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与都城迁移

既然胡焕庸线是气候的产物，在气候变化下它会不会被突破。针对这个问题，王铮与华东师范大学乐群、夏海斌等，开展了数值模拟。利用GCM模型对中国2040-2060的气候变化趋势模拟表明，在气候变化下，中国西部、北部的降水条件将有所改善，但是由于蒸发的增加，水资源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不是太明显。其次，胡焕庸线的农业生产潜力锁定正在被突破。主要在云南省北部地区和川西地区，农业生产潜力明显提高。另外，中国农业生产潜力提高最大的区域集中在胡焕庸线两侧，升幅最为明显的是藏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后者已经为中国农大刘丽等的研究证实），其次，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线以北的东北、华北、关中地区，以及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四川盆地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上升幅度最为明显。但是，中国南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潜力明显下降，这个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了重大的考验和挑战。总之，计算表明，中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农业供养人口能力，将有所提高。气候变化，为胡焕庸线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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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5000年的中国文明历史表明，气候变化最突出和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小冰期和温暖期的交替发生。这才是胡焕庸线的真实背景。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于1972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他利用出土文物和长时期的历史记载，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讨论，并绘制出“近5000年来中国气温变迁图”。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近5000年的气候可以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变化周期平均为1250年：

图1 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和近5000年中国气温（虚线）（竺可桢，1979）

 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为第一个温暖期，竺可桢推测这一时期“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温度高3 5℃。”（此处的“现在”，指1950年前后的数据，下同。2000年的平均气温比1950年约高0.5℃。）当时竹类植物分布在黄河流域。在这一温暖期，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蓬勃发展起来。

从大约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前的西周前期是第一个短暂的寒冷期。

从大约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秦汉时期是第二个温暖期，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要高2℃，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十分繁荣。

从大约公元初到公元600年的南北朝时期，进入第二个寒冷期，在这一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汉族政权不得不偏安于江南。

从大约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的隋唐时期是第三个温暖期，此时长安（现在的西安）的冬天无冰无雪，而且还种有柑桔。汉民族在这个温暖期又一次达到了强盛的高峰。

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的两宋时期，进入第三个寒冷期，这一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约低2℃。

经过公元1200年到公元1300年短暂的第四个温暖期后，从公元1400年到现在，中国的气候又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寒冷期。在最后一个寒冷期，从事农业的汉民族的发展走下坡路，而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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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历史气候（近8000年来一部分）

图3 1700年中国温度波动趋势图

气候变冷导致饥荒和民族大迁移的观点早在1998年由外籍华人学者许靖华提出，发表在《中国科学》（D辑）上。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环，与人类历史兴衰一一对应。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于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用计算机拉模拟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而是进行水利和农业研究以确保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

2007年7月9日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进一步提出，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他们的研究已经发表在施普林格的《人类生态学》杂志网络版上，其重点在于，温度的波动和农业产量的降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古代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气候气候变化可能是战争冲突的根源。据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称，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他们的研究已经发表在施普林格的《人类生态学》杂志网络版上，其重点在于，温度的波动和农业产量的降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古代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主要着眼于气候变化在过去1000年里对中国东部地区战争频率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养活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作者调查了公元1000年到1911年间发生的899次战争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均记录在《古代中国战争记事表》中。他们把对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北半球气候的一系列温度数据进行了相互对照。他们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尤其是部分南方地区的战争频率与温度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几乎所有战争的最高潮和王朝变更都发生在严寒时期。温度的波动对农业和园艺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技术水平有限的社会里，比如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温度的降低会极大地影响农作物和畜牧业的产量。据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称，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战争将成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最终手段。作者们总结称：“正是长期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产量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循环转换”。他们建议研究人员在思考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成因时应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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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研究人员在研究了中国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后发现，寒冷的气候会引发食物短缺，食物短缺会进一步导致战争。相关论文发表在第35卷第四期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上。

香港大学地质系的David Zhang认为，他的这项发现支持了未来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水资源和食物生产问题进而导致冲突的理论。他说：“那些资源丰富和资源短缺的地区可能会成为冲突的热点地区。”

据Zhang的研究小组统计，在食品的主要生产地中国东部，1000年到1911年间共发生了899次战争。他们评估了每个10年期，将其分为冲突剧烈（超过30次战争）、冲突频繁（在15到30次之间）和冲突较少（少于15次）几个级别。

同时在这1000多年间，北半球经历了6次大的气温变化周期，在相对寒冷期，谷物和牲畜产量大幅下降。David Zhang等人发现，所有四个冲突剧烈的10年期和大多数冲突频繁的10年期都恰好处于寒冷期，而且频繁的战争爆发通常比寒冷期开始滞后10到30年。研究人员认为，在面临生态压力时，战争可能成为重新分配有限资源的最终途径。

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气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最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称气候变化是导致达尔福尔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成员之一、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Gary Yohe认为，将二者对比研究完全合情合理，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难民流动和食物短缺很可能增加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发战争。他说：“国内和国际潜在紧张关系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自古以来就有国家为了掠夺资源而入侵其它国家。”

David Zhang认为，寒冷的气候会引发战争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小冰期的最冷阶段，17世纪的欧洲、日本、韩国和奥托曼帝国等地都冲突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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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冷导致的干旱、饥荒和战乱导致民族大迁移和朝代的改变，中国都城的迁移在中国东西部伴随冷暖交替而反复发生。

表1 中国历朝历代气候变化与都城在中国东部和西部交替迁移

中国朝代更迭和都城变迁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都变迁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几个时期。谭其骧先生划分为中原期与近海期。扬程、殷墟、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中原地区，所以称为中原区；杭州、南京、北京等均在前期都城之东，且距海不远，顾名东移近海。

    李传永先生认为，可将中国历代都城变迁分成三个时期，即：以殷墟为代表的三河期一长安为代表的盆时期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东移近海期。

所谓三河时期，是指自三皇五帝至商末，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尤其是三河地带。汉代时称河东、河内和河南郡为三河。大致相当于今河南北部、中部及山西南部地区。三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便于游牧、游农和迁徙。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一致，所以都城长期在这一地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铜铁金属广泛应用，军事进攻能力增强，国都关系国家存亡。自然条件优越和军事防守安全就成为迁都关中、伊洛两个盆地达1000多年的理由。

后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南各地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中心也随之东移。北宋以后我国都城则在东部近海。特别是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三大地区之枢纽，又有河海漕运沟通江南，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成为东移近海时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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