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老班长在群里转某学者的话：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科学，影响了人们的想象力，限制了人们的理想。对于未来世界而言，中医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理念，是值得推崇的。

我回复如下：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著作《野性的思维》中提出，“野性思维”被看成是一种未驯化状态的思维，有别于被教化或被驯化的思维。

人的思维方式通常区分为三类：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思维。野性思维大致对应于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常运用于文学艺术之中，如夸张、比拟等，如“疑是银河落九天”。逻辑思维则是一种被被驯化的思维，具有严格的规则，需遵循严谨的程序。

对于科学而言，没有逻辑思维，会流于荒诞；没有“野性思维”，会走向僵化。因此科学家时常被提醒：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且，科学研究也并不完全排除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如类比和模型方法，在理论构思过程中广泛应用。

至今为止，与逻辑思维不同的被“教化”或被“驯服”还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服从权势，包括上级、权威、权力，以及资本；其二是守旧，尽量与常理、常态保持一致。这往往是普通人的思维特征，现代科学的突破，往往是对这两种思维方式的革命，这种革命贯穿于科学精神之中。中国传统思维中，这两种思维方式常常处于统治地位，有人认为是难以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中医学的问题是缺乏确定性，这在于理论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思维不足，“野性思维”有余。因此，中医学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野性思维”，而是加强逻辑思维，还要克服另外两种被“教化”或被“驯服”的思维，或者说是惯性思维。没有确定性，就不可能“数学化”，这是中医学的致命伤。增强理论确定性的捷径，实际上是引进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

最近，饶毅在《知识分子》中撰文“世纪八佳：百年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其中，与中医药相关的研究有三点。一是麻黄素药理作用（协和医学院药理系陈克恢，1920年代）；二是青蒿素的发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1960-1970年代）；三是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作用的发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1970年代）。其他包括：蛋白质变性理论（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吴宪，1920年代至1930年代）；沙眼病原的发现（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同仁医院张晓楼，1950年代）；吗啡作用位点（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邹冈、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1960年代）；胰岛素合成（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龚岳亭、杜雨苍等，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1950年代至1960年代）；杂交水稻的发明（湖南省安江农校袁隆平，1960年代至1970年代）。

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医药必须拥抱现代科学。那就是，采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才是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