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经验获得“是什么”的认识，理论追求“为什么”，而技术研究“做什么”的问题。但是，三者天然相关，紧密互动，鞭策着人类认识滚滚向前......

1  为什么“忌生冷”？

如果看中医，“忌生冷”几乎会被每个医生所叮嘱。中国人为什么讲究“忌生冷”，而外国人似乎并不在乎？

其实，它源于人类得益于“火”的强大记忆：作为人类取暖、保健、防护动物攻击、冶炼金属的重大进步，茹毛饮血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但是，在古代的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很不发达，生冷饮食与人类健康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霍乱、伤寒、痢疾、细菌性食物中毒等疾病，曾经是长期困扰人类健康而又不知就里的大敌。但是，如果饮食经过加热到一定时间，这类疾病的发生就会大幅度降低。因而在那个时代，“忌生冷”是一条“消毒卫生”的忠告，一条绝对重要的忠告！

这是个“做什么”的技术问题，但它来自于“是什么”、“为什么”的技术文化。所谓“是什么”，即经验告诉人们，即如果饮食生冷，容易患腹痛、腹泻等严重的肠道疾病。那么“为什么”呢？则需要理论解释，即属于“技术文化”的范畴（笔者将技术文化其区分为三个时期：神学文化时期，以自然崇拜为代表；哲学文化时期，以自然哲学与生活哲学为基础；科学文化时期，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

这个问题放到今天来说，似乎非常简单，它们是因为不同细菌感染而发生的不同疾病。但是在病原体未明的时代，要回答这一经验所提示的“为什么”，并不那么简单。能够在病原体未明的时候，从“生冷”到“肠道疾病”，给出一种解释的古人是聪明的：生冷为阴，性属寒湿，易伤阳体。当然，并非一途，还有湿热（暑湿）、疫毒、秽浊、食物不结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从病理学到药理学的一整套思辨性理论，如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学说”，寒、热、温、凉的“四气学说”。

这是中国的说法，西方自有一套。仅霍乱一病，英国就有“道德论”“阶层论”“种族论”“瘴气论”“卫生论”“传染论”“地质论”“陆生论”“污染论”“电力论”等。那么，在霍乱的发源地——印度，其病因学理论应该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为什么会这样？说明即使是古人，即使他们没有能力获得病原学的确切认识，也热衷于对“为什么”的积极探讨，这是人类的好奇心使然，也即人类能够逐渐进步的动力。

终于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是一个果熟蒂落的年代，病原微生物发现如雨后春笋，获得了长足进步。霍乱、伤寒、痢疾、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菌相继发现，人类对感染病的认识，翻开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在能够准确看到和操作病原菌的时候，病因学理论才真正走向科学的轨道。

2  显微镜下的新世界

但是，为了迎接这个时代到来，人类仍然有一个曲折的历程。首先，得益于显微镜的发明，正是这一技术进步，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早在1590年前后，荷兰眼镜制造商亚斯·詹森与发明家汉斯·利珀希，各自独立地发明了显微镜，却没有认识到显微镜的真正价值。直到英国的罗伯特·胡克（1635-1703）和荷兰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1632-1723）经过进一步研究，才成为显微镜用于微观观察的领路人。

1665年，胡克出版了《显微制图》一书。在书里描述了数百张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标本的图，例如鸟的羽毛、各种昆虫，包括他手描的58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并且在《显微制图》中，首次描写了细胞。“细胞”一词便是胡克最早用来描述生物微观结构的，他用这个词描述利用复合式显微镜观察到的软木的木栓组织上的微小气孔。有一次他从树皮切了一片软木薄片，并放到自己发明的显微镜下观察。他观察到了植物细胞（已死亡），并且觉得它们的形状类似教士们所住的单人房间（cell），所以他使用cell一词命名植物细胞为cellua。这是史上第一次成功观察细胞。

列文虎克是显微镜的狂热爱好者，他一生磨制了超过500个镜片，并制造了400种以上的显微镜，其中有9种至今仍有人使用。不仅如此，他是首先观察并描述单细胞生物的人，将这些生物称为“极微动物”（animalcules）。1675年，他又将他的这一观察记录送往了皇家学会。此外，他还最早纪录观察肌纤维、细菌、精虫、微血管中血流。这些，都凝集在他1695年出版著作《宇宙秘密的发现》之中。

但尽管如此，这些显微镜下的现象观察，仍然属于经验层次，没有从“是什么”发展到“为什么”的进一步研究。当把animalcules与人类疾病联系起来，是200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从理论上解答客观现象的关联性问题。

3  细菌学诞生的历程

通常，人们把微生物学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态学阶段、生理学阶段和分子生物学阶段。

列文虎克死后，微生物的研究仍然处于形态学观察时期，直到19世纪中叶。1845年，伯克利（M.J.Berkeley，1803-1889）首次证明是霉菌引起爱尔兰土豆枯萎病；1846年，塞麦尔维斯（Lgnaz Semmelweis，1818-1865）发现产褥热是由医生传播；1850年，达望（Casimir Joseph Davaine，1812-1882）在患炭疽病的家畜中发现炭疽细菌，米切利斯（Eihardt Mitscherlich）发现细菌引起马铃薯褐变；1853年，阿格斯蒂诺·巴谢（Agostino M.Bassi，1773-1856）首次实验证明由白僵菌引起家蚕的“白僵病”，德巴利（Heinrich Anton De Bary，1831-1888）提出禾谷类锈病是由寄生真菌导致；1872年，科恩（F.Cohn，1828-1898）发现枯草杆菌，一种多功能的微生物；1873年，奥波美尔（Obermaier）发现回归热螺旋体是回归热的元凶；1875年，汉森（A.Hansen，1841-1912）发现麻风杆菌是这一恶疾的罪魁祸首。

但是，这些零星的研究有待于一个划时代的伟人，来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标志，他就是被称之为微生物学奠基人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像牛顿开辟经典力学一样，他开辟了微生物领域，创立了一整套独特的微生物学基本研究方法。

巴斯德研究了微生物的类型、习性、营养、繁殖、作用等，把微生物的研究从形态特征转移到生理作用上来，并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循此前进，在战胜狂犬病、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他否定了微生物自然发生说，提出了“微小生命体理论”；他发明的巴氏消毒法（加热灭菌）与“忌生冷”同工异曲，直至现在仍被广泛应用；他成功地研制出鸡霍乱疫苗、狂犬病疫苗等多种疫苗，引起了医学实践的重大变革；通过微生物研究，他还成功地挽救了法国处于困境中的酿酒业、养蚕业和畜牧业。

另一个伟人是被称之为“细菌学之父”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更是功勋盖世：世界上第一次发明了细菌照相法，并发现炭疽热的病原细菌——炭疽杆菌（1877），并发现预防炭疽病的接种方法；第一次发现脓肿由葡萄球菌所致（1878），证明了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引起一种特定疾病；第一次分离出结核病细菌（1882），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第一次发现了霍乱弧菌（1883），并提出了霍乱预防法；第一次发现了鼠蚤传播鼠疫的秘密，并证实睡眠症是由采蝇传播。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制定了科赫法则：第一，这种微生物必须能够在患病动物组织内找到，而未患病的动物体内则找不到；第二，从患病动物体内分离的这种微生物能够在体外被纯化和培养；第三，经培养的微生物被转移至健康动物后，动物将表现出感染的征象；第四，受感染的健康动物体内又能分离出这种微生物。

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开创了发现病原菌的黄金时代。他们在1877-1906年间，发现了20种重要致病菌，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治水平：如1883年科赫和同事一起在印度发现了霍乱弧菌以及阿米巴痢疾和两种结膜炎的病原体，1883年他的助手莱夫勒（Friedrich Loffler，1852-1915）发现了白喉杆菌，1884年加夫基（George Gaffky，1850-1918）发现了伤寒杆菌，1894年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发现了鼠疫杆菌。科赫这样形容他发明的这套病原菌研究方法，“只要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发现就像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

从显微镜的发明，到“细菌致病理论”的确立，见证了技术进步对科学发现的促进作用。基于这些发现，病原体研究变得可操作、可检验、可预见，病原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流行病学茁壮成长，感染性疾病的内在规律终于能够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随后，预防医学、传染病学的诞生，终于跨过了“忌生冷”的模糊经验及其思辨理论，人类防治感染性疾病终于迎来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