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河自东向西穿过邢台市区，在邢台市区内河道很宽，并且成为景观河道，而河道出市到了大贤村东南边，从西向东南拐了一个弯，到村口大贤桥突然变窄，桥面宽4车道，下面有3个涵洞……”

这是7月23日，新京报对遭受洪水袭击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邢台市大贤村的描述。其结果就是洪水安然穿过城市，出了城却肆虐了乡村。

这段实况叙述，就像一段隐喻，隐喻了当下中国真实的城乡关系：农村永远是最终的买单者。

不只是遭受如此巨大牺牲的邢台大贤村，我们通过搜集历史上相关的媒体报道，同样可以发现，但凡遇到洪涝灾害，在灾害中牺牲最大的，从来都是乡村！

为什么受伤害最大的，永远都是乡村？

中国的乡村，遇事牺牲最大，首先与乡村发展的现状有关。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能够掌握和影响的社会资源少；乡村居民受现代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在许多农村，受过一些教育的青壮年也外出打工），对于外界信息不敏感，甚至不乏愚昧的地方，比如，在干涸的河道边挖沙造房种植，破坏环境，不注意卫生，等等。

乡村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质量（比如房子）也普遍较低，尤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普遍较低；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匮乏……

凡此种种，遇到突发自然灾害，乡村的损失自然会比其他地方更大，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农村的牺牲，不只是低质量的生活遭遇无以躲避的自然灾难造成的，还有作为抵御自然灾难时被决策的牺牲——这种牺牲今天已经不再公开被提及，但翻检历史报道，“确保***的安全”之类，确实存在过，也确实曾经是牺牲乡村的一个光荣理由。今年7月初苏南遭受雨涝灾害地区普遍流传“保**”的说法背后，虽是不实之言，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种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乡村和农民，不是不可以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只有在尊重他们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情况下，才是道德的。尊重这种权利，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道德。

历史上，中国通过城乡二元化政策，通过掠夺牺牲乡村和农民利益，支持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直到今天，这种牺牲的逻辑余孽犹存，更披上了一种现代经济学的外衣。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权利意识弱，又是一盘散沙，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房子被按别人确定的价格拿走，改造成工业园区，竖起一幢幢高楼大厦；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土地上熟悉的杂草灌木大树被删刈，浇上了水泥种上了洋派的景观树景观草坪；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河水，流淌着城市里排放出来的污泥浊水……

城市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走，把自己不要的扔给乡村，这就是乡村命运的真实写照。在强大的权力、资本面前，在工业化城镇化面前，乡村和农民完全没有博弈能力。在历来乡村被决策的命运中，乡村的利益从来都是被代表了，而利益关联的农村和农民，从来没有能够有机会真正宣示自己的权利。

所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剥夺了自由选择权利的他们，永远是牺牲最大的群体，无论是面对自然灾难，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无论是政策宣示如何重视乡村。

凡遇事农村永远牺牲最大，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即期功利主义的发展观，是以乡村为壑劫掠乡村发展城市的发展观。

城市不以农村为壑，这样的发展才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大贤村的巨大牺牲，在信息如此通畅的今天，是在事件发生数日后，因为草根自媒体的呼吁才被关注到，才有新京报财新这样深入的调查采访，对部分真相的还原。

完全可以说，地方对这种灾难信息的控制维稳，是对受灾乡村的第二次伤害，这个伤害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对人心的伤害，更甚于自然灾害。

文/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