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并没有自然科学，现今几乎一切自然科学都是官学或官办之学。民间没有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实验科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形式和主要的形式，因而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方能进行。 一个人即使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才干和科学研究的热情，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也难以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民间（或具有典型民间性质的）卓越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那样从事非官方的研究发明事业。另一方面，暴富起来的官僚买办资本关注的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如何转移财富，而不可能将其投入用于赞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掌握着社会巨大财富的先富们本身更不可能对自然科学有研究探索的兴趣和志向。像封建社会徐霞客先生那样的探索者也很难再出现。

理论思维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的依赖性相对很小。这似乎为民间自然科学爱好者研究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可行途径。然而这种途径显然是很有限的。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的自然科学研究缺乏正确的科学方法和态度，并且依然十分强烈地受到传统的思维和实践方式方法的限制：单纯依赖经验；强调重视归纳轻视甚至忽略科学逻辑分析；不是从研究过程和结果中提炼理论和哲学观点，再将所得理论或哲学思想用于研究，而只是运用已有的哲学思想观念去解释和代替分析和论证过程。传统的中国医学（中医）的历史发展进程十分鲜明而浓厚地展示了上述的特征。它在实践上是简单的经验主义的体系；在理论上受到一成不变的古老哲学思想的全面支配和主导，是朴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混合的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自然科学，因为现代社会的军事和民用（医学、工农业、交通、通讯等等）物质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也如此。我们的自然科学都是官学或官办之学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如果按官场特点来从事和进行管理，必然充满官场的形形色色的特点，必然受到官场规律的强大影响和制约。在学术上，把科学研究当作（技术性）工程项目来进行，各种重大项目和重大计划即是这一特点的典型表现。用管理工程技术性项目的方式方法管理科学研究，难以避免科研学术活动中的“承包”、“转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收租、寻租和贡租的情况。至于自然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官本位、裙带关系、人生依附和商品买卖关系等官场特点在资源配置、人才使用、成果考核、鉴定和激励的手段方式和过程中无不有或多或少的表现，而且在国家整体的层面上是十分严重的。这些因素无不构成对科学和技术发展创新的重大障碍。

马克思揭示过这样的规律：一个社会从事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借以实现的社会制度（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必然会在相应的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特色”社会也不可能例外。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完整过程得以进行的各种社会关系必然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来。“鸡和蛋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