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不久在南阳召开的“科学、技术、人文论坛”上，我国著名的国际智能控制及复杂系统领域的专家王飞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王飞跃研究员以深刻思辩、风趣幽默的语言，论述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问题。

记者：您在科研工作上有很大成就，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想，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能不能请您就这个问题谈一谈您的深切感受？

王飞跃：千万不要说“很大成就”，只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得意时就想“比上不足”，失意时就想“比下有余”。我基本同意科学文化素养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但我不同意为了成功而培养科学文化素养，这样会太功利，最后很容易异化，又回到“应试”的轨道。培养就是培养，对我而言主要是为了更自然愉快地活着，不见得一定要成功，就像身体好不是为了打仗一样。还有，尽管科学文化素质好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些，但不能绝对化，特别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成功就一定是素质好，尤其在今天这样的社会。

实话实说，我个人确实在许多方面得益于所谓的“人文素养”，有比较好的自修能力，不管什么专业的书，总敢按读小说的方式去读，读多了也就慢慢能够“触类旁通”，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知道多了，也就能够有个较好的心态，不把有用无用，冷门热门，成功失败看得太重，结果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时几年甚至十几年前读到的东西，也能“跳”出来用于手头的工作。比如我目前从事的人工社会、计算试验和平行系统的研究。当然，更多读过的东西可能永远“无用”，但还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是我之所以是我的原因。所以我从不“后悔”读杂书所“浪费”掉的时间。

记者：在“科学·技术·人文”这个研究领域中，您是从哪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您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王飞跃：我们先不要把这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谈。我对科技与人文的交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无论是科研还是教育上，目前我们似乎太强调“硬”的和直接有用的东西，忽视“软”的和间接有用的东西，结果太功利，反而降低工作的效率，特别是创新能力，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正如郝柏林院士报告中所说的计算机不是从事计算的人发明的，所以有时太功利反而无功而返，太直接反而迷途不归。也像开车一样，不能只盯着眼前，否则车就开不稳；当然，更不能老盯着天空，那就会车毁人亡。就整个社会而言，在发展就是硬道理之外，还要考虑一些发展的“软道理”，比如人文。没有“软”道理的支持，“硬”道理会难以长久地硬下去。一个社会要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一定要“软硬”适度。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我的切入点就是社会计算。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各类社会问题的数量化和实时化分析变得日益迫切和重要。国际上大型计算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有从传统的科学计算，热门的生命或生物计算，扩展到社会计算，即以计算手段研究习惯上被认为是政治社会学中的定性问题，形成计算研究与应用的新焦点。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利用复杂系统理论及先进的计算手段和方法，把传统上限于语言层次和静态的人文知识数字化和动态化，并用于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建模、分析和决策支持。主要思想在综合集成的基础上，利用人工系统，计算试验、平行系统等方法，建立社会计算的理论框架及操作平台。

记者：一些科学大师都有着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尤其是人文文化素养，您是否认为现在有些年轻科技人员在这方面有些缺失，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呢？您对他们有哪些希望？

王飞跃：这个问题有些像天上飘过大帽子、地下落来大棒子的感觉。我不想戴高帽子，更不想作“打手”，还是不要说年轻科技人员在科学文化素养上有什么缺失为好。就是有，也应该是时代的缺失，社会的缺失，年轻科技人员比起其他群体没有什么特殊，充其量是同为受害者而已。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想过。不过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就不能一时半时就解决问题。否则，想通过一两个会议研讨，几个文件通知就彻底解决问题，只会是乱上加乱，错上加错。体制上应该从改革应试教育入手，社会上父母要“望子成人”，不要“望子成龙”。想想都成龙也是要不得的事，所以教育要多想如何培养人才，而不是追求天才。要倡导尊重个人兴趣、尊重个人选择、顺其自然的社会风气，凡事不要绝对化、权威化。

希望大家能从科举八股、文革动乱等反面教训中认识到偏离基本人文准则的危害性，更加重视，而不是轻视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这方面的努力，不要去想有没有用，不要去管是不是太晚。我也是经过了多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之后，重新回到“杂书”堆中。但千万不要把素质培养弄成八股一般，整天诗云子曰，之乎者也，赶什么人文的时髦。

记者：形象思维，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对您的科研工作是不是有很大帮助呢？搞科研有时候也需要灵感吗？

王飞跃：肯定有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刻意地，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有人就此可以给你长篇大论一番，看似深奥玄妙，其实多属事后诸葛亮，就像教科书上的数学定理证明一样，最后表现出来的，与最初的实际推导过程，是不一样的。应当学习但不可机械的照搬，否则就会出现“邯郸学步”的事，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

对于灵感也是如此，灵感一定是自然产生的，源于自己的素质和经历，千万不要刻意追求，否则就不是灵感。如果有人整天想着灵感，念念不忘爱因斯坦“想象力比知识还重要”的名言，轻则一事无成，弄不好还会精神错乱，进精神病院。

记者: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您体会最深的理念是什么呢？您是怎样对待成功与失败的呢？

王飞跃：浙大的校训是“求是创新”，这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我无法时刻做到，有时非但不创新，反而在怀旧。我没有想过体会最深的理念是什么，但我经常对自己学生讲：“没有坏的经历，只有有价值的经历。”自己经过的，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无所谓好坏。能从中学些东西最好，实在学不到，就放进自己的真实记忆之中去。还有就是勇于选择，但要面对选择的全部后果，不管是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的。

关于失败与成功，有人说成功就是一切，可我个人的体会是失败就是一切，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千万不要造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社会压力，尤其在科研工作上更不能如此。问题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我个人的感觉是较难以接受失败。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可能是“参赛”资格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失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影响大家重新按规则继续“玩游戏”的资格。但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和现行的体制，一旦“失败”，可能就会被打入另类，失去了重新参加“游戏”的资格，因此大家都把“失败”很当回事，毕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来“参赛”了。希望能够看到赢者光彩、输者洒脱的局面，当然最好是能有苏东坡下棋时的“胜固欣然败亦喜”的境界。失败就是一切的另一个含义就是，现实世界里，成功往往成就你一时，但失败可以让你丧失一切，而且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借“允许失败”之名乱来。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科技界也存在着违反科研道德的现象，对此，您有何看法，有何具体建议？

王飞跃：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问题全世界、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断。首先我们要尊重林子中各类鸟，包括“害群”之鸟的“生存权”，同时也要明确自己“斗争”和正常发展的权力。对违反科研道德的现象一定要坚决抵制，但还是要以平常心对待，别忘了人往往是想起来明白，干起来糊涂，千万不要动辄加上恶人、坏人的帽子，甚至制造仇恨。

违反科研道德的现象，科技界是存在一些，但这不只是科技界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特别是急功近利，浮躁不实，目标导向的风气。同样的人，国内国外却不一样，说明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有问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国内有些科研项目的资助差不多就是“今日才给你资助，昨天就要你出成果”，如此怎能不产生造假现象？而有些科研人员，第一次造假胆战心惊，怕被发现；第二次造假心安理得，觉得应该；第三次造假理直气壮，本来就该这样，不这样反而理亏，破坏“潜”规则了。虽然这是极少的现象，但它们对人才环境的破坏，对人才心灵的污染，对国家社会经济安全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要改，必须从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改，否则治标不治本，问题一时压下去，还会重新出现。

记者：您参加了于８月底在南阳举办的以科学·技术·人文为主题的研讨会，并作了大会发言。您对此次会议成果有何评价？对推动科学与文化的融合有何具体建议？

王飞跃：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而有意义的会议，毕竟这是两个学部的第一次此类的论坛。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巨大跨越，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一不要把科技过分神圣化，当成解决一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二要认识到人文与科技的有效融合，是保证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也是构造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措施。但凡事有度，我们不能忘记科举制度的异化和八股盛行，给我们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当前国际形势下，发展确确实实是硬道理。正常的社会里，少数人可以“清谈 ”，但多数人必须实干。

对于如何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没有什么具体建议，只是希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要顺其自然，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一般。我自己做的，就是社会计算的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