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奥一网2016-01-17 12:12

聂阿姨赴美后，曾因翻译毛泽东诗词被列入“黑名单”，二十余年不得返台。

1964年6月，“皇冠基本作家”游太平山，左起：段彩华、平鑫涛、琼瑶、聂华苓、季季、司马中原、司马桑敦。朱桥摄

去年11月9日凌晨两点多，聂华苓之女蓝蓝从纽约传来一信，其中几句提到她母亲近况：

“她今年记忆力的退化速度很快，体力也在衰退。我常来爱荷华。现在雇了人每天来两个小时，她喜欢一个人自在的在这个屋子里。……”

过了十小时，深夜12点多，聂华苓也从爱荷华来了信。

季季：

我很高兴诗人陈克华在2016年来爱荷华。

现代诗兴起于台湾。怎么现在台湾诗人很少？作家多写小说。

                                           华苓

简短几句，重点清晰，依然是我1964年初识她时的明快爽利。

回看最初的历史现场

聂华苓与我母亲同龄，我尊称她“聂阿姨”已逾52年。我母亲因血管型失智，十年前住进安养院请专人照顾，和七个子女的对话唯有凝望与微笑。聂阿姨则至今还能自在地享受独居之乐，并能上网掌握世界大事，和各国文友通信，了解文坛与作家动态。如果我母亲能像她这样，该有多好。

聂阿姨出生于1925年2月3日（农历一月十一），即将迎接九十二岁诞辰。她的作品，她与保罗·安格尔的爱情，他俩合创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贡献，五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文学界流传。她在回忆录《三生三世》里也详尽地书写了大半生艰辛、奋发、迁徙的历程。她的那些曲折、激昂、温暖、震撼人心的故事，毋庸我再赘述。1964年初夏，在台北结识聂阿姨后，我们又在宜兰、爱荷华、云南、台北等地，在她家客厅、文友客厅及山林田野之间与文学界友人聚会无数次，畅谈各种正经的文学话题或不很正经的八卦笑话；也曾与李欧梵、黄春明、尉天骢、陈映真等十人，坐在往高山回旋而上的小巴里，一路唱歌七八小时到达香格里拉……在这些我们同处的历史现场里，于我最为珍贵的是1964年初夏的初识。

走入《自由中国》员工宿舍

1964年3月，我从云林农村到台北开始职业写作生涯。6月，《皇冠》发行人平鑫涛签约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19岁的我有幸与聂华苓、朱西宁、琦君、高阳、司马中原等十三位前辈同时并列。6月18日，平先生与当时的夫人林婉珍在台北松江路新台北大饭店设宴欢庆。我这个乡下人首次走入灯火辉煌的大饭店吃江浙菜，见识了平先生上海人的排场及美丽优雅如英格丽·褒曼的平太太。最让我惊艳的则是聂华苓，白高跟鞋配深蓝旗袍，身材苗条五官妩媚且笑声朗亮，是整场晚宴的焦点。甜点与水果上桌时，她说饭店离她家不远，邀我们吃完走几分钟去她家喝茶聊天。

走出饭店已九点一刻，多位前辈说要赶公车回家，明天还得上班呢。只有我这个乡下人，满心好奇地跟着琦君、司马桑敦、高阳去了她家。那时，我读过一些同席前辈的作品，了解他们是“外省人”，但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并不清楚。譬如聂华苓，只知她在台大教书，出过一本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随着她走入松江路124巷3号的日本房子时，还以为那是台大宿舍呢。

然而在她家坐了半小时，我知道我错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告辞，聂华苓留给我的印像，已不仅仅是“苗条妩媚”与“笑声朗亮”。———原来，她也会叹息，也会皱眉，也会骂人……

那年她女儿晓薇已上中学，晓蓝也将小学毕业，出来见了客人又回房间做功课。“本来我母亲跟我住的，我是大女儿嘛，”聂华苓指着墙上的两幅照片，“唉，先是我弟弟开飞机失事，两年多前我母亲也癌症走了。唉，反正《自由中国》出事后，我家也出事了……”她没提到先生，倒是约略说了些我从不知道的《自由中国》停刊事，还特别提到台静农对她的知遇之恩：“要不是台先生请我去台大教书，我们母女的生活就更惨了！”

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喝着香片茶，听着她与三位前辈聊来聊去之间，我才知道这日本房子是《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向省政府租来做员工宿舍的；1949年她到台湾不久就住进这房子与殷海光、傅正等人为邻，同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班。殷海光结婚育女后，1956年搬去温州街台大宿舍，傅正则一直住到1960年9月4日，与雷震、马之骕等四人因“涉嫌叛乱”被捕，《自由中国》停刊。

“听说雷震有……有侧室，”司马桑敦顿了一顿，委婉地问道：“是……是真的吗？”他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刚从东京回来。“唉，”聂华苓叹了一口气，“听说生了四个呢，好在雷太太有气量，雷先生被捕后，都靠她一份监察委员的薪水养两房孩子，琦君，你来我们编辑部的时候见过雷太太的嘛。”

“是啊，是啊，我们给《自由中国》写稿的人都很尊敬雷先生，也尊敬雷太太，”琦君笑着对我们说，“我去《自由中国》办公室送稿给华苓，和雷太太见过几次，现在听华苓这么说，才知道她不但气质好，气度也很让人佩服。”

“雷太太可不是普通女子，她年轻时曾到东京帝大留学，应该是很识大体的。”司马桑敦是东北人，身材高大，言行则一派斯文。

那个初夏的夜晚，我睁着天真的眼睛，听着一堂从没上过的历史课。原来，聂阿姨到台湾第一年就住进这座《自由中国》员工宿舍。原来，在我们走入那日本房子之前的几年里，她的生命周遭已经围绕着那么多复杂而奇异的故事。

只是，那个晚上，我们谁也不知道，再过几个月她就要离台赴美，她的生命又将发生许多曲折感人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料到，那座日本宿舍在未来的城市现代化中面临的悲惨命运。

《自由中国》宿舍成了地铁站

聂阿姨赴美后，曾因翻译毛泽东诗词被列入“黑名单”，二十余年不得返台。1987“解严”后，《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特别邀请他的中央大学学妹聂华苓首次返台，安格尔陪同前来。那是1988年5月，我任“人间”副刊主编，负责接待他们的行程。除了参加IWP在台同学会、去温州街台大宿舍拜访台静农、在外双溪朱铭家欣赏木雕、在八里蒋勋、林怀民家夜谈，还去了新店空军公墓祭拜她母亲及弟弟。最重要的是去木栅沟子口拜访雷震夫人宋英，她站在庭院指给我们看特务在四周安装的探照灯，并去南港“自由墓园”为生前死后长相比肩的雷震、傅正献花行礼。

意外的是，过了一个多月，老友康芸薇来电，说她中学同学雷美琳有一批与父亲通信的“狱中家书”，希望能在“人间”副刊发表。“雷美琳住在美国，”康芸薇解释道：“她父亲就是雷震。”

啊，雷震的女儿！我心里震了一下。

1970年雷震出狱时，四百多万字回忆录被新店军人监狱扣留。后来要求返还，狱方却说已予焚毁。那年宋英向监察院提案重启调查，新闻正闹得沸沸扬扬，“雷震狱中家书”在“人间”副刊陆续发表，轰动海内外。入秋后雷美琳自美返台，来电话约我去看当年旧家，希望以后能做“雷震故居”。我以为要去木栅，就说五月已去过，她却说不是木栅，“是在松江路124巷”。

我不好意思拒绝，趁黄昏上班前坐计程车赶去，雷美琳在巷口等我。“就在三号，很近的。”她说。

往前走去一看，咦，那日本房子有点眼熟啊？对了，不就是我十九岁来过的、聂阿姨、殷海光、傅正住过的《自由中国》员工宿舍吗？

“1964年6月我来过这里。”

“是来聂华苓家吗？”

我点点头。

“聂华苓去美国后，我们才搬进来。”

那日本宿舍的屋檐有点坍塌倾斜，天空夕照绯红，几只粉鸟在屋顶漫步，偶而探头凝望我们两个陌生女子，细小的眼睛不停闪着问号。

“我爸出狱后，常来这里见一些党外朋友，”雷美琳说，“我妈和我弟还住在这房子里。”

原来，她是司马桑敦所说的“侧室”的女儿。

2011年台大举办“聂华苓学术研讨会”，香港导演陈安琪正在拍《三生三世聂华苓》纪录片，有天聂阿姨来电说，要带陈安琪去拍她住过的松江路《自由中国》宿舍，“你刚来台北的时候不是去过我家吗？你记不记得那地方？”

我很少去松江路那一带，隐约记起宋英2001年百岁辞世后，新闻报道那日本宿舍附近将设捷运站，可能会被拆除，“侧室”子女要求政府保留为“雷震故居”，但审议委员认为雷震出狱后与“正室”宋英所居且被长期监视的木栅家才是名符其实的“雷震故居”；而宋英1992年随其子雷德宁移民美国后，故居已拆除改建。

总之，“侧室”子女请愿未成。但我不想对聂阿姨说这些“正室”与“侧室”的旧事，只简单对她说：我记得那地方，去看看吧。

陪聂阿姨回到松江路124巷，只见周边不是工地就是高楼；在巷内走来走去找不到3号，也看不到一幢日式平房。聂阿姨四下张望，神色茫然地呢喃着：不对不对，不是这里，季季，你是不是记错了？这里没有3号啊……

我去巷口问旁边的店家，年轻店员都摇头说不知3号在哪里，后来问到一个年长的大楼管理员，他出来指着巷口的大楼说，3号已经拆掉了，在那栋大楼底下变成捷运站了……我向聂阿姨解释“捷运”就是地铁，她有点嘲弄地轻笑了一声：“嗨，《自由中国》宿舍变成地铁站了。”那一站如今是南京松江站。

太平山隐形眼镜失踪记

回头再看1964年初夏。平先生请我们吃饭那晚，特别提到“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朱桥，说他这人很热心，有意为“皇冠基本作家”安排三天两夜的太平山旅游。有些作家事忙，只有我和聂华苓、司马中原、司马桑敦、段彩华、琼瑶参加。琼瑶夫婿马森庆（笔名松青，当时尚未离婚）也同行。

6月23日我们在罗东参观贮木场，午餐后去土场坐蹦蹦车上山，抵达太平山已近黄昏。下车后先经过一排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低矮的林务局员工宿舍，再上到“太平山招待所”。那是两层木造楼，铺着榻榻米，二楼通铺旁还隔了个宽敞的房间，靠墙放一张有弹簧垫的大床，说是陈诚来考察时睡的。朱桥说：那间套房给你们三个女生睡，我们五个男生睡外面保护你们。也因那晚的同床之谊，睡前聊天时知悉聂华苓与我母亲同年，此后即尊称她“聂阿姨”。

第二天早上，聂阿姨起得最早，去隔壁盥洗间不久却传来一声高亢的“唉哟，怎么搞的”，我赶紧跑出去一探究竟。

“季季，我右边的隐形眼镜不见了，”聂阿姨神色有些慌张，“现在我看不清楚啦，你帮我找找看好不好？”

呃，眼镜还有“隐形”的？我这乡下人第一次听到，傻傻地不知从何找起，跑去大通铺向平先生和朱桥报告，请他们帮忙。

盥洗间在外面走廊旁，洗手台上方贴着化妆镜，地板则铺着长形木条，每条间隔两公分，架高离地约五公分。聂阿姨说，她洗完脸要装镜片时突然失手滑落了一片，也许掉入木条缝隙里了。招待所人员拿来手电筒，朱桥弯下腰，立起木地板，聂阿姨紧张地说：“你小心呐，可别踩碎了。”朱桥说：“聂老师，我没看过隐形眼镜，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找。”聂阿姨说：“隐形眼镜就是比指甲还小的，透明的，圆圆的，有点像玻璃的，一片小小的东西嘛。”司马中原在一旁笑道：“我们聂大姐最先进啦，美人嘛，就是爱美。”聂阿姨拍他手背道：“小司马你真调皮，我都紧张死了你还开我玩笑，你该学学大司马，你看人家多斯文。”———从土场坐蹦蹦车上山途中，段彩华就建议说，为了称呼方便，司马桑敦简称“大司马”，司马中原则称“小司马”。

朱桥戴着重度近视眼镜，拿着手电筒转来转去搜寻，一束微光上下左右闪烁，过了大约两分钟，喊出一声：“啊，在这里，找到了，找到了！”他拈起镜片，放在掌心站起来，恭敬地捧着走出来：“聂老师，这是您的镜片吗？”她接过镜片高声道：“谢谢你啦，朱桥，你真是个好人！”然后对掌中的镜片娇嗔道：“你这个坏东西，想逃走啊，害我虚惊一场。”说完哈哈大笑，我们也笑着为她鼓掌。

“那棵树活了一千年，我们人能活多少年？”

结束“镜片惊魂记”，轻松吃过早餐，林务局人员陪我们坐蹦蹦车上山参观伐木。太平山有多条轻便铁道，便利蹦蹦车载运员工上山伐木，并把木材载下山转运到基隆港，出口赚外汇。林务局人员说，人工砍伐太慢了，他们伐木已经现代化，伐倒一棵千年桧木，“用电锯只要五分钟”。为了证明所言不虚，电锯霎时启动，木屑与桧香齐出，果真五分钟就见千年木“砰”一声倒地，我们也震惊得“啊”了一大声，一个个冰着脸无言以对。

林务局的人一路陪着我们，回到招待所进入“副总统套房”后，聂阿姨发飙了：“莫名其妙，一千年的树呀，请我们来参观这样的杀树活动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呀？”

琼瑶也生气地说：“就是嘛，还说只要五分钟，好神气啊！”

我则傻呼呼地说：“千年树五分钟才倒地，如果是我们人啊，大概两秒钟就倒了。”

聂阿姨又哈哈大笑起来：“季季，你这个野丫头也是好调皮，可是你想想，那棵树活了一千年，我们人能活多少年？”

聂阿姨那年39岁，琼瑶26岁，我19岁，三人年龄加起来还不足百岁；她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人之至寿者仅百余年，哪能跟那棵根系广布，枝干粗壮，饱汲了天地精华的千年树相比？

（文/季季，台湾著名作家，1945年生。曾任《联合报》副刊组编辑；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