详述。

“中医条例”的颁布，是中医界的胜利，也是《医界春秋》的胜利。而且“《医界春秋》不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在揭发条例不能实施颁布时，《医界春秋》起着呼吁中医界奋起反抗的舆论导向作用：后来的抗争中又发挥了报刊的宣传作用，向国人展示着中医界的决心：在“中医条例”颁布之后，又设立专刊庆祝纪念抗争的胜利，以此传达出中医界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医界春秋》在民国时期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既是近代中医学体制化的参与者，又是推动者。

1.5 小结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思想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自此之后，中国社会走向了近代化。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清末以来，通过西方现代文化的引进和吸收，中国文化逐渐向近代化转变，旧有的文化体系解体，新输入和新产生的文化因子与旧文化体系中的遗存因子重新组合为新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由最初的碰撞最终实现了初步的融合，产生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中医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迎来了自己的近代化。而且中医学的体制化与中医学在近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尤其是在经历了中西医比较转向中医存废问题之后，近代中医学便踏上了抗争之路，中医学体制化也由此进一步推进。这就是说近代中医学体制化与中医界的抗争是并行开展的，而且显然抗争活动充当了中医学体制化的推手。组建医学社团成为近代中医学体制化的肇始，不仅是中医群体从个体分散的形态转为团体模式，而且也为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创造了条件。社团成为约束群体行为的重要组织，原本的自律在社团管理下转变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加之医学报刊的刊行，使中医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和充分，这非常有利于医学知识的进步。民国时期的中医处于发展的困难期，政府的不支持成为其最大的阻碍，中医社团的创建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联合同行以获取更强大的抗争力量为基础的。清末明初时期的医学社团是在社会变革的力量中催生出来的，从北洋政府时期“漏列中医”案开始，中医群体的所有抗争都是围绕着获取中医教育合法权进行的，而由此建立的各种社团带有明显的被动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