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那两棵大枫树

原创：怀海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念乡下老家，尤其老宅边上那两棵看似兄弟一样并列生长、笔直的、差不多高度的大枫树。小时候，它们在我的心目中，是高大、威武、老家乡村的地标。

两棵大枫树站在村口老宅的侧边上。确切地说，是站在村口往北五十米的那片坡地上，周边上全是被开垦好的水稻田。这是两棵从原始森林时代保留下来的古树。听村里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他爷爷小时候，那树就是那个样子的了。这么算下来，三百年是有的，也许还不止。

我对树龄没有确切的概念。三百年前是康熙年间，这地方还叫“山前”，到处都是水稻田，坡上种着玉米和番薯，有一条乡间土路穿过，通到外面去。那时候这两棵树就已经在那里了——我有时会想，它们见过的人一定比我要多得多。

它们是枫树，落叶乔木，学名叫枫香。树干要两个人合抱才围得过来，树皮灰褐色，纵裂，摸上去粗糙得像时间凝固后的纹理。树冠极大，分开来几乎占据了半亩地的天空。并排长着，彼此之间隔开五丈远，树冠却在空中连成了一片，像一个共同撑开的巨大穹顶。夏天的时候，那一片绿浓得化不开，阳光只能从叶缝中筛下来，落在下面的落叶层上，碎碎的、晃晃的，像满地的金箔在动。风大的日子，整片林子都是哗啦啦的声响，那两棵枫树的叶子格外厚实，声音听起来沉稳、辽阔，不像是树在摇，倒像是大海在远处涨潮。

它们也几乎成了我童年最重要的坐标。从山下往上看，两棵树像两个哨兵；从高处往下看，那一片浓绿里，两棵枫树一左一右，像两道深色的门。每当夏天炎热的中午，晚饭后的乘凉，我会时常来树下席坐，拾掇着一两片叶子把玩、细看，有时也会盯着蚂蚁搬家，长长的一串，那是我童年时光里少有的乐趣。

在一棵树顶的枝杈分叉处，不知哪一年开始有了一个乌鸦窝。每年春天，总有一对乌鸦回到那里，修修补补，然后孵出一窝小乌鸦。夏天最热的时候，小乌鸦站在窝边学飞，叫得全村都听得见。那声音不好听，粗粝、执拗，一声接一声，像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我们一帮孩子常仰着脖子在底下看，看得脖子酸了也看不清楚窝里到底有几只。乌鸦从不怕人，也不亲近人，它们有自己的节气，不按人间的历法走。

秋天是枫树最好看的时候。叶子先是边缘泛黄，然后一点点向内浸染，到了霜降前后，整棵树就变成了金黄色，再往后，是深红、赭红、暗红，层层叠叠的，像是谁把一整年的颜料都泼上去了。那时候的风已经凉了，叶子落得满地都是，踩上去脆生生的响。村里人会去扫一些回去，也不烧火，就是堆在屋角，说是能防虫。我不太信，但每年看着那些红叶子从树上落到地上，又从地上消失，总觉得这一年才算真正过完了。

冬天一到，叶子就落光了。两棵枫树只剩下黑褐色的枝干，伸向铅灰色的天空。那个季节它们最安静，乌鸦也飞走了，窝空着，像一个被遗忘的句号。风从西北面来，穿过那些光秃的枝丫时，发出呜咽般的声音——不高亢，不尖锐，就是持续的低吟，像有人坐在很远的地方叹气。我小时候觉得冬天漫长，漫长到似乎永远过不完。而那些赤裸的树枝，就在漫长的冬天里一次一次被风吹弯、又弹回来，弯下去、弹回来，从来没有断过。

我在那个村子里生活到十二岁，然后就离开了。后来去县城上中学、去大城市上大学、在上海工作、去了更远的地方。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学了基本生物学，见过比那两棵枫树更古老的树，见过银杏、见过水杉，见过那些需要抬头到脖子酸痛才能看见顶的巨木，我才知道老家的这些古树。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两棵树那样站着的——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旧，又那么从容。

去年春天我又回老家去过一次。那条土路早就通了乡间公路，从坡上通过，周边上的那些水稻田还在，但已经荒了大半，长满了杂草，有些种着山茶树。我在路口站了很久，慢慢抬头看看它，还是那么高大，但没有再长高。远远的，只剩一棵枫树还矗立原来的位置上，枝头刚刚冒出新芽，浅浅的绿，薄薄的，像新生的羽毛。乌鸦也还在，在树顶盘旋，叫得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它还会在那里站多久。一棵三百多年的枫树，大概不会太在意我在不在了。但我知道，在我心里，那两棵树的形象，不只是一棵树的样子——那是一整个故乡的高度和重量，是童年所有夏天的荫凉，是所有冬天的等待，是一想起就会让脚步慢下来的地方。

故乡那两棵大枫树，并排站在一起，它们隔了五六丈，却把一辈子连在了一起。

枫树会老，叶子落了再长，树皮一年比一年厚。但那个高度还在，那个冬天里摇摇晃晃却始终没有倒下的姿态还在。不过20年前回老家祭祖时，却突然发现，已经倒下的一棵，但另一棵，仍然象小时候一样：高大、挺拔、威武，仰头还能望见那个挂在树顶的乌鸦窝。

我想，这就是故乡留给我们的，能够记住并说出来的少有的几样东西之一：一棵银杏树、一棵苦槠树、两棵大枫树、四棵针叶松，这就是我心中全部的乡间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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