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Mark Edward Lewis(陆威仪)所著China between Empir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的汉译本，译者是李磊博士。原书是Harvard大学出版社2009年至2013年间出版的Timothy Brook(卜正民)主编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中的第二部。篇幅很紧凑，英文的正文部分不到260页。

作者认为南北朝不仅是政治的分裂，也是文化的多样化，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1) 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 新的社会精英的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3) 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4) 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5) 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地按照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p. 3)”其中最重要的地理重新定义可以进一步划分为3个方面，“最重要的特征是向南方长江流域大规模的移民与定居。……在汉人稳定地占据南方的过程中，他们清理山坡并排干沼泽以进行农业活动，取代或吸纳当地的民众。……中国关于外部知识的扩大，并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重新理解中国的位置。……家庭与国家之间社会空间的形成。……发展出一系列新的物理空间—园林、寺院、豪宅空间、乡村别墅—文化与宗教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p. 3)”该书的九章基本上是上述5个方面的具体阐述。第1章南北中国的地理就是前述(1)。第2章世家大族的兴起是前述(2)。第3章军事王朝是前述(3)和(4)。第8章道教和佛教是上述(5)。其余几章讨论生活生活的不同方面。第4和5两章城市的变化和乡村生活分别描述城市和乡村生活。第6章中国与外部世界是关于中原与周边游牧民族和其它文化例如印度的关系。第7章重新定义亲属关系反映了文化多样性对家庭的影响。最后的第九章书写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结包括玄学、抒情诗、文学理论、书法和叙述文。写作在华夏文化中有特殊意义。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所称，“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而写作是最有用的也是最为高贵的技能。……写作是一个能获取价值的技能，并能帮助人们从最早的境遇中恢复过来。(p. 175)”《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结语是南北朝的终结即隋朝的兴起和衰亡。

除地理的扩展外，南北朝最重要的就是新精英的兴起，或许可以概括为统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整合。以往例如“汉朝的上层阶级由这样的家族构成：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与土地，通常或多或少认同儒家学说及其宣扬的价值观，并且自诩为绅士。(p. 27)”南北朝时期的人物风貌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中。就我个人而言，最初是看《傅雷家书》强烈推荐《世说新语》，称其为开发性灵的金钥匙；宗白华先生谈魏晋人格之美时也引用《世说新语》。我不仅自己仔细读过，还跟女儿一起读过。“《世说新语》中的逸事提示了后汉时期精英家族的几个基本特点。首先，文风和个人风度是精英身份的核心。……其次，人物的品性评价是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有能力去评价他人的品性也被看作一个人自身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世说新语》中对品性的评价多数时候也是竞争的一种形式。(p. 44)”“在与南方高门及军事豪强的竞争中，北方的移民将清谈、诗歌、音乐方面的才华作为真正贵族的象征，从而将自己包装成拥有哲学的静默、名义上的隐逸及文学成就的优雅之士，并同那些只是有钱或有权的庸俗之人区分开来。这种建立于个人风格之上的精英主义，也体现在《世说新语》的逸事中，特别是在评价和对比人物时，对文字的优雅、语言技巧、哲学平衡以及隐居自然等特点的强调。(p. 50)”当然，新精英出现后可能也有内卷。“对学术成就愈发看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争夺固定数量的岗位，所有人尤其是没有强大家庭背景的人，能获得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p. 28)”只是说南北朝时期的事情，听起来有些像现在。

既然说南北朝，自然不能避免南北的比较。新精英是在南方首先出现的。“对文人理念的培养，诗意社会的形成，通过诗赋与地方志对地方传统的肯定，已经新建的独立于帝制系统之外—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受其影响—的宗教与文化地理布局，所有这些传统，都在南朝时从江南率先出现，并作为一种地域精英主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p. 26)”在冷兵器时代，文化发达的代价往往是武力衰弱。“南朝各代军事力量薄弱，因为朝廷更看重诗歌与园林设计的繁荣，而非军事力量的培养。(p. 25)”“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p. 131)”确实，南方人的文化精英比较个体化。“南方家族的结构变得更为松散，不仅是亲戚之间不再那么紧密，他们与周围村民的关系也变得淡化。(p. 126)”而北方于此相反。“北方更重视忠诚度和大家族族群之间的协作。……在北方，集体的道德观念使每个人都有义务把同姓人当作近亲并提供帮助。(p. 127)”“北方权势家族……展示了更大的家族凝聚力，并且比南方的精英更看重道德。但是他们缺乏像南方那样的宫廷生活，没有诗歌圈子，也缺少随晋朝南迁的文人所具备的文化修养。(p. 51)”因此，从传统的角度看，“北方人更直率诚实，南方人虽有教养，但稍显肤浅。(p. 125)”我在鞍山生活30多年，在上海生活近30年，对南北人差异有切身体会。只是差别，无关优劣。

葛兆光在序言中概括现代中国史的前两个特点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和“空间放大(超过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不论是专著性的《剑桥中国史》还是通论性的《哈佛中国史》，都是从秦汉开篇，就属于“时间缩短”。《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在“空间放大”上也很出色。不仅写了周边游牧民族，而且讨论了文化的输入，佛法东传。“胡人与汉人之间极有可能平等而立，甚至前者有可能更有优势，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层面。随着印度成为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其转而成为‘中央之国’，反而将中国推到了边缘地带。……佛教都引发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汉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也重新被思考。(p. 158)”事实上，汉族人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大部分汉族精英愿意臣服于任何征服者，只要他们能建立起像样子的都城，举行祭天仪式，支持国家正统经典研究，并且提供官职与俸禄。(p. 146)”国家的建构也与种族无关。“国家的特征是：对神圣的统治者(‘天子’)产生个人崇拜；在帝国的政令下，建立一个人造都城，将天子当作国家的中心；使用一种在经典文献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日常对话的正规书面语言；官员要离开自己的家族与社群去为皇上效力。(p. 145)”因此，南北朝之后实现统一的隋唐都非汉族血统。当年的心态似乎也很开放。“汉唐间精英的一个特征就是会对异域事物投入极大热情，这些新奇事物包括大胆创新的服饰、敷面香粉、新乐器和歌曲、异域水果以及新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它们都成为决定中华文明的要素。(p. 154)”当然，传统的认知有时也以种族为基础。例如说粟特人“以得利多为善。……利之所在，无所不至。(p. 161)”总体上，新的也更健康的种族观正在形成。“以服饰和行为为标志进行的族群划分，不再以血缘为划分依据，更多的是出于个人选择。(p. 164)”也就是说，种族不是生物学的界定，而是文化认同。

南北朝时期的突出特征是人们生活空间的扩展。这种不限于物理领域，也包括精神领域。新宗教的兴起和传入也有重要意义。“这些信仰使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了新的认知，并建立起新的超越了亲属关系、地域局限以及政治阶级的新体系。有些社会、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从前的祖先崇拜和社稷神崇拜都没法予以满足。(p. 190)”“志怪”小说也有超越性的作用。“尽管‘怪’的世界看起来非常混乱，但在这些看似无序的事件中，万物之间有种稳定的联系，也出现了固定的模式，能够体现出天地间可见和不可见的万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文献所透露的终极含义，就是存在一种普遍的‘跨越各种边界的相互作用关系’。(p. 239)”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读来很愉悦。有助于理解现实。例如，自己为什么喜欢《世说新语》，为什么喜欢南方。

读《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