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再次读到马堪温教授关于《中西医结合二十讲》跋，竟然让我呈现第一次阅读的感觉。2006年下半年，我为医院申请到《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报》的内刊，借组稿的名义我请洪钧老师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那时候还是东湖医院，在布心原址）。适逢《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刚刚问世，我立马邮购了10本送给了当时医院的研究生等。

因为当时我的思维只是局限在“中西医结合传染病”的范畴，读马老的这篇“跋”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思想波澜。直到三年前，我又开始宏观思考中医、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一直没有再留心马老的这篇“跋”了。今天读来，深感马老的国际视野和科学哲学、科学史修养，还没有看到哪位大家能够如此高瞻远瞩地看待这些问题的。

马堪温教授是原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泰斗，英国维尔康荣誉研究员，于2016年11月30日下午在剑桥ADDENBROOKS医院仙逝！马老在他的老伴，女儿、女婿以及外孙们的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年90岁。他的简历如下：

马堪温，男，1927年1月1日生。北京人。1950年燕京大学毕业（学制五年，前一半在中文系，后一半在西文系），1960年至1962年结业于北京中医学院西学中班，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进修学校、铁路医学院等单位的西学中班中医史课程，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史师资科教骨干进修班、研究生班的中、西医史专题讲座。曾担任卫生部主办的涉外班中国医学史讲课。1978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学史硕士导师之一，先后指导硕士生3名。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医史专业研究四十余年，对中外医学发展的历史有系统广泛的知识。治学严谨，注重实际调查。从1954年开始，对我国部分古代名医的生平业绩等进行了研究和实地调查。经研究的人物有扁鹊、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刘完素、朱震亨、王肯堂、虞天民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有关故里、遗迹的资料。“文革”后。许多名医的遗迹遭到破坏，这些50年代调查所得的资料弥足珍贵，是现代研究医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熟谙中、英、俄等文字，故在国外医学历史资料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医药外传（东方及欧美）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并批驳了外国学者对中医学的某些错误论断（如关于针灸的作用、否定华佗是中国人等）。曾撰文探讨王叔和脉诀对阿拉伯及欧洲的影响，提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儿科史上的第一部最系统的专著等。在中国医学通史的研究方面，以对明清医学历史的研究见长。对中医针灸、产科等专科亦有较深入的研究。为了扩大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经常在国际学术会上和专刊上发表论文。如1980、1982年先后在日本东西方比较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宣读“中国公共卫生史”、“古代产科史”等论文、80年代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地。用英语做关于中国医学史、针灸学史、中医教育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为在海外弘扬中国医学做出了贡献。1986年与德国文树德教授等共同努力，建立了国际东亚传统医学会。1989年赴英国威尔康（Wellcome）研究所工作，至今在海外为传播中医学而努力。

马先生工作极为勤奋，著述甚众。共发表医史论著、译述100余篇，翻译医史著作十余部。70年代以来，参加了数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单语部分）、《简明中医词典》（历史人物）、《中医大词典·医史分册》（明、清人物）、《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分卷》（副主编及中西医史条目的撰写）、《汉英医学常用词汇》（中医部分）、《汉英医学大词典》（中医、医史文献主编审之一）等等。

下面，是他2006年1月为《中西医结合二十讲》所写的“跋”：

不知道读者读过本书之后的感想怎样。因为多次通览过全稿，先说几句我了解的本书写作过程等。

第一稿是1995年寄来的，篇幅不足现在的二分之一。96年洪钧辞去公职，回到乡下，我想这一工作不会做下去了，没想到1998年来英时他带着修改稿。回国后又两次发来全稿，每次都有大的改动和补充。

总之，他为此大约断续工作了12年。没有任何资助，后期还要自己谋生，又远离学术中心，找资料很不方便，克服了多少困难可想而知。

本书涉及面很广，讨论的都是复杂的重大理论问题。想解决得比较彻底，必须有有坚实而广博的学术功底。据我所知，在经典、传统理论、医学史和临床方面，洪钧有比较好的基础，深入研究困难小一些。针灸、中药和方剂的近现代研究则是他此前不大熟悉的。

在这三个领域，就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很值得专家参考的超越前人的见解，无疑需要首先充实自己。像他这样的年龄和条件，从头研究新领域，是很少见的。

我和洪钧之间自然交流很多，有时还激烈地争论。比如，关于本书的出发点，认识曾经不很一致。

洪钧的主要出发点是：中医面临着重新认识继承和发扬的问题。他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医都必须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本来和中医是一家，分家对双方都不利。近十多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界都感到困惑，因而必须把继承和发扬中医的理论问题说清楚。

作为最早的西学中人员，我对发扬中医必须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体会比较深。说继承中医也要中西医结合，最初有些疑问。看过两稿之后，才认为他的见解有道理。比如，他指出《内经·刺禁论篇》等，没有足够的西医知识不可能真正继承，就有充分的说服力。类似问题还不少，耐心的读者，应该看出本书在继承和整理中医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

这本书的写作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其中有上面说到的不利条件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洪钧力求通过这一工作，比较彻底地解决继承和发扬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长处要说够，缺点要说透。所以，自觉不满意时不愿意拿出来。

现稿是否说够说透了呢？不敢保证没有遗留重大理论问题。

不过，有点担心的倒不是是否说够说透了。多数读者不反对说够长处，说透短处就可能有些同道不很赞同。不过，认真的科学研究，不能回避重要问题。相信多数读者对有关问题的态度是理智的。

慧眼卓识的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向支持洪钧的研究。由于他们的努力，本书终于有机会和读者正式见面了。

当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三点个人看法。

1.关于科学与文化

我深深感到，中西医结合确实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大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把中西医看作是纯科学，还是把它们看作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她从属于中国文化，带有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西医是纯科学吗？洪钧提出，西医——现代医学是现代科学在人体上的应用。这样说自然没有错，但是，现代科学无疑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现代医学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医学总带有文化的烙印。要想说清中西医结合，问题就复杂在“文化”上。

从纯科学的意义上讨论中西医结合，是比较容易的。科学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或者一个体系。无论一开始各学派如何不统一，最后应该是统一的。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应该是形成统一的医学。无论是西医完全能解释中医还是相反，就算完成了中西医结合。

问题是，医学不能看作纯科学，至少至今还不是纯科学。我们不能无视她的文化烙印或文化特色。完成科学方面结合不等于要统一文化特色。

读者可能问：文化难道不能结合或统一吗？

不要说与几个世纪之前相比，就是与几十年前相比，当代世界文化已经实现了大量的结合与统一。不过，若提世界文化完全统一，不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做不到，目前各国朝野也不赞成这样做。大概没有哪个国家不提倡保存传统文化，至少要保存自认为其中的精华。

什么是文化呢？说清什么是文化不大容易，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应该没有疑问：

（1）文化强调特色而不强调统一。

（2）文化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

（3）文化的认同感和对异文化的兴趣（包括反感、探索、尝试、欲望等）同样强烈。

（4）文化是有价值观念的。

所以，文化结合和统一与科学的结合和统一不能同日而语。为了便于理解上述抽象讨论，举个最通俗的例子说明。这个例子就是吃饭。

人必须吃饭——即为维持生命，人必须从外界获取能量和营养要素。这是科学原理，教科书上很详细地写着人体需要哪些营养要素。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人能违背其中的原理。

可是吃什么饭和怎么吃，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就大异其趣了。

直到今天，某一民族的某一食物，另一民族会完全不能接受。具体到吃法，某一民族认为正常而且文明的，另一民族的看法可能相反。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吃什么和怎样吃，也很不相同。这就是关于吃饭的文化。文化差异有些是渐渐趋同而且应该趋同的，有些就不应该趋同而且永远不会趋同。

医学，或通俗地讲治病，和吃饭有很多相近之处。

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少不了治病，古代医学家曾经治好过很多病。其中必然有其科学道理。但是，使用什么方法或怎样治病，各民族之间也曾经大异其趣。

到目前为止，能比较系统地与西医抗衡的，大约只有中医了。看来，从文化角度看问题，保持中医特色的确应该提倡。

比如，中医的第一方——桂枝汤，就不大可能想象历史上会由其他民族发明出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有其他民族发明出来。

桂枝汤中，至少甘草、生姜、大枣原产地在中国，或中国人最先发明并使用它们。特别是大枣，至今在国外罕见。桂枝产于亚热带，虽然不是中国特有，但是，和产于北方的大枣同用，又和有观赏价值的芍药花的根组成固定方剂，除了中国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不可能的。

处在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中的近代西方人，不会理解、因而不会接受这种疗法。

史实也如此。近代中国人迅速接受了许多西医疗法，那时的西方人却不可能接受中医疗法，更难接受中医理论——少数学者是例外。

由上述两个通俗的例子可以看出，科学原理或科学体系只有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遵循。但是，遵循科学原理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很不一样。换言之，科学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多样性可以并行不悖。

如果片面强调文化统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的人都说一种语言，写一种文字，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行一样的礼节，过一样生活，甚至长一样的面孔，该是一个多么枯燥的世界——尽管可能有许多方便之处。这样的世界，再加上共同的信仰，同样高度发达的生产水平，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无疑是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们所说的世界大同。这恐怕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我看来，在很长的时期内，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保持活力所必须的。

所以，即便全面实现了科学上的中西医结合，也应该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无论是中医完全能解释西医还是西医完全能解释中医，都不应该排斥对方的文化表现形式。

说到这里，某些朋友对中西医结合不必要的顾虑应该消除了。即便彻底地完成了中西医结合，中医的理法方药也应该继续相对独立的存在。作为行业实体的中医，继续存在并且继续发展也是不言而喻的。

2．关于近现代中西医和文化交流

笔者早年专业学习西方语言，因而较多了解西方文化，后来长时期从事医学史研究，并在英国居留十余年，又很自然地与英国中医界联系密切，亲眼目睹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在中国和西方演变的过程，这种特殊经历，促使我更多地从文化角度看待中西医问题。所以，这里想再说几句似乎与本书主题无关的话。

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古代特点。大体上可分为基督教文化区——欧美澳新；伊斯兰教文化区——中东；佛教文化区——印度及其周边；孔教文化区——中国及其周边。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趋势是基督教文化逐渐向东扩张，因此，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晚。

可是，从目前结果来看，孔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抵触最小。看来，孔夫子的学说本质上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试看其他三大区域的宗教文化至今不能满意地相容便可知。早在近代之前，中国便可容纳其他三大宗教文化尤其能说明问题。

文化的潜容性——对异文化吸容能力大小，是衡量一种文化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此看来，积极吸取其他文化的中国文化传统值得高度评价。

近代以来，中国吸取了很多外来文化，这无疑是中国迅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她文化之间的交融，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总之，随着文化交流日趋广泛，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倾向日趋明显。当代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大事还是在日常生活习惯等小事上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至于狭义的科技、艺术等文化方面更是日趋统一。

到目前为止，最明显的统一是科技和经济生活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最明显的抵触是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

这种现状是与近代以来，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全面而快速的交流分不开的。

近代及以前的世界文化交流，固然包括科学技术交流。不过，那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打着宗教和政治信仰旗号的军事征服和经济侵略——这并不排除平时不占主流的其它文化和经济交流。近代的情况有所好转，科技交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直到近代后期，科技交流仍然主要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交流（更准确的说是侵略）服务。历史事实如此，我们毋庸讳言。

近代医学交流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几乎没有一位西医不依附于教会，而教会不是受控于罗马教廷，就是背靠着所在国家的政府。某些医生本人可能抱有良好的愿望，只想传播医学，但他们还是首先要为宗教和政治服务，且不说多数人认为西方宗教教义和西方政治观念或许更能拯救中国。这样以价值观念统帅的文化交流，必然首先受到抵制。况且，在宗教的背后实际上追求的是政治和经济利益。

不少人可能至今不大了解的是，单就临床疗效而言，近代中医在总体上领先于西医。然而，那时的西医不会承认这一点，普通西方人则没有机会接触中医。更令当代人奇怪的是，不但近代西方人不接受中医，许多中国人也曾经对中医反感。近代政府甚至想要取缔中医。于是，在近代中国曾经出现了长时期的中西医论争。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那时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西方医学也必然全面先进。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应该而且可以取代其他一切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医学尚且处于式微之境，其他比较弱小的文化中的医学部分就更加抵挡不住而被淘汰了。除中医学之外，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基本上没有成系统的流传下来，原因大体相同。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近代中医先贤在处理中西医学术问题时，是非常理智的。那时，第一流的名家，无不致力于中西医汇通，而且颇有成就。读过洪钧所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一书的朋友，对此应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比洪钧所作的研究更深入而且全面的著作，没有读过此书的朋友最好能读一读。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文化交流，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仍然很激烈。但是，科学技术交流日趋重要。人们的偏见越来越少，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医学遇到了被西方接受的大环境。特别是随着冷战结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全面向世界开放，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向中国开放，中医学走向世界，就成为必然。

读者须知，中医诊所在海外出现，纯粹是个人行为。所以，中医学走向世界完全不是国家组织的，其中毫无政治目的。说其中有经济目的，也只是个人需要谋生，完全没有经济侵略的意思。这大约是到目前为止最纯粹的文化交流。

不过，有形的传统中国文化中，最先成系统地走向世界的还不是中医，而是中国饮食文化。此种现象应该不难理解，和医学相比，饮食毕竟更容易被异文化接受。和中医走向世界一样，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也完全没有政治或宗教目的。其经济目的也只是个人需要谋生。

没有到过西方，或者到过西方但没有文化思想准备的人，大约不会发现中国饮食在西方大传播的文化意义。

中国饮食业在西方大发展始于上世纪60年代，先从英语国家中开始。

在英国这样老牌儿的西方国家中，华侨的大约80%从事中国餐饮业。大都市中，中国餐馆随处可见，即便在较小的城镇或较大的村庄，也几乎都有中国餐馆。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没有例外。各国外来餐饮业中，没有比中国餐馆更多的。所以，中国人在海外谋生第一靠餐饮业。

换言之，中国人初到海外，首先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谋生。他们也因此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又增加了另一种职业，这就是中医。华侨中，靠中医谋生的人数，仅次于中国餐饮从业人数。

显然，中医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比较高。中医学走向世界的文化意义也比中国餐饮业走向世界大。

至此，我想到一位日本籍德裔妇女的感慨。她在二战结束不久，嫁给一位日本富家青年，完成了家庭主妇一生的主要任务之后，于2000年第一次随丈夫访欧。在伦敦就诊于我在的诊所，接受治疗过程中竟然热泪盈眶。此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日本在这里毫无影响！（HERE JAPENESE IS NOTHING！）

目前，日本在西方的经济实力应该比中国大，但是那似乎不值得骄傲，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些中医小诊所（还有那些更常见的中国餐馆），反倒令人感慨。

确实，众多的中国餐馆和中医诊所，在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它们会随时提醒人们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存在。它们是大多数华侨谋生的场所，又是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的地方。到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来中医诊所看一回病，都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交流意义。据我所知，有的人就是为了体验中国文化来中医诊所的。喜欢中国饭菜或者受惠于中医的人，自然会对中国抱有好感，并且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假如他又是有影响的人物——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新闻媒体从业人，这种好感会产生何种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的中医热乃至世界中医热，就是从英国媒体正面报道中国草药“神奇”的疗效“突然”开始的。我用“突然”一词，是由于中医热起来，表面上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这是我亲眼目睹的。那时的英国，只有伦敦中国城有一家中医诊所。她的创办人罗鼎辉大夫，就是为中医开创海外天地的文化使者。按照中国标准，她的诊所也很简朴。但是，居然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门前排长队，有时需要警察维持秩序。罗大夫必然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一页。不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一次个人成功，机遇早就等待着一位中医造诣深厚又有文化头脑的人来创造奇迹了。这位开创者把“原汁原味”的中医展现在海外。

3．关于中医走向世界和中西医结合

如此说来，中西医结合是否就成为多余的呢？显然不是。从文化角度看问题，中西医结合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只要接触，交流就不可避免，中西医交流必然会发生。中国人首先做了比较多的结合工作是自然而且应该的。我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医，只是相对而言。

罗鼎辉大夫就是同时熟悉西医的中医，说她是一位中西结合医生或者更准确。正因为她了解西医之短，才以中医之长开创了局面。一位纯中医，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总之，即便在海外，中西医结合也是势在必行。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位外国医学家。在中医学传到你的国家以前，你可以无视中医学的存在。现在，中医来到家门口了，而且确有长于西医之处，难道你不想了解中医！外国的西医研究中医，自然而然地会中西医结合。

再试想，您以中医的身份到海外，难道丝毫不了解西医对你的业务更有好处！假如那里允许你同时用西医疗法，难道你不会同时使用中西医治病！假如外国西医向你请教中医治病的道理，你能中西医结合地说清楚不是更好吗！

遗憾的是，中医在海外至今不能算是正式医生，中医使用西医药械是违法的。在我国的台湾也是这样。我国政府不但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而且允许中医使用西医手段并提倡中西医结合，是很难得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西医结合都不单单是对哪一个人有好处。她既有利于中医发展，也有利于西医发展，因而会造福于全人类。近代中国的中西医汇通学派初衷如此，现代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的初衷也如此，今后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是：单就学术而言，中西医结合首先对中医学发展有利。当初提发掘提高，提高的首先是中医学术水平。

中西医的根本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从文化精神和科学精神两方面来看，我觉得，洪钧在本书中的见解是对的。西医与西方文化精神一致，强调控制自然或人定胜天；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精神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顺应自然。西方文化已经认识到它的不足，这也是西方人开始接受中医以及类似疗法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想再说一下中西医结合的目的。其最终社会目的是造福全人类。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发掘提高中医学水平；二是使中医学得到现代科学的解释或认同。

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科学接受中医，为中医学走向世界扫清道路。所以，也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中医推向世界。

应该承认，中医学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与中国长时期坚持中西医结合直接相关。假如当年根本不提倡中西医结合，不可想象现在的中医是什么样子，也不可想象她今天能否走向世界。

首先是大陆中医而不是台湾中医走向世界，很能发人深省。一个讲究实用理性的民族，长时期有组织地大规模研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可能不引起其他文化的注目。针灸术走向世界与尼克松访华直接相关，但决不是西方政要一时兴之致所至。

据说，中西医结合在国内不像从前那样热了。不少学者对其前景颇感困惑和忧虑。又听说，国内中医界对前途也颇感困惑和忧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界的共同心态，说明它们是共命运的。

在我看来，此种忧虑大可不必。中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有存在的必然性，不必担心其消亡。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双方再联起手来就会迅速摆脱目前的处境。中国中医界和中西医结合界的暂时沉寂，正是需要的反思时间。近年国内出现许多有关中医文化反思的文章，完全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算是一篇较大的反思文章。它是否能达到作者的目的，还要靠读者来评价。

                            马堪温 2006年1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