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陈心启老师给我发微信说，待节后天气暖和之时，再相约见面讨论书稿。我在2月的工作会议上也刚表过态说，说要加快达尔文作品的编校进度，因为陈老很关心此事，我得尽快看完稿件，整理好疑问，集中去向陈老请教。

不料在3月30日傍晚，接到植物所钟小红老师发来的消息：陈老师今天去世了。此后几天，我内心的波澜久久不能平息，既愧疚于没能尽快编好稿件，竟让陈老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也痛心于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者和译者，

清明节假期，我心里挂念着陈心启老师，特地到植物所的官方网站浏览缅怀陈心启老师的专题页面。当看到一张体现陈老晚年工作状态的照片，用的是2015年冬天他在中关村家中校译《兰科植物的受精》时的照片，很有触动。因为当时我正坐在餐桌的对面，看着年事已高的陈老，抿着双唇，眯着眼睛，认真审读插图，写字的双手尤其使劲，我忍不住用手机拍下此照。 

越看越不舍，关于陈老师的往事又再次浮现。我很自然地给钟小红老师发了消息，简述陈老在校译达尔文作品时，他的专业令我们编辑感佩的故事。然后钟老师告诉我所里4月8日将为陈老举办追思会，我随即报名参加。

想到陈老生前以兰为事业，以兰为乐趣。我特地寻得一棵白色蝴蝶兰，剪下三支花剑，与鹤望兰一起，做成一小花束，以寄哀思。

追思会上，听到陈老生前老友、同事、学生等多人的发言，对陈老的治学风范、积极性格、自律人生，又多了一份了解。有时听到他们描述的一些情景或特质，比如，他勉励年轻人：“一个人在三十岁时处理好婚姻问题，四十岁时处理好事业问题，五十岁时处理好健康问题，就已经很成功了。”这些和我了解到的、感受到的陈老，一模一样，不免又添斯人已去的感慨。

在细听陈老的小女儿陈冰老师念白《我们的父亲》时，我也禁不住泪眼婆娑。也是此时，我才知道陈老7岁丧母，11岁丧父，童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青年在逆境中迎难而上，晚年两度与癌症病魔顽强抗争。这样多舛的命运，正是那位我印象中笑声朗朗的、见不到一丝苦难痕迹的、理解后辈的、乐观感恩的陈老的经历！

我身旁坐着两位陈老师的学生，他俩的啜泣声克制又绵长。

我不善于在众人面前发言，但我答应钟小红老师，在追思会后写一篇纪念小文。陈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沉浸在学术和创作中，而我是这一过程的直接见证人之一，有责任尽量记录下来。

1. 

我和陈心启老师因达尔文的作品而结缘。

《兰科植物的受精》原是他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唐进等前辈一起翻译的作品。数十年后北大出版社拟再版该书，我寻到陈老，他非常高兴，并且愿意对照英文重新进行校译，以修订早年因为资料不足而留下的诸多遗憾。

 陈老师对达尔文的敬仰，以及对学术的热情，早在2016年2月1日，我曾在一篇博文中谈到过：

有一次我去拜访兰科植物专家陈心启先生，讨论《兰科植物的受精》一书的导读。当时的陈老已经86岁，但身子骨很硬朗，还坚持像达尔文那样每天工作4小时。他被达尔文的品格力量折服，那天写着写着，他握着笔的手突然一挥，激动地感慨：“要是我这副身子骨能给达尔文就好了！他还能做更多的工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7877-953885.html

2. 

此后我便常有机会登门拜访陈老。去的次数多了，也大概了解他的作息时间：每天早起工作，保证每天工作四小时；中午会午睡；下午固定的时间陪老伴下楼散步一小时；每天给老伴捶背按摩两小时。在谈到老伴时总是满脸幸福；谈到三个儿女时，亦是夸赞不断；对助手关爱有加；对居家保姆谦和有礼。

2016年夏天的一次拜访，我为陈老及其夫人拍下了这张合影。他们之间的伉俪情深，从这张合影的笑容里便可见一斑。 

2016年秋天的一次拜访，因为核对书稿需要较长时间，直到暮色降临。陈老的夫人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陈老多次有出版科普、随笔或诗歌作品的意愿，但他不是那种信息闭塞的老人家，他与时俱进，自然也了解当下出版社的机制和困境，所以他从不为难我，还主动想办法减轻我们在成本投入和市场方面的顾虑。

2018年5月28日，陈老坚持要来编辑部给我送书稿。那天天气好，他坐公交车来。到了稍显拥挤和凌乱的编辑部，他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又怕打扰到我的工作，简单交流后便要辞别。同事帮我们拍下了这张办公桌前的合影。 

我用滴滴叫了车，在马路边等出租车时，我们聊到了王文采院士。陈老特别诚恳、十分认真地说：“王文采院士特别友好，他的品格高洁，是最让人敬佩的科学家！” 

送他上车后，我交代师傅按定位送达，并将账单直接发到我手机上。陈老连说：“现在真是太方便了！我再也不用拿张卡片出门了。”  

3.

2019年12月25日，陈老送给我一本新书《中国杓兰属植物》，此书为中英文双语写作。此时的陈老，除了听力弱一些外，看上去一切都很好。

 【在追思会上，我才知道，其实陈老在2019年10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经内分泌治疗后效果明显。如此想来，12月25日那次匆匆见面，陈老刚刚经历过一场艰难的抗癌之旅，但他的乐观和坚韧，竟让我以为一切如常，一切都很好。】

4.

2020年春节前几天，就在放假前的那个下午，我捧着一盆颜色比较少见的蝴蝶兰登门看望陈老。他先是告诉我每年家里一定会收到几盆兰花，让我以后别再多花钱。然后又夸赞道“这个巧克力色的兰花很特别，很少见，你很会选花。”

当时我正在编辑的达尔文的《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遇到了困难，很自然又想到求助于眼前的陈老。他答应先看看书稿，还说这样正好给自己找点事情，避免老年痴呆。仗义相助的另一个原因，陈老师虽然不曾明说，但我能感觉到，因为这是达尔文的作品。

那天陈老随手翻阅《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在未获得原文的情况下，仅凭借自己丰富的英文语法储备，就指出了译文中一个术语的翻译问题。虽然尚未得到验证，但陈老非常自信地说：“我不相信达尔文会犯这样的错误！一定是中文版弄错了。”

我遍寻国内的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也没有查到《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的英文版。后在定居美国的苗德岁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辗转获得了该书的英文版PDF。

4月19日上午10:30，我们约在海淀医院对面的马路边的长椅上见面。彼时，国内新冠疫情虽已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上下也逐渐有序复工，但疫情的恐惧仍未消散。居民小区仍在管控，出版社也还不建议接待访客。我们俩都戴着口罩，把中英文书稿在路边的长椅上一字排开。

陈老首先想到的是查证此前认定的那个错，果然如他判断地那样，是我们中译本弄错了！我后来每每跟同事分享这件小事，都感佩不已。

那天，坐在长椅上的我们，多了一份相见不易的珍惜感。陈老自豪地聊起自己战胜癌症的奇迹。我既惊奇，又心疼。看着眼前厚厚的书稿，多了一份于心不忍的负疚感。但陈老师见到英文原稿很是兴奋，觉得从此有据可依，完成校译工作指日可待。

路边往来行人中，常有投来怀疑眼光的，我猜想，那些人也许把我当成那种专门在小区附近骗老年人的人了吧。

突然有一位阿姨停下来，关切地问候陈老的近况，从他们的交流中我得知这位阿姨是唐进先生的女儿。陈老在谈到唐先生时，双手抱拳，举向右上方，对着天空连连作揖：“唐先生是我的恩人，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5.

2020年8月3日，我们第三次相约在海淀医院对面路边的长椅碰头。陈老把《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校稿交给我，嘱咐我把达尔文书里附注中引用的原文献逐一核对。然后说接下来要忙一本一千页的著作，中翻英，是个大工程。

这次的见面，陈老没有像上次那样说那么多话。我想到疫情之后，我们只能约在路边长椅见面，颇有点特别意义。于是建议陈老拍个合影。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陈老的最后一面。 

那天，陈老师随着稿件一起交给我的信件，留言中特别称赞了苗德岁老师为本书撰写的导读。

幸好，陈心启老师的名字，和达尔文的名字一起，留在了书上，留在了作品里。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永垂不朽！我作为一名编辑，唯有好好做书，才能不辜负陈老的期待，也才能吸引到像陈老这样优秀的作者。

陈静 

2021.4.12 凌晨2点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