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那棵银杏树，黄了吗？

 原创：怀海

离开乡下老家，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我在上海这座城市的钢筋水泥里穿梭，白天看的是高架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河，夜晚望的是远处灯火通天的楼群。繁华是真繁华，可有时候站在阳台上，看着天边那一点点被楼宇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晚霞，心里头总会无缘无故地空落落的。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老家，想起村口那棵银杏树。 

那是我心目中一棵非常高大、威武、神圣的地标。在我整个童年的版图上，它就是那个永远不需要标注经纬度的原点。无论我在山上砍柴，还是在田里摸鱼，只要一抬头，望见那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云，心里就踏踏实实的——那是家的方向。 

我至今也说不清那棵树到底有多大。只记得我们五六个孩子手拉着手，吭哧吭哧地去合抱它，指尖勉强能碰在一起，中间还留着一道缝隙，塞得进一个拳头。大人们说它少说活了三百年，也有人讲五百年的也有。我们没有尺子，可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这棵树比他们爷爷的爷爷还要老。树身粗粝得像是凝固了的瀑布，树皮一块块地皲裂着，缝里生着青苔，还有蚂蚁排着队爬上爬下，仿佛在丈量着时间。就在离地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树干忽然意气风发地分成了两杈，象是被锯开的一样，两根主干就这样直愣愣地往天上冲去，越往上越细，到了最顶上，几乎要戳进云朵里去。我小时候躺在树下的石板上仰着脸看，看着看着就看晕了——风一吹，满树的叶子哗啦啦地翻动，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地跳跃的金子，晃得人眼睛发花。那棵树就是这么高大，高到让你觉得自己渺小得如同一粒尘埃；可你又觉得安心，因为它那样稳稳地立在那里，像是替整个村子撑起了一把永远不塌的天。 

村子很小，总共也就二三十户人家，却有五种姓，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到十二岁，然后去县城上中学、去北杭上上大学，在上海工作。村口那棵银杏就是我们的“神树”。逢年过节，会有人来祭拜这棵银杏树。小时候我曾见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女，带着香烛和一小碗米，恭恭敬敬地摆在树下，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看见她的背影弯成了一张弓，头低得很低。那位小孙女问奶奶：树真能听见吗？奶奶伸手摸着小孙女的脑袋，说树比人老得多，它见过的事情比我们听过的事情还要多。我似懂非懂，但从此看那棵树的眼神里，就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敬畏。后来还听说，村里有人家生了儿子，会抱着襁褓去树下绕三圈；有人要出远门打工，临走前也要去树下站一站，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待一会儿。没有人规定过这些仪式，可一代又一代人就这么传下来了。树不说话，可它好像什么都懂。 

一年里头，银杏树最美的时候，自然是秋天。 

我们那个小山村，秋天来得悄无声息。先是早晨起来，石板路上湿漉漉的露水重了；然后是傍晚的风里，裹上来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最后，是某一夜忽然起了大风，第二天推开门，村口那棵银杏已经换了一身金黄。那种黄不是向日葵那种张扬的黄，也不是稻谷那种敦厚的黄，而是一种从容的、沉静的黄，像是把整整一个秋天的阳光都收进了叶子里，再一片一片地挂出来。 

然后就是落叶。银杏的叶子落得美，不慌不忙，一片一片地旋着下来，像是一场安静的告别。没几天功夫，树底下就铺了厚厚一层金黄，踩上去软软的，沙沙地响，像是踩在一条用金子织成的地毯上。满城尽带黄金甲，小时候我不知道这层意思，后来我懂了，这是秋天才有的景色，大地才有的颜色。

这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忙的时候了。 

我有一根专属的“探宝棍”——那是一根拇指粗的、去了皮的杉木枝，光滑顺手，握在手心里正好契合我的指节。每天下午放学，书包往门槛上一扔，我就抓起那根木棍，风风火火地往村口跑。到了银杏树下，我弯下腰，用棍子小心翼翼地拨开那层厚厚的落叶。我一边拨一边瞪大眼睛仔细找，心里怦怦跳着，像是进行一场了不起的寻宝。 

那些金黄色的银杏果就藏在落叶和泥土之间。它们不大，约莫拇指头大小，椭圆形，表皮光滑，颜色是那种介于金黄和橙黄之间的暖色，一树金黄里头，它们不那么显眼。可你一旦发现了第一颗，似乎就能接二连三地找到更多。它们有的藏在草根旁边，只露出半个圆滚滚的身子；有的半埋在湿泥里，沾着几点褐色的土痕；还有的被两三片银杏叶半掩着，像是故意藏起来等你去找。 

我的小口袋很快就装满了。那些果子挤在一起，圆滚滚的，隔着薄薄的布料都能感觉到那种饱满的、微微带着凉意的触感。捡起来的银杏果，放在小池塘边上，隔着石头，用砖头磨碎果皮，放在清水洗掉泥土和碎叶，带回家，就可以放到火笼里烤了。 

我们南方山村的冬天，家家都有一个火笼——竹篾编的圆筐子，里面扣着一个陶钵，钵里盛着灶膛里铲出来的红炭火，上面再盖一层薄灰。一家人围坐着烤火，我的银杏果就埋在灰堆边沿，翻来覆去地煨着。火笼里的温度不高不低，像外婆的手掌，温温柔柔地裹着那些金黄的小东西。大约一炷香的功夫，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那是果壳被热气撑裂了。紧接着就是一阵香气，从火笼里漫出来，先是淡淡的，然后越来越浓，带着一种特别的味道，说不上是甜还是香，可就是勾得人直咽口水。 

我迫不及待地用火钳夹出来，可太烫了，只能放在手心里倒来倒去地吹气。奶奶在一旁笑我：“慢点，没人跟你抢。”可我等不得。等到稍微凉了一点点，我就用手指捻开那道裂口，里面露出青绿色的果肉，软软的、糯糯的，咬一口，又香又甜，带着烟火的气息，那是任何一种点心都比不上的味道。那种香味，不是山珍海味那种奢侈的香，也不是糖果点心那种讨巧的香，它是一种朴素的、实在的、从泥土和烟火里长出来的香。一颗银杏果在嘴里慢慢嚼着，腮帮子塞得鼓鼓的，暖意从舌尖一路滑到肚子里，连脚趾头都是暖的。 

可银杏果子不是白吃的。 

每次剥皮之后，隔几天后，十个手指头的指腹就会开始脱皮。先是皮肤变得紧绷绷的，然后冒出一层薄薄的白皮，一点一点地翘起来，像是不服贴的墙纸。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一整片，露出底下嫩红的新皮，不疼，可看着怪别扭的。奶奶说是那层黄皮里有汁水，有毒，小孩子的手嫩，受不住。她说银杏果子是树给我们的礼物，可礼物总是带一点点刺的，这样我们才会记得它的好。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可那层脱掉的皮，算是银杏树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不疼，却忘不掉。每次脱皮，心里暗记下次要小心注意，但总拗不过心中好奇驱使，再次去拾捡白果。反复，每年不止一次。每次都记不住手指脱皮的教训，反而只记得银杏果烤熟了的香味。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先是到镇上念初一，然后到县城读高中，再后来去北京、杭州、上海上大学，然后就留在上海这座城市工作，日子过得忙忙碌碌的，回老家的次数从一年三趟变成一年一趟，再变成三年一趟、五年一趟。父母亲二十多年前也离开了老家去了县城，老家的房子便空着了。每次回老家，走到村口时，都会驻足仰头张望那棵银杏树，心中若有所思：它陪我从小长大，不只是一棵树，而是整个童年。 

那棵树，是我跪在它脚下捡果子的金色午后，是一位老奶奶在树前虔诚合十的佝偻背影，是火笼里“啪”的一声脆响和随之漫开的甜香，是手指上那一层细细的、白白的、倔强地翘起来的蜕皮。它是一棵树，可它又不只是一棵树——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无论走多远都牵在心里的那根线。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眺望那棵银杏树。它还在，和记忆里一样粗，一样高，分叉的地方还是那个高度，枝干还是那样威风凛凛地直指天空。只是它的确“矮”了——不是它变矮了，是我长了。它还是它，粗糙的树皮，凉凉的，硬硬的，还和四十多年前一个样。村上没通公路前，每次回家都要经过树下。有次我弯下腰，用一根随手捡的枯枝拨了拨地上的落叶，底下还是湿润的泥土，还是偶尔露出一点点金黄的、圆滚滚的影子。 

我捡起一颗，握在手心里。 

四十多年了。它还在。 

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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