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洋战略学者的朴素情感

作者：怀海望洋

1991年7月，我十九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89级的一名学生。那一年，我们全班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坐客轮去烟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海滨动物学实习。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见到海。

下午从天津港登船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客轮缓缓驶出港口，海面在秋风中泛着灰蓝色的光。我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看着岸线一点点后退，直到变成一条细细的线，最后消失在视野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海的辽阔，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此前关于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是建立在一块有限的陆地上的。到了烟台，我们住进海边军营的简易宿舍，白天赶潮、采集、记录，晚上整理标本、查阅图谱。带队老师说，你们不要只是采集标本，要用心去看——看每一种生物为什么长在这里，看潮水的节奏怎样决定了生命的节奏。那一个月里，我蹲在礁石上翻找每一个螺壳、每一只海星，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海不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可触可感、呼吸着的世界。一种朴素的情感，在潮起潮落之间，悄然地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但我那时的专业是生物学，海是作为生命的容器被认识的。真正让我从生命转向生态、从局部转向系统、从标本转向战略的，是我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后的三十余年求学、工作与科研之路。2001年6月，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了系统生态学博士学业。河口海岸，那是陆与海交锋与交融的地带，是地球上物质循环最活跃、能量流动最剧烈、生态过程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在那里，我懂得了海洋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陆地、与河流、与大气、与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你研究一片海域的生态，就必须理解注入它的每一条河流，就必须了解沿岸每一个城市的选择。系统生态学的专业训练给了我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眼光，让我在此后的海洋战略研究中始终警惕碎片化的思维方式。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原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工作。从那时起往后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身份从一名生态学研究者，逐渐转变为一名海洋战略学者。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最初的日子里，我参与海洋水动力、沉积地貌调查和生物生态监测工作，拎着采样器在潮滩淤泥地里艰难行走，背着监测仪器在岸线上奔波，在调查船上度过五个航次。这些工作看似与“战略”二字相去甚远，但恰恰是它们让我真正理解了这片海的“脾气”——逐渐知道了东海沿岸流的季节性变化，了解了长江口泥沙的输运规律，掌握了不同海域生态系统的韧性与脆弱性，我才有可能在后来撰写政策建议时不说外行话、不提空概念。

从事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二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战略学者的情感底色，是一种从具体经验中生长出来的领悟力和判断力，而这种领悟力和判断力最终又必须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检验。这些年，我走过东海、南海、黄海、渤海的许多岸段，看过万吨级巨轮在洋山港进出，也看过红树林在福建漳江口一寸寸恢复生机。数据是战略研究的语言，但数据背后的东西才是战略的灵魂。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1万亿元，达到110180亿元，同比增长5.5%。数字是冷的，但数字背后的变化是温热的：海洋交通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在增长，深远海风电和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成长，曾经靠海吃海的传统渔村正在转型、找到新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把大半辈子交给海洋研究的人，看到这些变化，心里涌起的与其说是成就感，不如说是一种安心的踏实——这条路，走对了。

然而，海洋战略学者最不能忘记的是，海洋生态系统有韧性，但也有它的脆弱性。我曾在一次生态监测调研中，站在一处曾经因过度养殖而退化、经过多年修复才重新长出藻类的岸段上。随行的技术人员指着那片新生的海藻场说，底下每一寸的恢复，都要花好几年。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海和谐”四个字不是写在文件里的修辞，而是需要用耐心和敬畏去换取的真实平衡。“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坚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理解，这背后是一种海洋发展观的成熟：向海图强，不是向海索取，而是与海共生。

让我真正感到欣慰的，是看到这种理念正在基层的实践中落地生根。山东长岛的一个小渔村，过去靠海参育保苗为生，育苗场锅炉一年烧煤超万吨，养殖废水直排入海。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全村“断臂式”转型，全面退出旧产业，成立海洋牧场，在水域上层养贝藻、中层投放人工鱼礁、底层底播海珍品，打造出一片“海底森林”。这片“海底森林”每年固碳280多吨，当地银行以碳汇远期收益为质押，发放了全国首笔“海草床、海藻场碳汇贷”，300万元资金精准投回大海。如今这个村海洋牧场年捕捞量增至1000吨，几十套民宿渔家楼拔地而起，入股村民每户平均增收8000元。从福建霞浦的49万吨海洋养殖碳汇挂牌交易，到珠海完成国内首个蚝田碳汇产品登记签发，再到浙江象山让浒苔从“卖特产”走向“卖碳汇”，一条将海洋生态效益转化为可交易、可变现产品的路径正在逐步清晰。这些案例让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一位海洋战略学者的“战略”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当然意味着对宏观格局的判断、对政策路径的设计、对数据趋势的分析，但在我看来，它更意味着一种将“远方的海”与“眼前的人”连接起来的能力。

我所在的自然资源部东海发展研究中心，日常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域水动力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质量评估、海洋仪器计量检定检校、海洋经济调查统计等类似这样的“技术活”。这些工作不像政策文件那样引人注目，也不像经济数据那样振奋人心，但它们是一切海洋战略判断的基础。不了解一片海域的水动力条件和沉积地质特征，就无法科学规划海上风电的布局；不掌握海岸带地形地貌的变化规律，就无法准确评估生态修复的成效；不建立可靠的海洋预警监测质量控制体系，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决策就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我常对年轻同事说，做海洋战略研究，脚要沾泥、眼要看海、心要装人。那些在潮滩上、水文站、调查船、岸线测点上度过的每一个日子，看似远离“战略”二字，恰恰是战略研究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2026年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第三十二章 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章节，围绕“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作出了系统部署，坚持“五个更加注重”，提出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五个更加注重”，我理解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科技是动力，布局是格局，产业是根基，生态是底线，安全是保障。而贯穿其中的，仍然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我们经略海洋，最终是为了让这片海更好地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更好地守护这片海。

1991年从天津坐客轮去烟台的那个秋天，是我与海的初次相遇；2001年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博士论文，是我对海滩的直接追问；此后在东海局的每一个航次、每一次调研、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份政策建议，是我对海的持续守望。海洋战略学者的情感，说到底是一种“连接”的情感：连接内陆与海洋，连接生命与系统，连接数据与生活，连接一个学者书房里的思考与万里海疆上的风浪。它不浓烈，不张扬，就像潮水一样，涨落有常，绵延不绝。

三十五年前，那个站在客轮甲板上第一次看见海的年轻人，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片蔚蓝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他当时感受到的那种朴素的亲近与敬畏，却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我所有学术判断和政策建议最深处的底色。海是活的。它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限度、自己的脾气。经略海洋，不是要驯服它，而是要读懂它、尊重它、与它长久地相处。这或许就是一位海洋战略学者最朴素的信念，也是我愿意用余生继续守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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