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科学网上转载了一则新闻《全球大学教师月薪调查。中国倒数第三》，引发了近百条评论。我国现时人均GDP仍然十分落后，这一调查并不令人惊奇。我想说说百年来我国教研人员收入的变迁，即从时间坐标上来观察其变化。

我有生之前，人们已不用银锭和碎银，那时使用硬通货，银园（元）和铜元（又叫铜板）。一枚银元值多少枚铜元略有浮动，钱市上可以兑换。店铺里也可以折换。（银元又叫大洋。由于中外通商后，市面上曾经使用过墨西哥的银币，一面铸有老鹰国徽，俗称鹰洋或大洋。民国初年曾制造了大批一面铸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俗称袁大头，其直径和厚度均与鹰洋相近）。

我进小学时，张澜还在成都大学任校长。听说他早年申请到中华教育基金的经费，聘请到四位欧陆海归博士月薪三百大洋，成为一时的新闻。他们是周太玄（生物），曹四勿（化学），魏时珍（数学）和罗世疑。前三位都在“百度百科”中有条目，“文革”后才去世的。其实他们的月薪并不比土教授高多少。如文科的蒙文通，理科的周晓和（周太玄之弟）月薪也二百有余；欧陆博士特聘入川不过是一种荣誉。教授都有自己买的独门独户的住宅。还有一位留日的帝大博士长期在成都任教，还在郊区购地自行设计建成中西合璧的郑家花园（成为那里的地名）。郑夫人是一位美术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去拜访过一次（这一景点早已消失）。

那时在成都小学教师师范毕业者月薪不低于8元，校长12元，这在当时是足够一家人生活的。中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私立、公立，档次不一；教师有专职和兼职之分，兼职者以课时记酬，大体上可以挣到一百元上下的收入。

如果要举出月薪最高的教授自然是担任北大文学院长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了。他的月薪高达五百元，他自己用不了就不妨与朋友共之。例如：林语堂去美访学本是公费，到美后不久公费因故停发，但林每月仍收到汇款，回国后，询问起这事，才知道是胡主动汇去的。这钱当然不用还。 

其实，从袁氏篡国以后，连年内战不曾间断，直到日寇入侵；民间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农村穷困，中产阶级普遍下沉，但其进程缓慢；到了1935年蒋政权宣布发行法币，废止使用硬通货。银元、铜板一律兑换成“法币”(民间私藏银元者不少，但缺乏统计)。形势开始大变，通货不断膨胀，无声无息地使群众生活日益贫困。当其发行法币时，教授们的收入在数字上并未减少，而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到了四十年代教授们为了养家糊口也得想方设法。我在西南联大时，名教授已有不少到中学兼课；校长夫人做糕点街头出售；系主任种剪枝花让夫人清晨上市等等。1944年我在成都时，私立中学为了对付法币逐日贬值，教师工资改发米票，要自己去找米贩子换取粮食或钞票。

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时，经济学家马寅初主动为蒋政权效力在各地演讲、宣传。我听过一次；他说硬通货对发展经济和抵抗日寇均极为不利。到了重庆作为陪都后，孔祥熙任财政部长一方面烂发钞票而又私自转移美元。马寅初以知名人士，旧政协委员的身份，不畏强势，公开抨击孔的恶行，其实他也知道蒋、孔、宋原是一伙。不久马就失踪了，他被军统幽禁在贵州山区多年。国共重庆和谈之前，马被释放回渝，依旧是政协委员。这时蒋政权在民众中已失去公信力，贪腐之风开始泛滥。马寅初和不少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成为“亲共人士”。

日本投降以后到蒋政府迁台这段期间金融之混乱和贪污的泛化，比我年轻一辈的网友多半亲历或者耳熟能详，我就不多费笔墨了。

解放后到废除供给制核定工资时，一级教授月薪360元人民币，大学毕业生工资56元，一两年后65元。我1956年四月到科学院工作评为二级，月领240元，一家四口感到足足有余。月薪高但无商品可买，无非是高储蓄，还多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文革”中的1969年前后，我每周六天清晨到办公室就得向毛主席请罪，然后面对四卷宝书渡过上班时间，而且随时有被关入牛棚扣发工资之虞。“文革”结束后不久，我的月薪突然跳到360元，同事们的收入都普遍得到增加。

总之，教研人员的经济生活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出现急剧的浮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然而，目前收入居于中等的一般中青年的教研人员却面对昂贵的商品房和子女的教育费不免自叹为弱势群体；这一困境非增加工资所能解决。

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腾飞，而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以致社会失序，官位至上，权力寻租，法制缺失；背离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离开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仅谈论教研人员的收入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