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气晴朗的周六傍晚,我去了中央电视塔。在那里的一个楼层,用单筒望远镜观察了北京城。我想观察自己居住的地方,可惜被一些塔楼遮挡住了。熟悉的标志性建筑,在镜头中依次出现;最清晰的湖泊是玉渊潭,翠绿的湖水在阳光下,柔光浮动。
鸟瞰京城,这不是第一次,可是视野这么开阔、这么从容地观察,还是第一次。用望远镜扫描那些高层建筑时,感觉比较特别。和在平地上仰视的心理感受大不相同。
离开电视塔以后,突然明白了一个原因。某种不明不白的失落感,原来是来自一种常年累月养成的某种习惯,不时与望远镜亲近的习惯。旋转、抚摩、擦拭望远镜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虽然望远镜中的世界只有图象,没有声音,而且转瞬即逝。可是那种对于远方事物的美好印象,那种对于山水草木图画的向往,已经刻入了头脑里、渗入了骨髓里、血液里。它们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类似甚至超过烟鬼对于烟卷的迷恋、酒鬼对于瓶子、杯子以及杯中之物的偏爱,像枪手对于扳机、枪声的渴望,像好战分子对于弥漫的硝烟和流淌的鲜血的嗜好。那种不可救药的瘾,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
不久,我就买了双筒望远镜,尽管不是那种职业需要的镜子,也可聊以自慰了。我又可以站在高处,欣赏无声的世界——望远镜中的世界了。
粟裕纪念碑前留影
1 平板仪
它是一个长着平足的精灵,喜欢坐在方方正正的平板上,四处张望。它喜欢金鸡独立,用一只脚支撑自身的质量,那只活动的小脚喜欢贴着细细的铅笔,铅笔沿着它的小脚,点点儿,划线。
它坐着就是站着,站着也就是坐着,坐着和站着一样高。假如它离开了那块平板,那里平铺的白纸上,会出现一些曲线、方块或者有某种含义的符号。他们成为一个整体——那就是最原始的地形图。
这里的它,就是一种照准仪,其实就是一种可以在平板上移动的望远镜。平板是先用水泡整平了的,牢固地安置在三角架上。平板上的白纸是预备绘制地形图的,它的朝向由指北针在实地确定。需要一个人在平板周围,拿着指示方位和高度的标尺游动,标尺的落脚点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绘制到图纸上了。
常常有人把测绘说成“画地图”,这是明显的以偏概全。画地图只是测绘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时间是1984年夏天,当时还以手绘地图的方式训练学生。绘地图是个考验耐心和细致的活计,并不是我这个粗手大脚的人最喜欢的。可是,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我还是埋头绘制起来。操纵照准仪,瞄准标尺,读数;等负责计算的同学报出结果后,我马上用铅笔在图纸上标示出来。照准目标、读数、绘制地图上的点、线和符号,都是弯腰进行的。
显然,用平板仪测量和绘制地形图至少需要三个人,一人负责记录和计算、一个负责绘图,另一个就是“跑标尺”的。三个分工都不轻松,跑标尺的最累,可是最省脑筋,只要提着尺台,扛着标尺放置在恰当的位置,并保证尺子与地面垂直就行了;竖立标尺的地点是有讲究的,必须是能代表地形特点,比如一棵独立的大树、比如路的拐弯处、比如沟坎的起伏处,诸如此类的绘图似乎不累,其实也不轻松,得连续弯腰干活,最要紧的是细致和耐心。铅笔尖往哪里落,每一笔都不能随意,不然画出的地形图和实地对不上,经验丰富的老师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实习场,培训了不止一茬学生,绘制的都有一个地方,相互之间有个比较。地形图是一个小组最后的成果,是集体劳动的凝结。绘图的不敢掉以轻心。计算员也责任不轻,记录计算的数据都会体现在地图上的。偶尔计算错误,也会导致局部地图的返工,那可就窝工、浪费时间了。
好久没有理发了
一个月下来,我们的劳动成果就是巴掌大的一幅地图。地形图上那些一圈套一圈的连续曲线,就代表了地形的高低,专业术语叫等高线。地形图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表示着村庄房屋、销路、水塔、烟囱等物体。这些符号都很形象,和他们代表的物体比较相像。地形图的边缘上,都有图例,说明的就是什么符号代表什么东西,使用者会很清楚的。
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世界,是上地形测量课程的需要,在河南登封县的学院实习场实习。1983年夏天,一个雨季。我们到达实习场当天,天公就大大方方送来了一场洗尘雨。我们下榻的可以容纳数十张行军床的仓库没有经受住雨的洗礼。不少学员的被褥都淋湿了,睡觉时整整齐齐的床打乱了阵脚,后半夜时,许多同学不得不起来,移动床铺,小心翼翼的动作也避免不了刺耳的声音敲击着别人的耳鼓。这种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能够整夜塌塌实实安眠的肯定是个神仙。
实习场内有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叫做下寺沟,那是个槐花飘香的时节。山村里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花香,几乎让人眩晕,可是非常喜欢那种奇妙的感觉。我们在日落前把那些不重要的器材,比如三脚架、标尺寄存在人家屋里。
村民很好,他们会主动帮助我们。我们携带的水不足时,去讨水喝。他们不仅管喝够,还不忘记把军用水壶灌满,有时侯灌的是小米汤。我们观测的间隙,有好奇的孩子会凑近望远镜张望一下,然后快速地、心满意足地离开。临走肯定还要赞叹一句。我们在光洁而方方正正的平板上绘制地形图时,也有人歪着头观看。
那是我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外面的世界,新奇的是那些进入镜头的标尺、树木、沟坎、房屋、行人,似乎都比现实世界中要切近、清晰。
不必说,兴奋、紧张都有一些。更主要的是工作锻炼了耐心,培养了处理实际困难的能力。那些书本上未曾提及的问题接连出现,解决它们成了乐趣。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到山区生活、工作,也许是因为到达那天是个阴天,天气晴朗起来,我就发现自己转向了。正好是转了180度。前几天,我还感觉别扭,后来就逐渐适应了。心里明白正确的方向,可是感觉总是扭不过来。于是,整个实习期间,我的感觉都是每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从东边降落。好在,我们携带了指北针,绘图过程中会不断地确定实地方向,所以并没有影响实际工作。
就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回去开始理论课程的学习了。
1990年夏在青海用010经纬仪训练
2 T3 经纬仪和红外测距仪
1985年,在山东胜利油田生产实习的时候,我们是五一期间到山东的,住在了华东石油学院的招待所里。五四青年节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还在他们的体育场看了节目呢。
我和同桌王兆飞配合,用一台T3 经纬仪搞观测训练。王兆飞个子比我小,矮一头,但人很聪明、学习不错。他是和我同桌两年的好朋友。T3仪器,它的望远镜放大倍数是30倍吧,可以清晰地观察远处的目标。这种仪器大约重二十多斤,我扛起来并不觉得多么累。往返于住所和观测站的路上,我扛仪器的时候比他多。多年后,在木樨地的小餐馆里聚餐,当着他夫人和子女的面,我笑着诉苦:“弟妹、侄女、侄子啊,小个子就是那样欺负大个子的。”
我和小王把观测站设在了石油学院的露天游泳池旁边。白天,那里没有人活动,很清静。有水的地方空气好,正好练习观测。大约有半个月,我们持续在游泳池旁边,轮流练习观测和记录、计算。
这种仪器我俩在学校都很少使用,刚开始观测时,有些角度观测的还不附和规范要求。没几天,我俩的观测速度和精度都上去了。记录员还要负责计算,不可能太快。观测者熟练后,速度可以不断加快。从开始的记录员等待观测者,转变成观测员有意放慢速度等待记录员。
这种短期训练的T3仪器后来一直没有使用,我和小王的关系倒是比较密切了。
毕业那年,小王在我的纪念册上这么写道:
“四载同窗,两载同桌。共同探索,共同进步。今朝一别,相隔千里。青海西宁,君业所成。来日相会,美酒庆贺。别忘了,大地外业!”
我仍然记得,在华东石油学院的游泳池旁边,我支起三脚架、调整经纬仪的时候,王兆飞不停地削3H铅笔,生怕记录到了中途,细铅笔不够用。
随后,我们转到了“快速导线”组,就是用一种具备测距功能的红外经纬仪,进行角度和距离测量。型号已经不记得了,这种仪器的望远镜是多少倍率的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姓雷的司机开着吉普车在油田的荒地上猛跑。我们一下车就赶紧拿仪器,架反射棱镜,做记录准备,弄得很紧张。“快速导线”组的特点是,跑车的功夫比观测记录的时间多,一多半时间是在车上,听指导老师或者司机将以前外业的奇闻逸趣,日子过得挺快。红外测距仪主要是老师操作,我负责记录和计算。红外测距仪和橙色外壳的反射镜,和广袤的胜利油田的荒凉底色,是颇为明显的对照。
导线工作完成后,我和同桌暂时分手,去黄河以北参加建造刚标的任务去了。
外业间隙
3 010经纬仪
从高空望下去,旅测计队(目前已经解散多年)的“四合院”就是三个红方块,院子北面的正房已经拆除。院子中央的四个花池就是四片花瓣,花瓣朝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展开。花瓣中央的绿色是三棵杨树。我的仪器就架设在杨树之间,观测目标是墙上贴的一些画了十字的白纸。测计队的装备是德国蔡司厂出产的两秒精度的010经纬仪。010的望远镜放大倍率是30倍,比T3轻便多了,才八斤重。
从1987年春天开始,这种经纬仪后来我操练了将近五年,成了最熟悉的仪器,它为我的测量生涯创造了最好的记录。
在连队院子里观测不到两天,我就带战士们到院外去训练了。在连队的四合院里,有时目标会被遮挡,影响观测。有时小个子队长也会来,站在搬来大石头上去查看一下目标,我们刚上任半年多的队长很负责。
测计队以北五百米的地方,是一片废弃的营房,也有空地,正好用作训练场地。
我带着观测组的战士在空地旁边的杨树下观测,选择的目标是远处山坡上的瓷瓶或者建筑物的避雷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便于用望远镜的十字丝去平分或者夹住,不会引起太大的瞄准误差。
青藏高原的三月,天气还比较寒冷,我们还没有脱冬装。早在1986年年底,已经有消息说,下半年测计队要参加实弹发射的测量保障任务。所以,我的训练是自觉地、积极地和主动地。
同时,也要训练战士们的记录和计算。
1992年8月作者前往湖南为大地测量任务打前站
那年八月,在去发射场之前,我们先去了旅训练场。出发前,我已经有所准备,预想到了需要的计算方法,用PC-1500计算机编制了计算程序。那是个比较典型的图形,已知点构成了一个呈三角形,未知点在三角形里面。在实地,三个已知点都在山头上,未知点就在发射场坪上。
从场坪上往山头望去,望远镜里可以扫见一片豌豆地,豌豆已经结荚。然后是橙黄色的三脚架。最后定格在红白两色的目标——特制的觇版上。觇版是装有水准气泡的,可以精确地整平,也可以准确地对准埋在一定深处的测量标志的中心。
从山头往场坪上观测,最醒目的是那些忙忙碌碌的各种装备车,我们的测量觇版反而不显眼了。
1987年8月份,我和另外七名同志已经在基地训练场参加过一次演习。发射分队进行的是模拟操作,我们测计队提供的可是成套的数据成果。我们队的任务是先进行一个典型图形测量,也就是由构成三角形的三个三角点确定导弹发射点的坐标,再利用角导线测量的方法标定出导弹射击方向。观测本身不困难,困难的是每个三角点都在山头上,必须携带仪器上山观测。刚下过雨,山路很滑,不要说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上下山,就是空手爬山也很困难的。艰苦工作了三天以后,观测数据采集回来了。我用自己编写的PC-1500程序计算了观测数据,整理了成果,资料按时上交了,增强了完成实弹发射测量任务的信心。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1987年冬天,我们从青藏高原长途行军数日,来到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发射任务。当时,党的十三大召开不久,我也刚转为正式党员三个半月,工作积极性非常高。
担负导弹发射测绘保障任务的干部战士都感觉到了自己肩头的压力,我也不例外,不敢掉以轻心。
还没有到达发射场,天公就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下军列的时候,地上已经是厚厚的积雪了。我们分队的汽车原地打滑时,军大衣都垫车轮底下了,车轮才缓慢前进。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细节是:我们推车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率领十几个干部朝队伍后面走。一个新兵不知深浅地说:首长,帮我们一把吧?
首长大声笑着说:小伙子,你们人手够了,我还得到前边去推车呢!
队长等首长走远后,教训新兵蛋子:知道刚才那个首长是谁吗?基地司令员!
新兵吃惊地张大了嘴。
发射场上,积雪足有一尺厚,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是我们要进行测量作业的地方。为了保障质量,队领导组织测地二、三和四组各自进行了观测。我率领的是测地四组,张、李分别负责二、三组。
雪后天晴,发射场上的白雪反光强烈,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一直不喜欢戴眼镜,更不用说变色镜了。总觉得戴眼镜不习惯、不方便。天寒地冻,隔着厚重的大头鞋双脚都麻木了。双手当然不能揣起来,还得操作经纬仪呢。观测时象征性地带了薄纱手套,不带棉手套或者皮手套,也是便于观测。
观测的结果很有戏剧性:测地二、三和四组观测的导线闭合差分别是2、3和4秒。也就是说,我和两位老同志的成果精度不相上下。三份成果都合格,均交付发射分队使用,并且在上级业务部门备了案。
从末区传来了好消息:我部发射的导弹落点偏差是某型导弹发射中最小的一次,创造了优秀成绩!我旅、我队都受到了上级嘉奖。
这次实弹发射是科学试验,检验了某型号导弹新弹头的性能。蘑菇云散去以后,基地瞿司令员在发射场发表的讲话中评价说:这次发射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当时,我还不是完全理解司令员的意思,海湾战争后才明白其中的深层涵义。
1994年秋在江西测水准
1991年夏天,我再次来到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导弹发射测量任务,此时,我是专业技术中尉军衔,仍然兼测地四组组长,主要工作仍然是“炮兵战斗队行联测”。
刚到发射中心不久,就下起了雨。雨点是黄色的,弄脏了八七式作训服。第二天,大家纷纷洗军衣,晒衣场都不够用了。幸好,我们是打着背包来的,背包带派上了用场。
太原西北的高原地区,五月份气温仍然很低,发射场上寒风凛冽。我观测时冻得直流清鼻涕,样子挺狼狈,有的记录员跺进了面包车里。
旅参谋长观看了我们的野外作业。那天,基地参谋长也在发射场上,曾经看了一眼我们架设的三脚架,还看觇板的水准气泡呢,据说将军是懂测量的。
对点的时候,风比较大,用防雨布遮挡仍然漏风,垂线依然摇摆不定。1986年冬季入伍、来自河北曲周县的党员于俊景同志干脆脱下大衣,挡住了风口。经纬仪整平后,垂球尖终于指向了测量标志的十字中心。
我属于紧张发挥型的观测员,看到发射场上有将军在,便兴奋起来,不自觉地加快了观测速度,当然精度还是有保证的。在测站上,我把经纬仪拨动得飞转,读数也干脆利索。
有个湖北潜江的兵叫苦:籍组长,慢些吧,记不下来了!
很不应该,我生气了:记不下来别记!
为抓住有利时机观测,我没有降低速度。
紧张的观测完成以后,记录员兼计算员于俊景同志第一个报出了我最关心的结果:导线闭合差为零秒。我不放心,反复验算,才相信了这是事实。也许是巧合吧,导线闭合差是零秒的情况是很难遇见的。
1990年夏在西宁用010经纬仪测水平角
第二天,旅政治部主办的《战地快报》上刊登了如下标题新闻:
曾经获得基地瞄准方位角连测比赛第一名的籍利平再创佳绩,在发射场瞄准方位角连测中创造了导线闭合差为零的记录。
一天早晨,起来方便时,我突然晕倒在地上。醒来后发现右眼眉角出血,捂着伤口,坚持到了卫生所。在卫生所,刘军医听我简单叙述了情况,了解到我有些恶心,他就决定把我转到“中心”医院。
伤口缝合后,我被留在医院观察,侯副队长守护了一夜。
我出院后,旅政治部张征主任亲自到宿舍来看我、安慰我,我心里非常感动。康复后,我立即投入了工作。
从山西返回驻地后,我就回老家休假了,再也没有操练010,我知道,离告别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作者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