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英，男，1943年出生于浙江东阳，196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院，1981年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硕士学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马伯英曾作为访问学者数度出访英国，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编著工作，为该书医学卷部分主要执笔人。

马伯英学贯中西，研究领域广泛。其撰写的《中国医学文化史》引入人类学方法，于中医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颇有启发，是中国医学史领域的开山和奠基之作。

马伯英从事中西医临床工作50年。1999年创办英国杏林中医研究院并任院长，2002年创建英国中医师学会并担任会长，同年创刊《英国中医》。2005年英国皇家医学会授予其“终身院士”荣誉头衔。

2023年6月24日，马伯英在英国逝世，享年80岁。

我最可信赖的师兄马伯英于2023年6月24日凌晨在英国辞世，悲恸难以言表！马伯英是中医西传的领军学者，是从医学人类学视角系统解析“中医文化-医学-社会价值”的第一人。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中医在海外扎根开花提出了前瞻性的理论导向；他几十年的不懈耕耘，为在英国和欧洲争取中医的合法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中西医学兼通的医学史大家，用实践书写了中医西传的历史。

我同马伯英相识于1978年中国首届中医研究生的课堂上。我们并不是同门学友，尊其为师兄，原因有三。

提出学术新见解，与任应秋探讨中西医价值观

首先，是因为他同我的研究生导师任应秋在学术上的默契和非同一般的交往。在听完任应秋讲授的《黄帝内经》后，他的总结论文《祖国医学中的“五行学说”是循环论吗？》直接引用《黄帝内经》原文，批驳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喧嚣一时几占统治地位的“存阴阳、废五行”谬说。特别是对“废五行”论者，从哲学角度简单化地把五行归结为一个“循环圆圈”之观点的批驳最有见地。他提出，五行相生相克表面看上去的圆圈只不过是一个横切面，而我们应该纵向去看，画成螺旋式的上升或下降，这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黄帝内经》中对于疾病传变的向好或变差乃至死亡，都是在讲这个螺旋的多向变化规律。任应秋给了他最高分，在批语中称赞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马伯英出手快捷，笔锋犀利，读研期间于1980年在学刊《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中西医学不同的整体观》和《亦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他的比较学的方法和非同一般的论述引起了中医学界的震动。除了不少学术观点与任应秋默契相合，马伯英同任应秋之间还有一段颇为经典的“小毛驴的故事”。

任应秋在当时北京中医学院的中西医教授里，是最有儒雅风度者，他治学严谨言必经典，不知者都敬而远之。唯有马伯英却趁着任应秋晚饭后散步的机会，斗胆提出了有关中医西医价值的难题。马伯英问：“现代西医成了主流，中医生存机会似乎有些式微。应该如何评价中西医？”任应秋未假思索，立即答道：“西医好比飞机、火车、汽车到处跑，快则快矣，然而面对一座小山，道路狭窄崎岖，它们能上去吗？中医就算是小毛驴，跑得没有汽车快，但能上山登高，补西医之不足。何况中医并不只是小毛驴！”这一针对中医功用的著名比喻，至今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任应秋对中医学贡献良多，创立了囊括历代中医独特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各家学说，将中医学术的源流梗概梳理得清清楚楚。任应秋曾经对马伯英说过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有人学富五车，像一个大富翁，但口袋里装满了钱，却不知道怎么用。”这一提点不仅为马伯英选择毕业论文《试论祖国医学基础奠定时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后来通过改进方法学，开拓出新思路、新领域都不无益处。

兼通中西医学，专长医学史研究，勇于开拓学术新领域

尊马伯英为师兄的第二个缘由，是他勇于开拓新领域，并且真正像一位大师兄，给我和许多朋友最珍贵的提领帮助。作为兼通中西医学又专长医学史研究的学者，马伯英的大量论著引起了医学界、史学界、哲学界的重视。经山东大学教授庞朴推荐，1985年起成为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部分的合作者，先后有三年半的时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全新的环境和使命的召唤，让马伯英踏上了新的历程。在每次往返剑桥上海经过北京时，他都会来到我的家中，向我介绍剑桥大学和李约瑟研究所的情况，谈他正在撰写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他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进中国医学研究的思路已经渐趋成熟了。

1987年经马伯英推荐，法国科学院汉学家雅克热尔奈教授邀请我到他领导的远东古代科技史研究小组作访问学者。1992年我在巴黎完成医学人类学论文之后，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医学对糖尿病的启迪》，请马伯英联系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查找资料。进入剑桥大学，绿色的草坪，淡淡的花香，蜿蜒的流水，悠悠的小路，错落有致跨越数百年历史的一栋栋研究所小楼，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心静如水”，让我体验到了什么是“滴水穿石”，让我领悟到了什么是“星光闪耀”……一种神秘的智慧笼罩着剑桥！马伯英引荐我见了李约瑟教授，带领我穿梭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我们还潜心于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身临其境，我明白了他正在进行一项跨文化研究的大工程，而且他的研究方法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他已经不是研究生时代的马伯英了。在占有了从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及中西医学的不同范畴和角度探索中医奥秘而得到的丰富资料，并且对此深思熟虑之后，马伯英对中医学本质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医学的本质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独特的全生态医学理论和实践；是关于人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心理环境）与“健康-疾病”关系的宏观规律的阐述及其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临床过程中实际应用的完整知识体系。他提出，中国的科学技术有自己的轨道，要在自己的轨道上才能起飞，中医学就是一个典型范例。生态医学是未来医学的前景和标志，中医学的价值将得到印证。

2011年2月我拿到新版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下两卷，尽管在将近三十年的交往里对马伯英师兄的功底能力有透彻了解，我还是不由得为此书的大气磅礴而感动！他对中国医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有筚路蓝缕开山之功。

在海外推广中医，参与创办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

尊马伯英为师兄的第三个缘由是，他是一位维护中医的勇敢践行者。也许是对中医的特质了解太深，也许是历史的机缘，马伯英在海外为中医拼搏，与他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院的出身恰恰相合！2001年底，意大利中华医药学会主席何嘉琅教授在罗马组织欧洲中医论坛，同马伯英、荷兰中医师江杨清、英国中医药学会主席陈菁华和我共同发起成立了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我们认同的创会宗旨是：发挥中医药专家在中国和欧洲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联结整合在中国大地和欧洲大陆上发源的两种医学、两种传统和两种文化，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引领高水准的中医教育、临床、科研的交流合作，推进全欧洲的中医合法化。专家联合会自2002年起连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学术年会和多次专题讲座，参与组织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海外的第一次学术大会（法国巴黎）。尤其是中法文化年期间的两届学术年会，在中西医学界和社会各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在专家联合会筹划进一步扩大阵容和业务的关键时刻，2007年部分法籍会员企图利用专家联合会的影响力，把专家联合会改变成一个行业工会性质的团体，以便参与和举办非学术性质的活动。这一企图改变专家联合会宗旨的做法引起了混乱。在经多方劝解无效后，我们决定组织特别会员大会就专家联合会的性质和去向进行表决。在这一事关专家联合会存亡去向的严峻考验面前，马伯英亲自来到现场，面对少数搞分裂的人，义正词严阐述专家联合会的创会理念和历史，驳回了他们的无理要求。马伯英的到场，压倒了歪风，发扬了正气，最后以绝大多数票赢得了这一场专家联合会的“自卫战”。会员们敬佩他的勇气和智慧，称他为“漂洋过海的定海神针”。

经历了大风大浪考验的专家联合会，取得了斐然成绩。2011年出版《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获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第四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2013年出版《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意对照国际标准》。积极参与组织了巴黎公立医院集团2009年以来举办的三届中医论坛，协助集团在欧洲最大的公立医院彼基耶医院组建中西医结合中心，并且同中国的三所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起开展临床研究。完成了达·芬奇医学院和居里医学院联合给西医博士颁发中医文凭的组合，使这一在欧洲高等医学教育领域的特别教育更上一层楼。近几年还出版了《欧洲中医之道——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成立二十周年论文集》《海外中医诊治新冠长期病症经验荟萃》《海外中医治疫录》。在马伯英的悉心指导和参与、全体会员同心同德的努力下，历时二十三年，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真正成为欧洲中医药学术的旗帜。

马伯英始终怀抱一颗赤诚的中国心，2018年他已经行动不便，但仍然坚持在学生袁炳胜的陪同下来到巴黎参加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在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中医药日。在讲台上他发表了“什么是中医”的激情洋溢的精彩演讲，感动了所有的人。这就是马伯英！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巴黎，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演讲。

斯人远逝容颜犹存，伯英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