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文译自scientist杂志，所列所述皆源于原作者及相应研究参与人员科学、严谨的思考，译文供关注这类问题的社会人士和学者参考；内容可能不为部分人所见容，或招致不快，请自行回避，谢谢。

社交网络可能让性传播疾病的传播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交网络又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和阻止这类疾病传播的工具。

“艳遇”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简单过。对于那些想逃避拥挤，醉气弥漫的酒巴，而又想搞到性伙伴者，现在只需在网上敲敲点点就可以实现。最流行的网络辅助约会网站是Craigslist，它有专门的“偶遇”板块，通过“男找男”，“男找女”等形式分类。同时，一些新的手机apps也已经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亲睐，“无需牵线”即将性爱轻松握于手中。

性是如此简单易得，很多研究人员和活动家开始焦虑，是否现代化的技术能够助长HIV/AIDS等性病的传播？社交网络似乎在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士群体中尤其流行，特别是在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而他们正是患HIV/AIDS的高风险人群。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这类社交网络的使用与HIV感染率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在给定的区域中，Craigslist的出现伴随有HIV感染率15.9%的升高，每年超过6000的新HIV感染病例可能与此有关(MIS Quarterly, 2014,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35585)。

“由此可知，在社交传媒时代，可能存在HIV新的社交传播方式。”该研究的作者之一，来自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Minnesota)的Jason Chan在给scientist杂志的邮件中写道。对使用者而言，“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古训用在这里还是很恰当的。对于医疗保健从业者和学者而言，通过探寻这类前所未有的新路径，揭示出需要积极干预的新区域，将能收获到丰硕的研究成果。

来自加州大学，HIV干预，预防和治疗服务处洛杉矶中心(Los Angeles’s Centerfor HIV Interven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的社会行为学家Ian Holloway认为，社交网络技术与HIV风险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现在还不清楚这些研究文献中所说的社交技术与HIV事件间是否仅是一种随机关系。可能是这类技术增加了HIV风险，或者是这类技术只是吸引了那类有性风险行为倾向的人。“事实上，还很难说社交网络是通过选择还是影响，导致使用这类平台者获得了更高的HIV风险行为。还没有很好的断面研究纵向研究解出其中机制是什么？”Holloway说。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交“艳遇”更倾向于哪种性行为。来自加州大学预测技术UC研究所(UC Institute forPrediction Technology)的SeanYoung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通过社交网络寻找性伴侣的男同间更倾向使用口交，这种方式导致疾病传播的几率相对较低(PLOS ONE, 8:e62271,2013)。“社交网络是否使找到性伴侣变得更容易(才是问题所在)，更多的性伴侣必将增加HIV风险”Young说。但是，性伴侣增多带来的潜在高（HIV感染）风险也可能因性行为方式的改变而降低，例如口交相比无保护的肛交行为（传染HIV的几率要低）。

人们通过网络来寻找性伴侣也可能因能获取（对方）的一些信息而降低HIV感染风险，这类信息可能在酒巴里就未必可以获得。很多社交网络在安排“艳遇”时，特意让用户有机会主动的提供自己的HIV感染状态。如果用户忠实汇报相应信息，即可实现sero-sorting：选择与自己HIV状态匹配的性伴侣。来自教堂山北卡大学Gillings国际公共健康学校（Gillings School ofGlobal Public Health）的行为健康学家KathrynMuessig说：“只有HIV阴性人士和阳性患者间的性爱才可能传染HIV”，如果两人充分了解彼此的HIV状态，则降低了感染风险。

撇开社交网络如何影响性风险行为这个问题。有证据表明社交网络技术在传播防范HIV/AIDS意识，预防的举措，HIV检测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例如，Young领导的一项叫做HOPE (HarnessingOnline Peer Education)的研究发现，Facebook干预组通过适度开展有关HIV检查和感染预防的讨论就能比仅接受一般性健康信息者所获效果显著得多，前者（因受到教育）选择HIV检测的人数是后者的3倍(Am J Public Health,104:1707-12, 2014)。秘鲁的研究者在这一报道鼓舞下联系Young，让他去秘鲁开展一个基于Facebook的干预项目，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 (Lancet HIV,2:e27-32, 2015).。Young团队现在正在做一个为期5年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社交网络干预的成效。

这样来看，社会媒体对HIV群体是有益还是有害？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IV/STI干预和预防研究(Intervention andPrevention Studies, HIPS)项目主任SimonRosser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议题“对于新技术和新媒介这类复杂的东西，问这样一个问题就如同问'网络是有害'还有有益'类似，这样说来未免把它太简单化了吧！”，“网络的效应是什么？它如何改变社会？网络的好处和风险各是什么？这些才是真正非常重要的问题。

上文译自scientist，原文见下链接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2784/title/HIV-in-the-Internet-Age/

由群晓科苑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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