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蔓延日本的脚气病

1. 日本脚气病名因袭于中国

“脚气”这一病名最早出现在中国，流传到日本之后获得“国民病”、“风土病”之称，可谓深入人心。可见，这一名称的内在含义与我国古代显然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少差异。据廖育群先生“脚气：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历史的再检讨”一文考证：

日本史书中首次出现“脚气”一词，是在《日本后记》平城天皇大同三年（808）的记事之中：甲子（12月17日），藤原朝臣续嗣言：臣生年未几，眼睛稍暗，复患脚气，发动无期，此病岁积”。此后，藤原续嗣终身为脚气所恼，七十岁时死于非命。

然而日本的脚气病史研究，与中国方面的情况一样。研究者大多数认为：在“脚气”病名出现之前，这种疾病早已客观存在。这是因为在开始使用“脚气”这一病名之前的日本古代文献中，如同中国一样，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脚病的记载。如《日本书纪》允恭天皇（五世纪初）即位前记中有“我之不天，久离（罹）笃疾，不能步行”之语，皇极三年（644）记中有“皇子患脚不朝”之语；《古事记》景行天皇记中有“然今吾足不得步”之语；《续日本纪》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744）记中记载：“安积亲王缘脚病从樱井顿宫还，丁丑甍，时年十七。”史家以为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在脚气病名出现之前，该病早已客观存在。

当日本的语言文学因受中国古代医学的影响，开始使用这一病名之后，诸如史书、文学著作、日记、医书等各类文献中有关脚气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但正因为仅仅依据历史的病名记载和简单的症状描述，并不足以判断其确属真脚气，所以对于这些记载是否属于“真脚气”，历来就有两种看法。否定者以为镰仓时代（1191~）之后，甚至要到江户时代的宝历（1751~）之后，始有“真脚气”存在。

2. 日本脚气病流行情况

的确，进入江户时代（1603~）之后，脚气的确成为一种普遍流行、并引起极大社会关注的严重疾病。脚气在日本国民上迄将军、下至庶民间广泛流行、因此而亡的记载比比皆是，因而自江户中期开始，专论脚气的医学著作亦不断涌现（表25-2）。在松井众甫所著《脚气方论》（1748）的“松井泰序”中称：“当今时也，脚气大行矣。上之公侯贵主，下之闾阎乡党，离此患者间有焉。”又如秋山宜修《脚气辨惑论》亦云：“当今之士，王侯至庶人罹此疾者尤多。”

据廖育群群揽日本疾病史著作，其大体记载是：脚气首先流行于江户（东京）、大阪等大都会，有时极为猖獗。元禄（1688~1703）、享宝（1716~1735）、宝历（1751~63）年间，脚气大行，被称为“江户烦”。虽明和、安永、天明（1764~88，此间有天灾、饥荒）时未见流行，但到了国泰民安、庶民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丰富的宽政、享和、文化、文政（1789~1829）年间，又见脚气再度流行。自享保后，京都、大阪亦见此病，蔓延诸国。到了嘉永、安政（1848~59）以后，江户、京都、大阪之外的大都会亦广见流行。

表1 江户时代的脚气专著

注：本表源于廖育群“脚气：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历史的再检讨”一文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1868~）、大正（1912~）及昭和（1926）初期。不仅在一般民众中广泛存在，且以军队士兵的发病率惊人。据载，当时一艘周游世界归来的训练舰，376名水兵中有多达169名的脚气患者，业已死去25人。1878年，日本海军计有1485人患脚气，占全员人数的33%；次年为1979名，发病率上升至39%。为此，天皇力主政府要设立专门病院进行研究，并破例给予2万圆支助。明治十一年（1878），由陆军系统的要员、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及汉、洋两方面的医学权威为核心，组成了脚气病院。尽管脚气病院在经济上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权威医家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但在诊疗方面毫无成果。

不过，廖育群先生对日本医史学家描述的脚气病大流行仍持保留态度。他在文中，将被后世医史学家公认为“真脚气”的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4个人，即德川家光、德川家刚、德川家定、德川家茂的病史一一研读（见《现代日本的脚气病：国家病的形成》），但根据临床表现都无法明确诊断为“真脚气”。例如第14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茂，他研判为“心脏病”。这个流传至今的关于“汉方医”（由中国传入的医学）与“兰医”（由荷兰传入的医学）之争的故事，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中西医都束手无策。

据载，庆因二年（1866）4月,21岁的德川家茂出现胸痛、脚痛、脚肿、小便不利，汉方医田宗伯诊断为“脚气病”，但治疗上却无良策。此时西医刚刚从荷兰传入，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兰医出场了，他叫松本良顺。

松本良顺16岁在兰医学私塾兼佐仓顺天堂的父亲那里学习兰医，25岁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军医学习，基本上是当时日本最高水平的兰医。他对汉方医看不上眼，当然汉方医也对他同样看不上眼。

当时他年方34岁，血气方刚，在与汉方医争来吵去之时一拍桌子：如果治不好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

此时，从昏睡中醒来的德川家茂发话了：松本啊，你既然敢以性命相搏，我要是不敢试试兰医，那也太没种了。

一锤定音，治疗权交到了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手里。但事与愿违，随即于7月20日，德川家茂仍然不治身亡。好在德川家茂临死之前特意嘱咐：不得责问松本良顺。

由此可见，尽管日本医史学家普遍认为的脚气病大流行，实质上包含着多种疾病，如梅毒性心脏病、克山病、胆道蛔虫病，以及腰脚痛、关节疾患等。

3. “细菌说”与“食物说”

尽管如此，廖育群觉得在军队、囚犯这些具有特定饮食结构的人群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真脚气”，即维生素 B1缺乏症（Beriberi）。但是，导致“真脚气”的发病原因如何，近代日本突破传统医学的病因学理论，出现了不同说法。

（1）高木兼宽的“食物致病说”

代表人物是日本海军军医总监高木兼宽，以通过食物改良，在脚气病预防方面最先获得成功。据松田诚《高木兼宽传》（讲谈社，1990年出版）记载：

1880年12月，高木兼宽（1849-1920）被任命为海军病院院长。次年，为改变日本医界旧貌，与有志者共同筹建了“成医会”；又设立了讲习所，专门教授英国医学。并开始对一直困扰着他的、海军兵士的脚气病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过去，对病因的解释，一般均认为是感受“水毒”之气，故病从脚起；突发心脏病变，则宗中国唐代以来的说法，称之为“脚气冲心”。明治新政府致力于发展海军，舰船与兵员不断增加，同时脚气患者亦不断增加。作为海军病院院长的高木兼宽一直深感自己有责任弄清这种疾病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否则日本海军将会因脚气病而不战自溃、丧失战斗力。

明治十一年（1878），由陆军系统的要员、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及汉、洋两方面的医学权威，共同组成了脚气病院的核心机构。尽管脚气病院在经济上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权威医家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研究与治疗方面却毫无成果。

1875年“筑波”舰的航海记录吸引住了高木兼宽的目光。该舰赴海外训练，航程160日，其间有大量脚气患者出现。但仔细区分其发病日期，却发现停靠美国期间无人患病。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该舰1877年去澳洲的航海记录中。兼宽开始了解“筑波”舰的官兵泊港时的生活情况，兵士们闲语上岸参观游览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这不经意的闲谈却令久受英国医学教育的兼宽考虑到泊港间的无病是否与洋食有关？

当时日本海军的伙食状况是，在幕末时期，幕府支给海军兵士米、酱、咸菜，及每日的菜金；明治政府始承后改，变为全部支给现金。兵士们只需交纳购买米、酱、咸菜的基本金额，相当于菜金的部分则被拼命地节省下来，以资家用。因此一般兵士的营养可谓极端不良；而军官则因伙食费是普通兵士的数倍，故营养状况相对要好得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兼宽更加深信脚气的病因在于食物的结构。

1882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证明，日本海军兵士的蛋白质摄入量极低，大多为碳水化合物。根据他在英国所学到的知识，食物中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正常比例应为1：15，而日本海军脚气多发时的实际摄入比却是1 : 28。

这时，35岁的高木兼宽随即开始了临床试验。东京海军病院中的10名试验对象，经过四周的比较饮食实验，收到较好的效果。次年二月，他得以谒见左大臣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当面陈述了脚气现状的严重危害、病因的分析与兵食改良的对策。11月29日，高木以去年远航美国之“龙骧”舰途中有半数兵员患脚气之事为例，说明不解决脚气之患则日本海军毫无战斗力可言，并要求天皇支持他的兵食改良计划。

1884年初，海军终于废止了长期以来实行的伙食“金给制度”。高木与即将远航训练之“筑波”舰舰长有地大佐、青木大军医等人提出了兵食改良方案，以“筑波”舰的远航为契机，实施高木兼宽早就计算好的船员每日食谱：米675克，面75克，豆类45克，鱼类150克以上，肉类300克以上，牛乳45克，油脂类15克，砂糖75克，咸菜75克，蔬菜450克，水果适量，酒类187.5克，茶7.5克，酱52.5克，酱油60克，醋7.5克，香料1.125克，盐7.5克。

2月3日，“筑波”开始了与前次途中出现脚气患者169名、死亡23人之“龙骧”舰完全一样的航程。5月28日，身在东京的高木接到“筑波”舰从新西兰发来的电报：“安着致候。脚气患者：学员3名、下士1名。皆属轻微的胫部浮肿，无需服药治疗。”

此时，全海军脚气患者的统计数字亦呈报上来：自1月1日至6月末，全员5638人中脚气患者145名。较去年同期的525名，减少了四分之三。秋季，收到了“筑波”从南美智利发来的第二次健康状况报告：脚气患者计6名，皆属轻症。4名于航行中病愈，2名在泊港后恢复。10月9日晚，抵达夏威夷的“筑波”报告：“脚气一例未有，请安心。”

至此，高木的试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是一种十分巧合的成功。因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大多也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1。因而当他在补充蛋白质食物时，不知不觉地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成分。由于西方学者十分注重独创性的研究与确有实用的方法，因而对高木的工作十分欣赏。许多研究与介绍维生素的专著中，均提到日本海军脚气严重的历史与被征服的过程。例如广泛流传的英国学者L.J.Harris所著Vitami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就一再提到高木兼宽，并说：“事实上他已认识到脚气病是由于饮食不平衡所致。”

然而，高木的理论性解释并非彻底地脱离了该时代以为“疾病都是由某种实实在在的有害物质引起的”这一普遍观念。他认为白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而蛋白质具有解毒（中和）功能，因而当蛋白质缺乏时则不足以中和这种毒素。因为他在调查脚气病院的资料时，曾经看到过汉方医远田澄庵的言论：“脚气其原在米”，对他具有极强的启发与潜在影响。因此，“麦饭男爵”并非仅仅是强调增加蛋白质，而是力主以麦代米。他的理论解释亦是认为白米含有毒素、米糠具有解毒（中和）性。

（2）森鸥外的“细菌致病说”

与此同时，作为“细菌致病说”的倡导者森鸥外（1862-1922）成为“食物致病说”的对立面。

1882年，鸥外毕业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医学学士。他在父亲开设的医院工作半年后，加入陆军，先后被任命为东京陆军病院课僚和陆军军医副。1884年7月，受陆军卫生部的派遣，赴德国深造。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

森鸥外坚信脚气病源自细菌说，大肆抨击食物说，拒陆军采纳米麦混食，斥责海军的洋食实验为毫无科学根据的鲁莽举动，甚至严厉指控主导海军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宽。于是，日本陆军就纷纷对营房进行消毒，还对患上脚气病的陆军士兵进行消毒来试图治愈脚气病。当然了，因为脚气病的发病原理就不是细菌，所以这一治疗方式基本是没有什么用处。

不少陆军军医目睹海军实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脚气病，他们态度略有松动，但森鸥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甲午战后，日本并吞台湾之初，他监调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严禁陆军部队擅自提供米麦混食。结果，他驻台三个月内，将近25000名士兵中，有90%的罹患脚气病，2000余人病死。据史家近几年来考证，森鸥外当时之所以匆匆离开台湾，除了束手无策外，更是意图逃避责任，还在公私文件上故意遗漏或窜改纪录，强要抹消该段污史劣迹。

继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的土岐赖德，眼见事态急迫申请准许米麦混合的伙食。返回东京担任陆军医校校长的森鸥外，游说陆军军医行政高层，祭出一纸行文措词异常古怪的训令：“关于麦饭混食，可以实验，不准施行。”收拾惨局的土岐赖德，愤骂森鸥外是“嫉妒他人伟勋、执著自家陋见的龌龊小人”，“囿于私见、贻误国家大计的区区贱大夫”。

至此，脚气病的“细菌致病说”落下帷幕。

（三）米糠启发的诺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