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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的进步和挑战》补记：七十年前开始的活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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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
拙作《中国科学：显著的进步和严峻的挑战》，原意是希望人们了解中国国内在自然科学上、特别是生命科学上，在不同时期有过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居于个人的才能和时间限制，不可能对中国科学或中国生命科学史进行全面介绍，而是给感兴趣中国科学史的人们提供一些资料，期待其他人在不同学科有更多、更好的介绍。
文中主要观点没有收到太多争论。但有直接和间接给我提供新资料者，包括一些没有具名的人，指出早期中国发表论文比我猜测的要好的多。虽然因为这个我原不想解决的问题使我要回去查找一些文献，但我很高兴我原来的有些猜测不对。原文主要部分在一个周末写就，选择的历史例子多半是我以前知道的，而最近例子中一些是自己知道、一些是查到的，都受我的知识和背景局限。以后几周有其他人提意见后，我再断断续续修改了一些，不过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大幅度修改和手工文献检索。我应该把原文改成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而不推论哪一篇是中国最早在某杂志的论文。这里把一些可以查到的文献补上，供给以后其他人继续补全。还是列为“目前我已经查到的文章”。
1881年，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英国人傅兰雅(Fryer)翻译了的他在翻译馆的同事徐寿关于律管管口校正的成果，在《自然》发表。虽然不是徐寿做作者，实质上意义没有太大差别。192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研究生的王家楫和他的教授在《科学》杂志有论文发表，王家楫以后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所长。
最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有许多研究论文发表。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这里列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和赵忠尧、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余瑞璜、中央大学物理系施士元、北平研究院上海镭学研究所陆学善、浙江大学物理系王淦昌和何增禄、金陵大学化学系李方训等在《自然》和《科学》的论文。中国当时的物理学家在《物理评论》、化学家在《美国化学会杂志》上还有较多论文。
生命科学的汤佩松不仅论文多涉猎的面也广。其中1940年他在《科学》的论文是报道colchicine抑制植物细胞染色体分离，这是细胞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问题。Colchicine是抑制微管蛋白多聚化的分子，目前染色体分离的机理仍然一个活跃的领域，而colchicine也仍然是常用的研究微管蛋白功能的药物。当时北京大学的植物学家殷宏章也有《科学》和《自然》论文发表。第二军医大学周卓轮教授指出我在历史例子里遗漏了药理学家陈克恢，的确是我的粗心，虽然我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陈的工作。陈克恢有特别的才能，他用庚款留美从威斯康辛大学获哲学博士后，于1923到1925年因为母亲身体而回国在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短期工作。他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和研究麻黄素，其中对麻黄素的药理作用是他成名世界药理学界的工作。他的发现是中国药学家对世界的一个贡献：一般西方现在日常用的感冒药里都有他研究的药物成分，中药如此成功地成为西药的例子迄今还是很少的。1925年后他再到美国学医而获医学博士学位。以后，成为美国大药厂礼莱药厂的研究部主任和美国药理毒理学会理事长，而他最有名的工作还是他在协和做的。所以他以后的论文(包括这里列的少数几篇《科学》论文)并不比他初期在其它杂志的论文更有意义。中国国内的药理学家张昌绍(上海第一医学院)和金荫昌(中国医学科学院)也有《科学》论文。化学家汪猷在任上海丙康药厂厂长时在《科学》的论文是报道他们独立发现一个抗生素及其作用。以后汪猷参加胰岛素合成，也任过中科院有机所所长。与我学科不是太远的领域，我原文也有遗漏。第二军医大学陈宜张院士指出在桂林的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1940年也发过一篇《科学》论文。汪敬熙以前在大陆时有许多优秀工作，他以后再度旅美。他在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都有出色的研究，需要全面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来介绍。
在医学研究方面，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汤飞凡和协和内科的张孝骞在美国留学时有优秀的工作，回国后30年代初就有出色的研究，发表在医学研究的重要杂志《实验医学杂志》和《临床研究杂志》。有这样的背景，也就不奇怪汤飞凡于五十年代在世界上第一个分离砂眼依原体(当时称为病毒)。张孝骞是中国内科学领袖。
30年代和40年代活跃的那批科学家50年代虽然在国际杂志论文减少，我们不能推论他们的水平下降。而是当时国际国内情况的影响。可以推论，他们在中国国内的杂志发表的一些论文的质量可以是很高的。
80年代后，一般都能用常用检索工具查到，但是这些工具有遗漏。方是民和Burnham研究所冯根生查到并告诉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敖全州1980年有一篇《细胞》论文。而且，有人指出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明杰，除了我原文提到的一篇外还有二篇好杂志的论文，这里也加上。
这些补充资料一部分来自手工查，而相当部分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在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这部系列传记可以提供许多信息。不过有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有时没有客观分析。有些科学家当年很感兴趣或以为重要的工作，后来明显知道错了或意义不大，应该指出，或者至少不作为优秀成果来介绍。比如我看过发育生物学家童第周的论文集，而且我有一段时间的研究与他的是一个领域。我基本认为他是一个扎实、但不特别有创造力的生物学家。但他在1970年代有几篇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合作的论文，认为注射信息核糖核酸RNA可以诱导金鱼尾鳍从双尾变成单尾。这个工作被生物学界普遍不能接受，1980年代有包括诺贝尔奖得主Gilbert在内的外国科学家被邀请到中国去时就指出过这个研究有问题。不管童第周和牛满江合作中谁有问题，至少要指出这是有很大争议的，不然就把公认的成果和争议混为一谈了。另一个例子是《传略》中在贝时璋一章说他是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这个工作也许当时有探讨意义，经过随时间推移已经知道当时过于简单化了。
我写文章时已经得到其他一些人的指正。我从检索工具查，最早能得到的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教授1979年的文章，所以我最初以为那篇是中国最早的文章。邹先生指出汤佩松1957年和李四光1946年的文章。他没有说那些是最早的文章，而我推测那时能发论文的人数很少，而加上了那几个“可能第一”，这是我猜测错了。植物方面的工作，承康乃尔大学吴瑞教授、北京大学许智宏教授和耶鲁大学邓兴旺教授给我介绍和启发。中国基因组研究的近况承吴瑞介绍，我们两人对中国在基因组百分之一的意见相近，我的态度确实是不以为然，但吴瑞刚刚从中国回美后介绍他们已有的新进展，使我态度有改观，期望他们今年或明年有更多好工作完成和论文发表。其他直接或间接给我提出过修改意见的人，包括：加州大学蒲慕明教授、科学院神经所吴建屏院士、生化所戚正武院士、张友尚院士、吴家睿教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裴钢院士等。提修改意见时，吴建屏和戚正武告诉我张友尚的文章。
我的文章是不是太强调在那些“著名杂志”发表论文了？我在讨论杂志和论文以前，首先强调了工作是否优秀不能依靠发表论文的杂志名称。历史例子的一大段，都不是在所谓著名杂志发表的。李镇源虽然1967年有《自然》论文，我也指出他更重要的论文应该是1963年在其它杂志发表的。用那几个著名杂志来讨论一方面是大体可以看出趋势，另一方面是总结起来是容易些。
如果因为拙作的不足而能够刺激一些人在不同学科有系统的研究，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致谢：我感谢原文传阅以前和以后，所有直接和间接提出意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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