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学报，1996，（5）：4-6

中西医结合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需要。并非谁说这样做，就这样做；谁想那样干，就那样干。自植物无性繁殖的嫁接法问世后，就为我们的结合树立了样板，铺设了走向成功的道路。但必须申明，嫁接术没有问世之前，这个伟大事业早已开始了。

中西医结合工作开始于1350年之前，新中国成立至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是1350年以来的第四个髙潮。

从殷商（公元前16世纪-前1066年）时代开始我们从巫觋（xí男巫）手中夺过来治病权之后，就有了中医。因为只此一家，所以根本想不到有结合之事。

与佛教鼻祖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前266年）同一时期的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时代，已有天竺（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到我国咸阳（今陕西省西安之东）传教。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即从此开始。

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公元前114 年）从西域归来，从此又进一步发展到与外国通商。医学是否也交流，无文字记载可查。经过历代许多人撰写到此时方才成熟定稿的《神农本草经》中的胡麻，就是从国外最早进入中原的中药之一。由此证实中药比中医更早地吸收了舶来品。

汉•建和二年（148年），安息（今伊朗）王子安清（世高）来中国，开始把阿拉伯医学传入中国。可能他们的水平与中医相比并没有突出的高明之处，所以影响极微。

汉•延熹9年（166年），从大秦（罗马帝国）引进大量犀角与玳瑁。从此，外国物品进入中药库者日益增多，而医学的输入与输出没有什么记载。

直到唐朝（619 -907年）之初，中医与国外医学的交流或结合才具备了条件。

第一次结合（622-682年）

佛教输入中原，冷落了两百多年之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今伊朗犁河上流）国王，又派伊存来长安传教，口授佛经博士弟子景卢。这一次佛教的来华，始建立了基地。六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8年）攘那拔陀罗与阇那耶舍合译的《五明论》传入中国。

所谓“五明”是指：①声明、②工巧明、③医方明、④因明、⑤内明。其中“医方明”是印度医学，这是印度医开始走进中国的标志。印度称医生为“阿优吠陀”，“阿优”是生命、年龄和寿命，“吠陀”是知识，词意即生命的知识，也可以理解为长生之学。后人称这种医学为“吠陀医学”。这种医学很有生命力，所以也颇为中国群众接受。惟影响范围不大，仅仅局限在长安（今西安）一带。

唐代大医孙思邈（541-682年），出生于距长安不远的北方铜川市、耀县东北15里的孙家塬村。当时正是唐代国内民族关系增强、交往频繁、对外采取开放政策的时期，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期间达30年之久，孙氏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也有幸躬逢盛世。他86岁那年（607年）,也就是两个“之治”的开始，应召来到长安定居。

那时的长安，乃盛唐国都，以西北陆路与东南海路为主的两条丝绸之路的终起点。唐代的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往来频繁，外来医学、药品也随之而源源不竭地输入，给医学与本草学灌注了新的血液。当时的国内外交流很旺盛，尤其是印度因佛教与医药的关系与我国交流最多。

由于孙氏身处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与外来医学的接触比任何人都密切。如果他也迷信“一切外来的好”，而把印度医学迎进中医堂室之内来左右、统治了中医，那么20世纪的今天，中医之术早就“无唯类”矣，所存在者仅仅是一个空挂中医之名的印度医学！

孙思邈通过“用夏变夷”手法，使外来医学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孙思邈更巧妙地把与中医格格不入的“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吠陀医学论点用“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千金要方•序例 •诊候》原文）16个字来融汇贯通、为我所用。

《千金要方• 序例•诊候》的“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一言，绝对不会出自于张仲景之口，因为张仲景使用泻法，仅仅局限于“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而且张仲景从来也没有说过“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与其学术思想不相同的话。相反他却强调“……若汗多，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根据1955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本《新辑宋本伤寒论》）。

这里，并非指责孙思邈误引张仲景之言及曲解了张仲景学术思想而是证实孙思邈引进外来医学之“泻”，丰富了中医传统理论的“泻”法。吠陀医学还有一个由“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和我们的阴阳五行格格不入，但又被孙思邈巧妙地引进吸收到中医里。吠陀医学的四大，孙思邈以五行来配匹，见表1。

表1  吠陀医学四大与中医五行比较

同时还把“火”隐射为心，“风”隐射为肝，“水”隐射为肾，“地”隐射为脾。这样一经衔接，又天衣无缝地洋为中用了。

“四百四病”又是吠陀医学的一个论点。认为人体有101 种病，“四大”各有一个101种病，则共有404种病。孙思邈也经常引用它。如《要方•序例•诊候》“四气合成，四神安和……”《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将知四百四病”。《要方•养性•调气》“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翼方 •万病•耆婆治恶病》“疾风有四百四病”等。“四百四病”对中医来说，是学说中的“异物”，根本谈不到丝毫禆益。但通过孙思邈“用夏变夷”手法，更巧妙地来解释“四百四病”，谓：“百病不离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病，（见《千金要方•养性•调气法第五》）的确，以81乘以五脏的5,得数为405。虽然多了一个“1”，但中国向有“缺则积而闰之，余则舍而去之”的计算常规，则还是恰巧为404。 

孙思邈对印度医耆婆十分崇拜，在两部《千金方》中，屡次提到了她。更欣赏耆婆“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见《翼方•药录纂要•药名》）一言，为之郑重地记录于著作中。而且还根据这个精神找到不少新药。孙思邈全套引进了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在《要方•养性•按摩法》中把天竺国婆罗门瑜迦按摩18个全部操作过程，完整地予以转载。同时用更多笔墨来介绍老子按摩法，内容比外来的多1倍以上，这样就把外来医学淡化到陪衬的地位，“喧宾夺主”之弊也无法产生。

孙思邈吸收了大量吠陀医学，除上述之外，还零零星星数见于两部《千金方》中，如“胡运迦摩罗病，世医拱手无方”（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有天竺大医耆婆......”（见《翼方•药录纂要》）盛唐之世的国都长安，既然是万商云集，外国人就不止印度一国，外来医药也当然有其他的。孙思邈既抱有“偶逢一言，岂惜千金”（见《翼方•禁经上》“驰百金而徇经方”（见《翼方•自序》）之志，所以其他外国医学，更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如西州（现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续命汤、蛮夷酒、露宿丸......波斯大秦（现在伊朗•罗方）的悖散汤......都要吸收、转化之后囊括到中医宝库里。还有如波斯盐、匈奴露宿丸、诃黎勒蜜丸、戎盐、西番阿魏、婆律国膏香、西域诃黎勒、西戎底野迦等。

自张仲景（145-208年）把他以前的中医学，作了一次大总结后的400多年中，虽没有走入低谷的报道，但也没有多大的发展。自孙思邈两部《千金方》面世之后，中医就来一个飞跃，因为中西医结合带来了成果，犹如新鲜的血液输给于一个衰弱的人，毋怪乎清•徐大椿 （1693-1771年）惊呼“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见《医学源流论•千金方外台论》）。

第一个中西结合，为什么说在623-682年？因为孙思邈在83岁开始撰写《千金要方》（623年到682年谢世）。总之，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是相当成功的，其成绩自有两部《千金方》 可以证实。

第二次结合（1581-1671年）

李时珍（1518-1593年）开始撰写《本草纲目》那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一位与第二次中西医结合有密切关系的外国人出生于意大利，叫利玛窦（1552-1610 年）。他是明末来华的耶稣教传教士，来华后即任在华耶稣教会的领袖。于万历九年（1581年）到北京。他与比他小8岁的上海人徐光启（1560-1633年）交上了朋友。徐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参机务。利氏则用徐的爵高望重，徐则崇拜利氏的博学多才，故而尽管肤色不同，但相交莫逆，所以徐的新知识，完全从利氏处得来。徐精通西洋的天文、历法、数学，撰绘、水利、农业等业务，故在治历、屯盐、农业、火攻、漕河方面，造诣极深，是历史上有名的科学家。因此吸引、同化了不少思想开放的有识之士，其中有可称为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并精研医学的方以智（1611-1671年）。方为安徽桐城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官至检讨，33岁时（1644年）清朝建立，明朝覆灭。他羞作亡国奴而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与世隔绝，法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他的著作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还有8部。其中《物理小识》12卷，内容以人身、医学、饮食等为主。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谒文天祥墓，急病卒于途中。他强调“寓通几（指哲学）于质测（指实验科学）”，反对神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认为中医远不及西医，因之极力主张借助西洋医学的“质测”来促进中医的发展。这种思想完全可在《物理小识》中折射出来。

方以智在胚胎学方面，有过“始先鼻与命门，为小环，渐长而成任督之环”（见《物理小识•人身类》）的认识。会厌虽然在《灵枢•忧恚无言论》中早就提到过，但始终没人知道它的实际情况。现方以智介绍谓：“口二窍，前曰喉肺窍也。会厌司开以言，司闭以智，则言之有据……”谓：“咽，食管也。胃脘为贲门，人胃，从幽门循小肠阑门，接大肠及直肠，出魄门。以六腑实而不满也（同上）。”

对脑的认识，也从朦胧迷糊的“奇恒之腑”中揭开它的神秘，谓“脑为贲，而余待命矣……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见《物理之识•身内之贲之说》“脑之皮分内外层，内柔而外坚，既以保存身气，又以肇如诸筋，筋自脑出……导气于五官，或令之动，或令之觉”（见《物理小识•人身类》）。他介绍脑在生理方面，是为人身最重要的器官（为贲），人身所有组织器官都要接受它发出的号令（余待命），不论意识形态方面（觉）、动作方面（动）都受脑的指挥。而且还能决定人的聪明与愚鲁。解剖方面，指出脑的组织，并介绍了管髓与神经（筋），指挥着（导气）全身活动与感觉。

对心的认识，“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见《物理小识•血养筋连》）。心与血，“故血者资养之料也。血以脉行，脉有总曰络……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一下一上，分细周身”（同上）。心房与心室，“由有络（血）入心，先入右窍，次移左窍”（见《物理小识•身内三资之论》）。

肌肉方面，“论肉，其数六百界有奇，其形长短、宽狭、厚薄、圆扁、圭角、浑异其势。各上下相拼，或顺或斜，或横或异，此皆各有本用而顺本身多异之功。是其总向也”（见《物理小识•人身类》）。以上虽然是西医的，但与此同时，方以智必用中医学说相互参证，予以沟通。因方以智精通医学，所以他的配合互参也好、解释疏注也好，即使是自己主观的定论，也都入情合理，使人心服。加之方氏既非职业中医、更非西医，汇通中西医学的初衷，也是借鉴西医之长，来补中医之短，目的是促进中医的发展及提高。

但引以为憾的是，方以智没有临床经验，即无法实践。而且书名《物理小识》，一无医药气息，连医药界人士也不知道有斯人、有斯书。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中途遁世逃俗，有始而无终。这样的优秀医书，高级精品著作，丹波元胤《医籍考》 也没有捜入而使之漏载。所以第二次中西医结合以夭折而告终。

第三次结合（1840-1949年）

输入中国的外来医学，最早为印度，继之为阿拉伯，最后以欧美为主的西医。西洋医学自明代开始就悄悄地打入了中原大地。因为清代是紧闭国门，而且一般民族性是保守的，虽然几个知识分子知道一些国际情况，但为数极少，因之，西医的影响表面上并不明显。

自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后，中国紧闭的大门被打得粉砰，连门闩都掌握在洋人手里。于是凡姓“洋”的东西，一涌而入，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西洋医学当然也侵占了医学的空间。在1842年10月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即《虎门条约》后，就允许外国人在广州等通商口岸，设立外国医院。1844年在厦门、宁波、上海，相继建立了外国医院。除治疗疾病以外，还承担着培养第二代西医。对象当然以中国人为主。

1856年，西医关韬（？-1874年）出任军医。从此军医逐地更换为西医。根据史书记载，最早的军医为南朝（420-589年）•宋（420-470年）时的刘涓子，外科名著《鬼遗方》作者。他为宋武帝刘裕堂侄，从宋武帝北征，随军治病医伤多年。

1857年，西医黄宽（？-1878年），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回国行医。1859年，在长江流域有外国医生28人，其助手、学徒及中国人西医尚未列入其内。1862年至1870年，北京、烟台、汕头、镇江、汉口、台湾、梧州、虎门、宜昌、杭州等地，继厦门、宁波、上海之后，也都成立了外国医院。其中16家为教会医院。

1872年，第一家中西医综合医院“华东医院”在香港建立。分为中西两部，任病人自由选择。1879年，广州博济医院，录取两名女生，开学校男女同读的先河。凭这一消息，可以知道西医学校早已开办了多时，而且不止一地。1885年，我国第一位留学女西医师金韵梅，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学成归国。1889 年，全国已有教会医院60个。这样在很短时期内，西医西药攻势凶猛，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中医队伍里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奋发图强，是否吸收一些西医之长来补中医之短。

同时凡产生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类事物，“对比”也影随形来。西医的长处日渐暴露，使一般人尤其是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西医强于中医的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医独特的理论和治法。且看清庭大吏洋务派领袖李鸿章（1823-1901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烟台出版的美医洪士提反《万国药方》中所作的序，谓：“（中医）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测而得其真也。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藏真腑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醛，更极精翔……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

李鸿章此文，用现代语解释就是“中医认识疾病，是靠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病理的分析，都是凭空虚构。都不是从实验中得来的真实情况。西医有专职的领导和学校正式培养。就是五脏六腑甚至经络俞穴，都是从实践验证得来。即使药物，更极精良......学者能合中西医两者学说，合一贯通，可以达到最精品的医学，谁说是小事”。

在此期间的中医，都自发性地做了结合工作。他们怎样做，我们无法见到，但留下的墨迹，可作为证据。如道光二十五年（1895年），郑光祖的第一部中西结合著作《一斑录》面世。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番山郑官应编辑的《中外卫生要旨》出版，计4卷。5年后，又出《续集》1卷。光绪十八年（1892年），朱沛文的《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出版。同年，唐容川（1863 -1918年）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出版。他在自序中谓：“及今泰西各国，通于中土，不但机器矜能，即于医学亦诋中国为非。”言外之音，在憾恨之下，反映出愤愤难平之势。接下去又谓：自顾一手一足，毫不能扶持......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冀五大洲万国之民，咸无夭札（yāo zhá 遭疫病而早死）。”更替当时奋发图强的同道们，说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心里话。

宣统二年（1910年）张锡纯（1860-1933年）第1期《医学衷中参西录》梓行，历时24年到1934年共出了7期。许多人认为唐、张两氏为中西医结合的奠基人，这就错了。他两人仅仅是当时著作最多而最惹人耳目的人而已。而且比《一斑录》还晚近乎半个世纪。这样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各自孤军作战的结合工作，一直到解放前夕，除了留下《中西汇通》、《医学衷中参西录》两部名著外，一无所获。

第四次结合（1955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一年，也就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和四个决定。中医从此抬起了头，间接地为今后中西医学结合奠定了基础。1951年全国各地改造接生婆56,925人。虽然那时根本没有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但已奏响了前奏曲。同年刘少奇副主席批示在全国各大军区考选42名调干生送到北京。他们都是各地开业的高水平中医师。先在北京大学补习数、理、化。翌年与当年高中毕业考进大学录取者，同在北京医学院接受5年正规教育。与此同时，又开办“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生源也来之于各省市县，层层落实到“医务工作者协会”，推选开业的较高水平中青年中医，脱产道修学习。可是这两个学习单位都成了把中医改造为西医的工厂。

毛泽东主席发觉之后，并强调提出“西医学习中医”。并把这个方式方法作为错误路线来批判。因主其事者为卫生部王斌部长，故称这个错误路线为“王斌路线”。王斌原为华北区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长，他的路线完全是余云岫（1879-1954年）消灭中医路线的还魂。

1954年，王斌路线被批臭批倒之际，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这样的话：“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和排斥”“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

1955年，北京首届“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在开学典礼上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党和政府的英明，就显示在这一个战略上。因为搞中西医结合，一如植物无性繁殖的嫁接，一定先要错备好优良的亲本，一个西医若不熟悉中医基本理论学说（知识），是无法承担这个工作的。没有高水平的中医，也无法进行这个工作。只有父本母本双方旗鼓相当才能结合出更优良的第二代。“齐大”尚且“非偶”，更遑论有父本而无母本，或有母本而无父本，这样的结合难道不是开玩笑做游戏么？

1958年，卫生部颁发“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遗知。这是鼓第一步西医学习中医之后迈出的第二步。因为单单有高水平西医这方面的优良亲本，没有高水平中医配合这个优良亲本，结合工作也不会成功。现在把两个亲本，都予以提高，为以后打下丰收的基础。党和政府希望我们结合成功，作出了许多精密的策划，我们没有使党和政府失望。同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对卫生部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总结报告的批示，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倔，加以提高”。这是对有人搞西医化打的预防针，以防王斌路线再度出现。

1959年，卫生部召开西医专家座谈会，以光辉成就来欢庆建国10周年。同年，经统计全国已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30个，人数2 000多人。1960年卫生部召开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1964年西医离职通过学习班学习中医，已毕业者2 400多人。中西医结合工作，在西医方面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召开第一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总理先后4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人员。伟大的中西医结合具体工作，由此正式揭幕。深感不幸的是，拨正方向的毛主席和亲自领导我们的周总理，眼见我们工作仅7年之久，即离开了我们。

今年为建国50周年大庆，中西医结合工作筹备和前期工作15年，正式工作30年，弹指之间45个春秋流逝而去，工作是顺利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不能告慰毛主席和周总理了。

结语（路鉴立影）

古人把历史称为“鉴”，鉴即镜子。我们凭了镜子可以看到难以看到的东西，故《盛世危言•西学》谓之“临鉴立影”。也就是借助于古人的得失成败来指导我们走成功之道而远避失败之途。所以过去4次中西医结合工作，却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

现在客观地评价一下以上4次的得失。第一次是成功的。中医在唐代掀起一个中兴高潮，正是外来医学的新鲜血液，灌输到我们古老的中医肌体里。原因是孙思邈立定脚跟在中医这块土地上不动摇，取用“用夏变夷”的手法吸收外来医学。第二次是失败的。理由很简单，主因有三：其一，孤军作战，没有群众基础；其二，本身不是临床者，脱离了实际；其三，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持之以恒，中途当逃兵。第三次，既不失败，也不成功。但有两个只能使之失败而不能使之成功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第一，没有领导，一盘散沙。第二，既要中西医结合，但现在两个亲本中只有中医而没有西医。所以有人嘲笑这样的结合，是封建社会的“抱牌位做亲”。一方面是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是一块木头。第四次，正在进行中，因之无法评议。惟现在有最好的领导，又做了15年基础工作，我想一定会有极好的成绩来向党和政府报喜的。

至于今后怎样做？就是以以上4次的经验为指南。但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现在西医方面的亲本，所有特点、优点全部捧上了桌面来迎报结合，而中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