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12月16号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周一17号就看到大气所主页显示陶诗言院士逝世的消息，很是惊讶。我们也只是当初10年学期初听报告的时候，有幸聆听一次。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了。甚是遗憾！地球科学界和大气科学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

    陶诗言是中国近代天气预报理论和方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国际知名的季风领域专家。他从事大气科学研究工作70余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大气物理、天气学、气候学、卫星气象学、中尺度天气动力学、大气污染气象及大气环境等专业领域的开拓与研究，为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的建立和“两弹”试验的气象预报保障做出了杰出贡献。

　　陶诗言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大气科学和气象领域的人士纷纷撰文表示哀悼之情，尤其那些曾经受教于他的人，更是心感悲痛。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原所长徐国昌，是在1954年的北京天气预报短训班上认识陶诗言的，当时陶诗言为短训班作中国台风和中国寒潮专题讲座。徐国昌追忆道：“陶先生完全不看书稿，对影响我国强台风和寒潮大多数个例的日期、路径和影响程度，讲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不下大工夫是绝对做不到的，第一次听他讲课，就为他从事气象科学事业的认真精神所折服。”

　　陶诗言在科研上的敬业精神给他的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曾经跟随陶诗言攻读在职博士的北京气象局梁丰回忆说，每次去先生家讨论，拿到先生推荐看的英文文献，看到页面空白处密密麻麻标注的小字说明，他心里总是既感动又惭愧。“先生从来不批评我做论文的进度慢，但他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以鞭策，让我不敢懈怠。”梁丰说。

　　1918年8月12日，陶诗言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代的陶诗言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热爱体育运动，曾是学校足球队队员。1938年，19岁的陶诗言离开家乡，只身到重庆考入中央大学水利系，一年后他转到地理系气象专业学习，与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成为同班同学。

　　抗战期间的1942年，陶诗言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1944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的赵九章到中央大学向涂长望教授求助要人才，涂将自己很欣赏的学生陶诗言推荐给赵九章。于是陶诗言在当了两年助教后，就来到设在重庆北碚的气象研究所工作，在赵九章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科学研究，从此与气象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气象研究所对年轻人的淘汰很厉害，招进来的年轻人都是一年一评，年底拿不到聘书就自己离开，每年能留下的不到五分之一。在这里，陶诗言更加发奋。他得到了当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的亲自点拨，得到了赵九章等国内外一流学者的精心教诲。生前，陶诗言曾回忆说，“老所长每天晚上要到房间里来和我们讨论问题，看你有没有新思想。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而且老师还希望你最好能把他驳倒。”由此可见民国学术风气与学术传统对陶诗言的深远影响。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决定对前中央研究院24个单位进行接管、合并和调整，其中以气象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恩来任命赵九章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陶诗言自此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气象科学研究工作。那是一段新中国气象科学筚路蓝缕的阶段，陶诗言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底，陶诗言率领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的大批人员，从南京到北京参加与军委气象局联合建立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的工作。当时国内气象资料奇缺，基础薄弱，很难做出正确的天气预报。陶诗言和顾震潮一起，克服重重困难，领导建立了我国天气分析预报业务，承担起对全国天气预报工作的指导，在建国初期的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1954年8月，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由于陶诗言等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预报，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避免了重大损失。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气象科学也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陶诗言更是如鱼得水地推进了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1月起兼任南京大学气象系（现为大气科学系）教授。

　　陶诗言虽然是中国气象科学的元老级人物，在学术上的造诣非常高，但是为人却非常谦虚，且非常注重通过日常交流来传达他对科学的理解。

　　徐国昌在纪念陶诗言的文章中追忆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1960年代初期，陶先生给我推荐了爱因斯坦写的《物理学的进化》这本书，他告诉我，他已经认真地读过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哲学著作，记述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思考过程，陶先生在该书的许多页面上加注了批语。1970年代后期，陶先生又向我推荐了贝弗里奇写的《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陶诗言先生不仅自己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有很高的修养，而且也引领我去学习自然哲学，对我的启发和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老一辈的气象学家都很注意哲学问题，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对于陶诗言这一代在民国博雅的学术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来说，科学与哲学或者说与人文主义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线，是相得益彰的两翼。　

　　日常生活中的陶诗言更是一个充满情趣和人文情怀的人。一些曾经拜访过陶诗言的人追忆，音乐是陶诗言唯一收藏的“闲书”。除了架上繁多的音乐家传记，还有整箱整箱的VCD，有关于音乐家生平介绍的，更多的是音乐家们各个时期的作品，有他钟爱的贝多芬交响乐，从第一到第九交响曲成套收藏。

　　据说陶诗言工作之余最大的享受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这些古典音乐中，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几至物我两忘。然而对音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97年，那一年与他相伴40多年的老伴离世，很长一段时间，陶诗言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听音乐，拼命地跑图书城看书，以这种方式来克制伤悼之情。

　　陶诗言在国际大气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其宁静平和却远出世人所料。因此，其人格境界所产生的影响正如其科学上的贡献一样，为世人津津乐道。作为大气科学领域的权威和资深院士，一生从不为盛名所累。陶诗言曾经很直接地对学生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某某做得比我好，建议去找他请教，效果会更好。”他曾说，自己最多只能算个“中等资才”，要说优点，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有韧劲，不怕失败，自认为配得上“锲而不舍”这个词。而得以遇见竺可桢、赵九章这样的良师，叶笃正、顾震潮这样的益友，则更是人生中的大幸。这就是陶诗言，一个好学深思、谦逊低调和懂得感恩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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