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说<周易>》序 

岐黄之手

人的命运常常由一些意外主导。洪钧老师和我之所以成为中医人，冥冥之中都似乎有一只大手在指引。那只能是岐黄的在天之灵，让我们既入师门，就难以自拔。试想，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的洪钧老师，怎么就在1978年报考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攻读医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而干了6年半工人的我，也阴差阳错于1978年被湖北中医学院中医系录取带薪学习？

也许，我们都是执着的人。不仅仅把业医当成一种职业，更是当成一门学问。朝于斯而夕于斯，不惜肝脑涂地。

但是，洪钧老师的中医之路非常坎坷。1981年，他的毕业论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却于1982年和1985年两次被拒绝授予学位证书。这篇让他名落孙山的论文，却在事后使他一举成名，并创造了35年后才拿到学位证书传奇故事。

无独有偶，胡适于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按那时美国的制度，等于没有毕业）。因为他的导师杜威不看好（其实是不懂）其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适口述自传》作者唐德刚说：“不幸他（按指胡适）的论文气魄太大，真知灼见太多，他就倒霉了。韩文公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六位考他的番邦学者，有谁又学过伯乐之术呢？因此我们的千里‘洪骍’（按：是胡适的另一个名字）就被他们花下晒裤地活活的糟蹋了——糟蹋到现在。”（《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过了10年，即1927年，胡适才亲返纽约拿到学位。这是因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巨大。“杜威亲临中国，一住两年。他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这本划时代的名著，原来就是他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啊！加以胡氏朝夕相从，公谊私淑，都使杜威有改正以前错误之必要。”（《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然而，洪钧老师与胡适的情况略有不同。胡适的评委们完全不懂汉学，而《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个别评委却因为“中西医论争”余波未平（研究院内部也存在西学中与中医的矛盾），几乎挫折了一位学问家的前程。但没想到，这位学生愈挫愈勇，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了真正的中医大家。

1988年，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不久，日本学界就主动邀请他出席主旨为“科学与传统”的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著名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为此书撰写了长达17页的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科学》1991年10月号上。通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国内有关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知道了赵洪钧这个名字（据悉，该书韩文版已经问世，英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

2019年4月17日下午，河北中医学院杏苑校区1号报告厅举行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享誉海内外的中医学家洪钧老师受聘该校兼职教授。院长高维娟、副院长王占波及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人事处处长高淑辉主持聘任仪式。聘任仪式结束后，洪钧老师以“望闻问切、视触叩听和仪器检查——诊法的认识论、信息论、系统论意义和中西医结合”为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这是1996年辞别该校后他再一次登上河北中医学院讲坛，纵横古今，融贯中西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师生们深为其渊博的知识、睿智与灼见而折服。尤其是他自己临床多年总结的高血压的脉象特征，让300余名师生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长途跋涉

我的面前，是不久前学苑出版社去年寄来的《赵洪钧医书十一种》。收到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的眼里滚动着泪珠：洪钧老师终于“懂中医”了。

这套丛书的《内经时代》（修订版）还保留着他1985年4月25日写的，当年自印本末尾“告读者”：

四年前，洪钧卒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学写了一本小册子——《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作为学位论文。原想滥竽充数、蒙混过关。岂知颇受学位委员们器重，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必欲拙著完美无缺。三、四年来，反复审评，全文已印送海内学界，专家多示鼓励，终无济于事，至今仍未蒙高抬贵手。

于是闭门思过，反复回味修改意见。如此两年，大约一年前方恍然大悟。原来那意见的宗旨是说：你不懂中医！

然而，把有关中医的浅见，都修改进那本小册子里去亦欠妥当，只好着手写《内经时代》。

这本小书不想全言人所已言，却有意直入轩歧堂奥，很可能适证明作者不懂中医。果如此，于我无损有益，再学习就是了。于学委们足示其法眼明鉴。

洪钧自知才不及中人，学略涉皮毛。此番抛出这本小册子，更是浅学即试。其中大谬甚多是必然的。饱学如棒喝《论争史》者或不屑一顾。然学界慧眼卓识者何止千百，必不肯让谬说流传。若有几个高手略出余绪，将《内经时代》批得落花流水，当额手称庆。无论持何态度，以何方式，凡能纠我一谬论者，即堪为我师；凡能补我一不足，言我所未尽言者，即引为学术同志。谨拭目以待。然年届不惑，每恐老之将至。恭候三年，过此不报。

《赵洪钧医书十一种》展示了洪钧老师从理论到临床的耕耘历程，以及呕心沥血的“杜鹃啼血”情怀。正如出版社编辑主任黄小龙所云：“从赵先生的临床疗效和他的著作来看，赵先生可谓是‘博古通今，医贯中西，学验俱丰’。这就是本社不计盈亏，出版《赵洪钧医书十一种》丛书的原因。好的著作，应当分享给读者，流传于后世。”

这套丛书包括：（1）《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3内部，1989安徽科技出版社，2012、2019学苑出版社）；（2）《内经时代》（1985内部，2012、2019学苑出版社）；（3）《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1987内部，2019学苑出版社）；（4）《伤寒论新解》（与马堪温先生合作，1996，2014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5）《希波克拉底文集》（译著，1990安徽科技出版社，2008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6）《中西医结合二十讲》（2007年安徽科技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7）《医学中西结合录》（2009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8）《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2010人民军医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9）《赵洪钧医学真传》（2016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10）《赵洪钧医学真传（续）——方药指迷》（2019学苑出版社）；（12）《赵洪钧医论医话选集》（2019学苑出版社）。

由“医”而“易”

前几天，洪钧老师忽然发来他的新作《赵洪钧说‹周易›》，并令我写序（因为在《内经时代》曾有滥竽充数之举）。我深感荣幸，又十分纠结。我虽然涉猎过《易经》，对其背景也略有所知，但为洪钧老师这样一本警世之作写序，确实心中无底。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口诛笔伐者气势汹汹。

2004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把易学的话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但没有料到的是，此后掀起了更大的“易学热”，尤其在中医界。“医易同源”“中医为易学的一个分支”“中医现代化最终爆发科学革命”“为下一个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科学方法论”连篇累牍。

这显然是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冲突的反弹。毕竟，从甲骨文到《周易》，占卜之所以重要，是源于先民对未来的恐惧，对未知的渴求。但它终究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不能与科学思维、科学逻辑相提并论，更不可能引领未来。因此，洪钧老师站在历史高处，回到那个时代的场景，深刻而准确地解读《周易》，精细而透彻地梳理易学的源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相信，作为具备前瞻思考的当代中医人，洪钧老师会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告诉后来者：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恰如其分地学习《周易》、理解《周易》和发扬《周易》。

事实上，虽然杨振宁从某种角度批判了《周易》，但他恰恰是《周易》和传统文化的获益者。他在《父亲与我》一文中曾经特别提及：

“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止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在他的自传中又写道：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的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勉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但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孟子的话在他心中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最深的，并不是他所专长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他还提到：我之所以怀疑O.Laporte的奇偶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的道理，同时却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可以看出，在科学创新过程中，联想只能与已有知识发生关联。能够在科学创新中发挥借鉴作用的知识，则进一步说明经典的潜在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钻进故纸堆了不出来，就能够找到未来的科学方向。实际上，所谓“科学革命”“新的科学方法论”无异于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在中医界，洪钧老师早就致力于普及易学常识，以便纠正有关错误看法。在《内经时代》第八章，他就专门撰写了“《内经》与《周易》”一章，并附有“医易答问”的通俗讲解。他的讲解，详尽地阐明了《周易》与科学的巨大鸿沟，以及当代中医人应该如何与时俱进，以优雅的姿态拥抱未来。而且，本书写作的最初动机，也就是要清除古今某些《易》学著作对中医学的污染。

“医”“易”关系

在历史上，最早是什么时候、何人提出中医与《周易》关系密切呢？“医易答问”也有论述。

古代著名医家中，最先提到医易关系的是孙思邈，但他提到的只是“六壬”和“阴阳禄命”意义上的《周易》，即医家也要知道点儿当时盛行的此类“术数”。

最先强调医易关系的人，是明代医家张景岳。《类经图翼·医易》：“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放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可以看出，“医易同源”主要指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共通之处，故“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

张介宾还提到：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藉于《易》? 舍近求远，奚必其然? 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通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其实，孙思邈的话不是这样说的。读者可以查看《千金方》的第一篇“大医习业”。显然，即便承认医学和《易》学在思想渊源上有一定的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的结论。

摆脱了鬼神迷信和术数的中医学，不应该再回头和占卜、术数靠拢，更不可能再借助它们来求发展。

其实，早在汉代，古人就不认为中医与《易》学是一家。《汉书•艺文志》把中医（那时分为“医经”和“经方”）归类于方技类，而《周易》被归入术数类。两家没有关系。

那么，《周易》与中医基本上没有关系，那么学习中医者有无必要了解《易》学呢？《医易答问》也有论述。

首先，由于《周易》长时期影响中国人，很多重要名词和日常用语是源于《周易》的。当代大学生，对本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连常识也没有似乎不好。洪钧老师列举如下：

比如，“革命”这个近代以来最重要名词，完全源于《周易》。它出自革卦的彖辞，原话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再如，近代国人称洋人为“鬼子”或“洋鬼子”，源于《周易》既济。原话是：“九三：高宗伐鬼方”。鬼在这里不是鬼神的鬼，而是指异族敌人。鬼方是殷高宗打了三年仗才打败的一个国家。

再如，蒋介石，字中正，就是出自豫卦的爻辞和象辞。原文是：“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近代医家有张山雷、陈无咎。现代诗人有臧克家。他们的名字都出自《周易》。

还有些连文盲也可能脱口而出的词语，如“乾坤”、“阴阳八卦”、“变卦”、“有喜”、“亨通”、“观光”、“大亨”、“群龙无首”等，都源于《周易》。书面语言、特别是文言文中，还有很多词语如“克家”、“不速之客”、“夫妻反目”、“突如其来”、“囊括无余”、“九五之尊”“无疾而终”、“无妄之灾”、“嚎啕大哭”、“井井有条”、“秩序井然”、“井然有序”、“无往不复”、“谦谦君子”“积善之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盘桓”、“纤芥之疾”、“无怨无悔”等也出自《周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好有所了解。

但是，近年泛滥的所谓“易学”，完全没有起到普及有关常识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导。那么，中医学院的在校生，应该怎样学习《周易》呢？

洪钧老师的意见是：知识越多越好，但学习要有轻重缓急。进入医学之门，有那么多中西医基本知识必须掌握，《周易》就不是当务之急。在他看来，单单为了做一个好大夫，没有必要专门学习《周易》。不但现代中医教育不设《周易》课，古代中医教育也没有这门课。这足以说明，医学和易学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学医完全不必先学《周易》。

再看历史上的名医，最早的扁鹊、仓公、华佗都根本没有学过《周易》。张仲景可能了解一些，但他不说学习《伤寒杂病论》必须先学好《周易》。张元素、刘完素、李时珍、吴又可、叶天士等人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到《周易》。《医林改错》等则一字不提。很多问题，那么多《易》学专家都闹不清，学中医的人没有必要去钻这个无底洞。

本书成就

本书在《易》学方面有哪些成就呢？至少有以下七点，我看是发前人所未发（可参考洪钧老师的自序：拉直扭曲的《易》学）。

第一点是对几个熟语与《周易》关系的阐述，其中涉及革命、鬼子、蒋介石、咸亨酒店、颐和园等的来历。正如作者所说，这是相当轻松地说《周易》，却使读者获得了真确的知识。足见作者举重若轻。

第二点是对卦名来历的看法。本书指出：“凡是八经卦卦形自身上下重叠者，均取八经卦之原名。试看六十四卦有《乾》《坤》《坎》《离》《震》《艮》《巽》《兑》，都是经卦自身上下重叠，即知这一取名规律，概莫能外。”这一发现似乎很容易，但博学且用功如李镜池和高亨先生者，均未曾指出。

第三点是硬读《易经》。书中指出：“想真正理解《易经》，最保险办法就是用最笨的办法硬读经文，即抛开一切前人的注疏和解说等，直接从《易经》原文读起。愚见以为，历代学者们，之所以大都在牵强附会地解说《易经》，就是因为他们不肯首先直接硬读经文，而是预先接受了前人的附会，于是自己也只能附会下去。”

本节确实使读者，获得很多确切无疑的《易》学知识。即以《易经》的字数而论，此前几乎无人指出，不计标点的白文《易经》只有4935字。由此可知，《易经》是篇幅很小的一本书。于是消除了不少读者的畏难情绪。

第四点是作者断然否定了《易传》。这样看问题不能只靠勇气，而是作者确实看清了《易传》基本上是歪解《易经》。

第五点是作者对《乾》《坤》两卦的大《象传》提出质疑。作者的见解是空前的，也是颠扑不破的。读者可以参看本书第十节。

第六点是作者对《乾》卦所附《易传》的看法。前人大多认为这些《易传》属于《文言》。但洪钧老师指出，这是没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这是饥不择食地搜罗众说。正如欧阳修所言，这是‘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又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洪钧更是学无师传，不自量力，浅学即试，如此勇于看轻《易传》，大概前无古人。终于不能已于言者，乃欲求其真也！”

第七点是本书对《咸》《艮》两卦的解说与前人大异，而且确有见地，应该视为《易》学史上的重大突破。读者可以参看本书对该两卦的解说。

此外还有本书对《履》卦、《井》卦的解说也有重大突破。比如如何解说《履》卦辞和该卦六三、九四的“履虎尾”，前人众说不一。作者的解说如下：

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解说：这里的“履”字指践踏、踩。咥（dié）：即咬。全句译为白话就是：踩住了老虎的尾巴，老虎没有咬人，亨通。

本卦的六三和九四爻辞又两次出现“履虎尾”。问题是，怎么会踩到老虎尾巴呢？

大概是因为此事很难理解，李镜池先生说卦辞是梦占。即求占者做梦踩住了老虎的尾巴。高亨先生认为是“比喻险而不凶之象”。愚见以为，此两说勉强。因为，《易经》时代确实有专人喂养老虎。当然，只有天子或诸侯，才有此财力和用途。《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可证。

那时，喂养老虎，不是搞动物园，也不是养宠物，主要是打仗时带着老虎，长自己的威风，灭敌人的锐气，也有时作为惩罚手段，故有“投畀豺虎”这个成语。它出自《诗•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说明和《易经》大体同时的《诗经》时代，有专门喂养老虎的人员、设施且可以作为惩罚手段。专门喂养老虎者，才会偶尔踩住其尾巴。因为经常接触，一般不致被老虎咬住。假如老虎是从小喂养的，就会像宠物那样，更不会咬其喂养者。

以上解说，有理有据，通俗流畅，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觉。故虽然作者承认在《易》学方面，自己读书、治学的功夫不敢说有李镜池和高亨先生的十分之一，以上见解还是证明了作者的知识渊博及其想象力非常人可比。

本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亮点，读者不难发现。总之，本书是继《赵洪钧医书十一种》之后，赵老师的又一力作。她不但对清除《易》学对中医的污染大有好处，也必将在《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便视为划时代的“易学”力作，也不为过。

 2021/6/12聂广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