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的“前言”中，萨顿倒是在上来的第一个段落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多年以前，在我的《导论》第1卷出版后不久，有一天，当我穿过校园时，我遇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邀请他到哈佛广场的一个咖啡厅去喝咖啡。稍微犹豫了一下后，他对我说：“我买了一部您的《导论》，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我记得您的那些讲座，它们都生动活泼而且丰富多彩，我希望在您的这部大作中看到它们有所反映，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些枯燥的陈述，这真让我扫兴。”我尝试着向他说明我的《导论》的目的：这是一部严肃的、一丝不苟的著作，它的大部分根本不是打算供读者阅读用的，而是供读者参考的。最后我说：“也许我能写出一本更让你喜欢的著作。”

如果萨顿真的因为这个学生的意见而中断了《科学史导论》的写作，转而开始撰写《科学史》，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个学生对《科学史导论》的“失望”感觉，同时也是《科学史导论》出版商的感觉。而先出版较为畅销的著作，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声誉，然后就有望带动纯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出版商比较容易说服学者的策略之一。毕竟萨顿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那么早去世。

另外，2006年是萨顿去世50周年，当时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了江晓原、刘兵主编的《萨顿科学史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包括五种著作：萨顿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价》《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刘兵的《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前四种萨顿的原著，基本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萨顿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路径，第五种是刘兵解读萨顿的著作。

难怪那个学生会感到失望。

对于科学，萨顿为“科学”作了一个大胆的、简洁的定义：科学就是“体系化了的实证知识”。他还认为：“实证知识获得体系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的积累和进步”，因为在萨顿看来，人类的许多知识是无法积累乃至无法进步的，但是科学可以积累并进步。

对于科学、神学、宗教三者的关系，萨顿有一些相当大胆的看法：直到近代以前，神学一直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就大多数人的看法而言，所有其他科学以前都是从属于神学的。神学既是科学的内核又是宗教的支柱。因此，科学和宗教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指望只理解其中一个而不理解另一个。

要养成在永恒的光辉中思考事物的习惯。这样一种宗教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纯宗教的基本训练难道不是与科学的基本训练完全一样吗？

所以他在书中不回避对神学和宗教的讨论。但是他却基本回避了对政治、经济和艺术史的讨论，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

萨顿还认为，在书中“勾画出某些伪科学的发展轮廓是必要的”，他列举的伪科学包括星占学、炼丹术、看相、释梦等等。他还指出：把一门伪科学和一门见解正确但尚不完善的科学区别开来并不总是容易的事，在有些情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萨顿的这个结论和科学哲学家论证的结果完全一致。

萨顿对于科学和自然界的“统一性”（unity）持有信念。他坚信“科学是统一的”。他认为“自然界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都是不证自明的，这三种“统一性”其实只是同一种“统一性”的三种不同面相而已。而科学的历史被他看成是人类“统一性”的历史。

总体而言，萨顿对于《科学史导论》是相当自负的，他这样表示：“我的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可惜的是，一部让他如此自负的鸿篇巨制，他在20年时间里只完成了3卷，而且后来还中断了写作。

大发宏愿的年代

20世纪上半叶，堪称是一个大发宏愿的年代。那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开始写他的宏篇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全12卷，1961年出齐）；威尔·杜兰（Will Durant）也已经发愿要写《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全11卷，1968年出齐）。

与此类似的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是他原书的正式书名，但他请朋友在扉页上题写的中文书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国内就一直使用，现已约定俗成。

李约瑟开始写此巨著的时间，与萨顿开始写“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即《科学史》）约略相同，都在40年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于1954年，与萨顿《科学史》第一卷的出版（1952）也仅差两年。

要说这两部书的命运，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他的写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扩大，达到7卷，数十个分册，到他1995年去世时，已出版了约一半。

当然，李约瑟的工作条件应该说也比萨顿好，特别是他先后得到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助，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和他有特殊关系的鲁桂珍。来自鲁桂珍的帮助不仅是事功上的，而且还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样的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

汤因比和杜兰的两部巨著，按理说题目更为宏大，写作条件也相对要艰苦些，却都在作者生前顺利完成。而稍后萨顿和李约瑟的两部巨著，主题相对小些（当然仍是非常宏大的），条件也可能更好些，却都在作者归于道山时远未完成，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还是背后另有更深刻的原因？

今天的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窗外有百丈红尘，种种诱惑越来越剧烈，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牵越紧，每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离精神家园越来越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宏大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作者懒得写，读者也懒得读了。

汤因比也好，李约瑟也好，他们在晚年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局面，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巨著编简编本，以便提供给“一般公众”阅读。

《历史研究》有汤因比自编的简编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05）和萨默维尔（Dorothea Grace Somervell）为他编的简编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都有了中译本，虽然只是简编本，在今天看来也已经是“巨著”了！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则请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简编本，李氏和罗南俱归道山，后中译本定名《中华科学文明史》，由江晓原策划，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5卷本2003年出齐，后数次再版，皆改为上下册）。

萨顿的宏愿其实比汤因比、杜兰、李约瑟都更大。在《科学史导论》的“导言”中，他概述了他的著述宏愿：规划三大系列：

第一系列：“一个纯粹按年代排列的概述”（即《科学史导论》），计划7～8卷，最终出版了3卷。

第二系列：“各种不同类型文明的概述”，计划7～8卷，未能实施。

第三系列：“各门科学发展的概述”，计划8～9卷，未能实施。

这三大系列，至少已将汤因比和李约瑟的宏愿都涵盖了。

萨顿在概述了这三大系列之后感叹说：“天晓得我自己能够写出或编出多少卷来。即使我找到足够多的合作者，我也不敢指望完成这三个系列。”

萨顿的宏愿虽远未完成，但他一生留下了15部著作，还有340多篇论文和札记，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已经蔚为大观。

我们知道，出版、翻译这类学术著作，也要大发宏愿才行。

大发宏愿的年代，也许已成过去，但是，让我们怀念这样的年代吧。

           2021年3月1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本文载2021年4月28日《中华读书报》上海三联书店，2021。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交大科史哲”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