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吴学谋先生的泛系方法论

冯向军

2018/12/24

(一）

  吴学谋先生和他的泛系理论，我是比较了解的。
  当年邓小平钦点的百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的吴学谋先生，创立泛系方法论之初，得到钱学森先生的多次主动关注，并得到钱伟长先生的大力支持。
  并不存在镇压问题。
  也不存在出口了才能转内销的问题。
  709所给吴先生的待遇也是宽松优厚难得的。
  象两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能如此支持，说明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跨学科科学研究的大方向。
  败了。拿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惨败”了。要从多方面找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坚持跨学科科学研究并开创一大批原创科学成果。
  现在，真正还在继承、发展、扬弃吴先生的理论的人，算来算去就我一人。
  为了对得起两钱的抬举，对得起与吴先生三十多年的正式师徒关系，我只有尽力，奋勇向前。

(二）

  我的基本思路是：
  1）始终坚持跨学科科学研究并努力开创原创科学这个大方向。
  2）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跳出现有科学的条条框框，特别是跳出障碍原创科学创生的陈腐的哲学世界观和落后于现代科学前沿的逻辑。
  成功不必在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附录】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科学界的一个镜头

已有 759 次阅读 2018-12-22 17:00 |个人分类:科学原始创新|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推荐到群组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科学界的一个镜头

张学文注：下面是南方周末报纸上2008年的一篇文章，也许可以算改革开放在科学界的一个镜头吧，贴此

走在边缘：中国原创学科生存观察

来源：南方周末 　2008-09-18 16:25:48 　作者：林夕

在世界现有的3000余门学科当中，由中国人创立的只有30门左右。它们绝大部分涌现于上世纪“文革”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一个被载入史册的“科学的春天”。但30年后的今天，这些由中国人向世界贡献的智慧结晶，却面临尴尬的命运。它们或随着时间而消失，或剩下创立者一人独力支撑，又或沦为学术鸡肋，被主流力量束之高阁。

 
蔡文照片缺

1981年7月21日，39岁的广东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前身）数学系讲师蔡文惴惴不安地坐在会场一角，等待着人生中首次学术演讲。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正召开全国模糊数学大会，鼎盛的场面让这个来自粤北深山的腼腆青年如进大观园。

初出茅庐的蔡文仍不失风范地介绍了他独创的“物元分析”理论。这种用形式化符号帮助机器解决矛盾问题的开创式思维，赢来了全场掌声。

听众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他们握手，竖拇指，拍肩膀，赞美之词不绝。蔡文受宠若惊，欣喜地感到科学在这个国家重获了久违的尊严。

“把它（论文）交给我吧。”一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出现在蔡文面前。这个叫吴学谋的数学家随后用一场更精彩的演讲取得了蔡文的信任。2年后，蔡文的论文首次发表在对方主编的《科学探索学报》上，宣告了一门中国人独创的新学科——“可拓学”的诞生。

这只是上世纪“文革”结束后，那场影响深远的科学复兴潮的部分写照。在这个被称作“科学的春天”的历史时期里，“文革”退场和思想的全面解放，刺激了蛰伏已久的科学启蒙思潮，各式新学科新理论并起纷呈，共同构成了那一历史时期特殊的思想印记。

然而，星星之火却终未能燎原。多年后的今天，在强大的西方式科学架构和价值体系的持续影响以及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这些由中国人向世界贡献的智慧结晶，大多面临尴尬的命运。它们或随着时间而消失，或剩下创立者一人独力支撑，又或沦为学术鸡肋，被主流力量束之高阁。

这对正急于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林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世纪悖论和难题。

孤独的创始人
“最后一个学生在1998年离开了我。”

吴学谋现在已经73岁了，冠心病和高血压折磨着他，3种随身携带的特效药仍不能为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我随时都可能倒下。”

这个作风讲究的数学家，喜欢一身正装地坐在屋子中央，让数千本书层层叠叠地将其包围。他终生敬仰大学者罗素，偶尔流露出的表情——自信、严肃、桀骜不驯。

他就是“泛系分析”学说的创立者。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他试图用这个网络型理论实现跨学科的研究、网联和统一，从数理化到文史哲，百科并包，甚至浩瀚的宇宙。

这个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以实用型研究为主的中国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高深艰涩，体系庞杂，让外界长期将吴学谋的“泛系”视为“另类”，学界正统也对其敬而远之。

“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代价。”吴学谋说。

吴学谋5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后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数学研究室，即后来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零九研究所。

在随后的“反右”和“文革”期间，吴学谋因家庭成分多次被下放改造。每次出勤，他就偷偷藏起一支笔，见缝插针地在手掌和大腿上演算。70年代初，在先后创建了数学逼近转化论、电磁介质动力学等价论的基础上，吴学谋开始思考如何统一数学的问题。

在倡导“科技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选择，“空中楼阁，只专不红”的批判纷至沓来。随后，吴学谋被安排住进一个厕所旁的房间，在熏天的臭气中开始他的“统一大计”。一张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英文纸条时常贴在门外——吴学谋宇宙飞行去了，一周后返回地球。

1976年，吴学谋初步确立了“广义系统、广义转化、广义对称”这三个基本法理，实现了在数学领域跨专题的互联、转化和统一，为“泛系理论”创立建立了初步基础。同时，《泛系理论与数学方法》、《泛系春秋》和《泛系史记》等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泛系学说的日臻成熟。

但现在这些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他的办公室，除了他自己，已无人来翻动。“最后一个学生在1998年离开了我。”吴学谋说。仅仅2年后，随着吴的退休，他精心经营了21年的泛系研究室也随之被撤销。

一台看不清屏幕的旧电脑，一个用胶布缠了又缠的放大镜，一个电话、一个水壶，外加几个从走廊捡回来的废旧桌椅书柜，它们成了吴学谋办公室的全部家当。但他似乎并不介意这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他朝身旁的泛系著作努努嘴，“除了它们。”

吴学谋的遭遇可谓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原始创新的缩影。据统计，在世界现有的3000余门学科当中，由中国人创立的只有30门左右。它们集中涌现的那个时期，后来以“科学的春天”载入史册。

这些学科门目众多，横贯数学、生物、气象、信息等，除了“泛系分析”和“可拓学”以外，其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聚龙的“灰色系统”、钟义信的“全信息理论”、曹鸿兴的“界壳理论”、何华灿的“泛逻辑学”和张学文的“组成论”等。

这些学说和理论大多为个人提出，有些甚至还没有得到主流力量的承认，在经费申请、科研立项和学位设立等方面都毫无优势。

“中国学者首创的学科太可怜了；而且在自己的国度里都几乎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著名的信息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钟义信说。

利益下的学术
“那些硬性指标就像紧箍咒，很多人因此无法坚持下去。”

在1981年北师大首次相识后，蔡文、吴学谋两人开始了长达27年的友谊。

吴学谋对论文要求严格，蔡文把文章随身携带，2年内改了20多遍。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蔡文把论文随手放在桌子上，结果引来与会同行轮流翻阅。“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大家把意见悄悄写在空白处，再悄悄地走开了。”这次“集体的结晶”直接促成了1983年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的发表，从而标志“可拓学”的正式创立。

可拓学研究的是矛盾问题的智能化处理。“如何将一个高3米的柜子搬出一个高2米的大门？连小孩子都懂得把柜子放平抬出，但计算机对此却束手无策。”蔡文说，“能不能把这些解决问题方法总结成规律，然后转化成程序，让计算机也‘聪明’起来？”

“物元”是可拓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即为描述事物基本要素的单元，而“物元变换”则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如“曹冲称象”是把大象换成了石头，“搬高柜子出门”则是把高变成了长。利用“物元分析”，就可以为此建立数学模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对可拓学评价说，可拓学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有望成为链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链条。

此时蔡文正处在科研生涯里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是全新的理论，没有任何前人的借鉴和参考，他7年才出一篇论文，为一条公式演算了1年。1980年代后期申请研究员职称时，6个学科组都不愿承认可拓学，蔡文的一纸申请成了无人认领的孩子。

由于时刻在思考，蔡文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怪人，衣服扣错纽扣，经常忘了吃第几碗饭。长期过度疲劳终于造成恶果，1990年，蔡文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差点失明。

而吴学谋此时也正步入一个不大不小的低潮。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中国，学生们开始以各种婉转的理由离开，他们大多出国，进公司，或到待遇丰厚的高校当老师。

有一次，吴学谋给一位学生做了一份详细的学习计划，结果当天他就在厕所的废纸篓里又看到它。还有一个学生，为了凑足论文数，多次把吴学谋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再后来，来找吴学谋的人已基本不提学习之事了，大多是请他在某篇文章上带上他的名字，用来评职称。

这期间，蔡文和朋友曾到武汉看过吴学谋。吴坐在一个堆满了书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椅子，样子颇为失意。蔡文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尴尬地站着。

“很多新学科在国内还未被承认，必然导致论文发表难，评奖难和评职称难。”蔡文说，“那些硬性指标就像紧箍咒，很多人因此无法坚持下去。”

当中国的学生们纷纷离开研究室时，另外一些人却找了上来。早在1980年代末，一位叫山川烈的日本计算机专家找到了蔡文。他说对“可拓学”的理念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应用到智能电器方面。

蔡文送了他一些资料，简单地讲了几次课，不到一年后山川烈又回来了，这次他已能自如地叙述可拓学的要义，所有文献也能融会贯通。据说他回国后真的开发了模糊芯片和模糊洗衣机等产品。

“外国人对新事物很敏感。”蔡文说，“而我们刚好相反。”

体制的症结
“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1986年，吴学谋主持的学术刊物《科学探索学报》因为出版社不愿意再投钱而停办，这也葬送了他建构于6年前的宏大构想——扶持所有新学科，共同团结壮大。

失去了阵地，就连吴学谋自己发论文也成了问题。他曾经把文章寄往国内一些主流学术刊物，但等到的都是“看不懂”或“稿子太多”的回复。

这个担任国际多份学术刊物副主编和编委的数学家，在国内却遭遇冷落。而且在各级科研基金的申请上，吴学谋的纪录至今仍保持为零。

“是我们的评价标准出了问题。”蔡文说，“现在我们是用跟踪式研究标准来评价新学科，而且多数是外行评内行。”

蔡文认为，跟踪式研究的其中一条评价标准是看该学科有多少个博士生和博导等。“新学科不可能具备这些，而且评审的人很可能对这个新学科一窍不通。”蔡文说。

“潜科学”一词的流行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指孕育中的科学，类似“科学胚胎”或“科学幼芽”。当时上海办的同名杂志《潜科学》曾影响巨大，成为当时各式新学说的乐园。

“组成论”学说建立者、73岁的气象学者张学文是“潜科学”的支持者：“潜科学是一种精神，它相信任何一样非主流的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也能成为主流。不能一棍子打死。”

但仅仅坚持了几年，1980年代蓬勃发展的“潜科学”潮流却以《潜科学》杂志的停办而转入低潮。

1990年代后期，国内又陆续上演三件影响深远的争议事件：山东大学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蒋春暄的费马大定理证明。

这场大辩论至今尘埃未定，最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国的科学体制上。

“中国的科学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蔡文说，“现在大多数的科研计划都是跟踪式的研究，没有给原创性研究提供足够的氧气。此外，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科研领域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如果老跟在西方后面，真正革命性的成果将与我们无缘。”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说，“这也是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大科学家的原因之一。”

漫长的道路
“希望这片小小的土壤最终能长出大树。”

我国数学泰斗、中科院院士吴文俊亦感同身受，“我当年创立机器证明的初期，国内数学界也大惊小怪，认为奇谈怪论，直到传到国外，为国外重视并据此做出显著成绩后,，才‘出口转内销’。”

“一切原始的创新往往受人质疑，这在国外也是如此，不足为奇。”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好的迹象似乎正在萌发。在2003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提出当前“对于‘非共识’项目缺乏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不利于一些创新项目的立项”。并决定“公平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探索性小额资助的机会，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原始创新活动”。

这种新的政策正逐渐让原创者们受惠。2004年2月，包括中科院吴文俊、王梓坤，工程院李幼平、汪旭光四院士在内的鉴定委员会肯定了“可拓学”二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并称“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已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可拓学开始由“非共识”转向“共识”。

现在，蔡文已经出了11本专著，成立了可拓学专业委员会，还定期召开全国学术年会。可拓学也被延伸到商业、网络、城市管理、金融等领域。“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始。”蔡文说，“让理论走出实验室，应用到实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现在，这一批早期的原创学科大多已走过30年的历史，她们的创始人也已大多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境遇不同，命运各异。邓聚龙、曹鸿兴等已深居简出，钟义信、蔡文等仍活跃于学术前沿舞台；“全息生物学”的张颖清已于2004年去世，他晚年潦倒，一度靠卖减肥药度日；吴学谋则在2003年夏天被提名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但很快就以落选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论”学说建立者张学文开始利用网络重拾上世纪80年代的“潜科学”精神，他的“潜科学”网站成了民间科学家的乐园，各种古灵精怪的理论都能在上面找到对话平台。张学文也把毕生的积累无偿发布在网上。

“希望这片小小的土壤最终能长出大树。”张学文说。

降低评审门槛才能繁荣科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幼平

现在大众感觉政府对创新学科重视程度较低，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在每年涌现的大量成果中，确实有不少是不符合创新标准的；二是政府能支持的科研项目数量相对有限，平均每100项申报里最终只有2-5项正确、可行、有社会价值的项目获得通过。
    
现在我们国家原创性研究发展不甚如意，这有诸多的因素，但关键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积淀还不够。在创新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信息、知识、智慧。依次是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知识，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智慧。只有积累到智慧这一层面才实现创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有积极的政策推动外，还需要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实现。
    
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创新者都要有这个耐心。
    
蔡文这一批原创性研究大多涌现于“文革”结束后，这有它的历史规律。“文革”十年对科学事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对理论工作者的影响不是太大。在乐趣和欲望遭到长期压抑后，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寻找慰藉，为兴趣而研究。这无形中为他们提供了时间空档和知识积累，并集中在“文革”结束后迸发。
    
在当时涌现的林林总总的新学说和新理论中，有些已经消亡，有些则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生存下来。检验它们真伪的唯一标准是大自然。当然也有些超前的理论，可能还要过更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理解。像当初电磁场理论提出后，又过了100年才用实验证明电磁波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新学说出现初期就简单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曾经做过很多科研项目的评审工作。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违背现有科学的基本规律，就应该支持。但我不会去评价这个项目将来能有多大的成果。科学本身就是探求未知，而未知领域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是不知道它的真伪的。
    
宽容很重要，只有降低评审门槛，这样才能繁荣科学。

（根据作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