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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晚年时光
籍利平
父亲的人生最后四年,是在他的出生地——冀南、太行山东麓的村庄度过的。当时,母亲已经辞世,他不愿意离开两人一起生活的地方,就那样独自坚守了四年。蜂窝煤、烟筒,是冬天的生活必须品,哥哥会提前备好,堆在厨房和北屋的间隙中。当然,平房里的温度,不可能与都市里的暖气比较;电视节目,当然也是断断续续地看的,北方农村的1990年代末期,供电仍然不能满足需求,经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停电、来电。不时,也会有同龄人去聊天,比如本家的弟兄,比如那个驼背的邻居。
按照某种标准衡量,父母的生活是平静而享福的,尤其是1979年以后;按照另一种标准衡量,则是起伏跌宕的,尤其是在19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
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村庄距离很近,只隔了一条季节河。母亲在金婚后的第三个春天,远行了;母亲远行四年之后,父亲,也是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远游了。
他们长眠在劳作过的麦田里。
父亲,在1920年代末出生的人中,算是有点儿文化的(高小)。我猜,在太行军区或者九纵或者15军服役的时候,可能有人鼓动他“安心服役”——至少可以从文书之类的职位干起,逐步升迁。可是,父亲留恋的是华北平原上的农家生活,他不愿意长期待在硝烟弥漫的地方。打到了南粤之后,抵达几毛钱船票就可以到香港游览的广州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解放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回到战前的和平生活中去了。
假如父亲和那个年代的某种价值(比如杀取功名)取向一致的话,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干、思考和其他因素,赢得主管领导的青睐,走上某种穿军装的仕途。他是结识了某种层次的高官、并为他们做过后勤工作的。可他,终于还是离开了部队,他依然倾向于过“自由自在”的农人生活。尽管他也为生产队做过连续二十多年的保管员,父亲终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脱离劳动第一线。他劈柴生火做饭,他切草饲养六畜,他用柳条编笊篱,用荆条编篓子;他粗通木工,可以自己打造桌椅,自己使用,从不销售。当然,还修理过海河。在散文《父亲的手》(一名《一双手》)里,我记载了自己看到的、想像到的父亲的双手的六十多种动作。它们代表了父亲历经的一些职业的特殊动作。
父亲的军旅生涯,持续了大约六年;我在西北服役的年限,也算六年吧。这是不对称的六年。相差三十六年,九旅当然和九纵差别很大。一个在几乎看不见硝烟的河谷里,一个在无法预见和平岁月何时到来的炮火连天的“流动的营盘”中。
从尊重民俗的角度出发,父亲为许多人(包括母亲)书写各种内容的对联、贴子,其中提到了各种民间信仰的神仙,比如南海、比如天地、比如土地、比如灶神。父亲经常要搭上笔墨纸张,为别人——包括一个欺负过他的邻居——写字。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练过几天“小字”,终究因为未能坚持下来,在写字方面始终赶不上父亲那一代人。我曾经协助过父亲的书写,自己也斗胆划拉过字,结果多半糟蹋了纸张。字迹不端庄,宛如野小子一般放肆地出格了。邻居们皱褶眉头,还是大度地说:也行,红表黑字就行,谁仔细看哪?
父亲不信仰佛教,但这不影响他抄写“心经”。 我猜,除了是为了写大字外,也是一个排遣孤单的策略。至今,故居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父亲的遗墨。纸张太薄,墨汁透过它们渗透到了墙壁上,连灰尘都阻挡不住。父亲的其他遗墨,也可以在墙壁上找到,也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圆珠笔写的,还有铅笔的。
父亲和我讲起过自己早年的军旅生活,我把那次父子间的交流,看成了专访,还进行了记录。其中一部分,我写成了《父亲的老军歌》。《军营文化天地》的编辑余戈先生,接受了我记录的父亲唱过的老军歌的歌词,把它们和一些红军时代的“原文”,设计成了一个特色栏目,在2001年8月推出了。我自然也很喜欢这个栏目,也欣赏这个有心思的编辑,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栏目的耐心等待数年。这一点,可以和精心设计《人间指南》的《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东宝伯仲一下。
和时代密切相关的,恶劣的人文环境,曾经让他倍感孤独,经常愿意选择沉默、选择阅读、选择静静地吸食旱烟。只有很少的话题,能让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甚至情不自禁地歌唱起来,即使是冬雪飘飞的子夜,也削弱不了他流露的热情、活力和真诚。
那样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并且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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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5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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