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快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截至2018年，只有短短13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83位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曾获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2012年和201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石毓智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畅销书——《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斯坦福的创新力：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在这两部书中，石毓智教授探讨了斯坦福大学诺奖辈出的成功经验，也是他两次赴该校的收获。他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为此，他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

1.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于1891年由时任加州参议员及州长的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创办，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2010年10月，该次讲演者为7位诺贝尔奖得主，石毓智教授为为自己的课题——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一咬牙，决定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

为什么讲座票这么俏？因为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2. 师生吃饭时谈论的话题

访学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石毓智教授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而这里也是与之紧邻的医学院和化学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他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石毓智教授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发现那里都热闹非凡，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他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他认为，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3. 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

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石毓智教授没有听说过“复杂系统论”这一学科。一天，他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他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

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

它们靠的是什么？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他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他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组织者完全出于兴趣，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

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石毓智教授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他去做了一次讲座。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

4. 诺奖需要的生态环境

石毓智教授认为，诺奖的获得与其相应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1）大众的思维水准：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为什么是这些国家？首先，大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

（2）价值取向：也即石毓智教授的哲学传统。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此外，他认为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还认识不清。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改变世界的是“发明”，但“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3）教育体制与目标：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

（4）家长和老师的期许：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

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

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

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我的老同学田兰的弟弟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多年，他在那里能够专心致志的工作，一方面满足于那里的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另一方面没有缺乏诚信，浮夸成风，以及官本位思想与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