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Robert P. Crease

卢浮宫里有一幅气势恢宏的油画——《圣保罗在以弗所的传教》。在这幅厄斯塔什·勒·叙厄尔（Eustache Le Sueur）绘于1649年的作品中，一位愤怒的传教士举起了右手，仿佛在斥责众人一般，左手则握着一本《圣经》。底下的听众或屏气凝神或惶恐不安，还有一些人正忙着将书扔到火堆上。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书上画着几何图形。

厄斯塔什·勒·叙厄尔的作品《圣保罗在以弗所的传教》。

来源:RMN-Grand Palais（卢浮宫）©Gérard Blot

画中这一并不隐晦的信息呼应了1623年伽利略说过的那句名言：“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言下之意，那些能破解自然之书的人应当享有与牧师一样的权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伽利略所处的时代有两大权威：教会和国家。伽利略尝试证明科学家拥有第三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应当得到政治家、牧师以及另有企图的拥护者的重视。伽利略的尝试没有成功，至少在一开始没有成功。1633年，伽利略接受审判被定罪，余生都被软禁，直到1642去世。不过，及至17世纪末，欧洲政府开始承认伽利略曾试图建立的这种权威，并对各大科学学院、讲习班和科学家给予支持。

如今，圣保罗又回来了：科学的权威性再次受到了挑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从气候到医学，政治领导人都在“信心十足”地反驳科学结论，代之以谣言和断章取义的真相。我用了5年时间去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说教、谴责或呐喊“科学有用！”是无法改变现状的，扔出一堆统计数据和图表更是无济于事。在我看来，最好的做法就是借鉴那些倡导科学权威的先驱者的经验，他们曾面对牢不可破的阻力，曾置事业甚至生命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设计对策。在我的新书《科学阵地与世界》中，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或能启示我们如何对抗现代社会的反科学声音。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人们难免想当然地认为科学的权威性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很快就会自我复原，就像坚固的轮船在被大浪倾覆后又重新恢复一样。但残酷的真相是，科学其实更像Facebook，它的长处亦是它的短处。Facebook能让我们互联和分享，也因此有了被滥用的可能。与Facebook类似，科学是一种典型的探索方式，因为其具有技术性，易出错，基于集体成果，并能够重塑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连最顶级专家的权威也会被诋毁者罔顾。

科学的技术性在于数据解读，数据解读需要专业知识，这会让科学显得遥远而又抽象，并让许多政客对其视若无睹。（2014年，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Mitch McConnell在被问及气候变化是否是真的时表示：“我又不是科学家，我关心的是如何保障肯塔基州的经济。”）科学具有易错性，虽然允许根据新的知识对科学记录做出修正，但是这仍会让科学处于被动地位，因为“真相还未水落石出”。

科学的合作性质以及科学发现需要接受广泛的检验可能意味着科研结果被视为精英利益或是利益伪装的产物。此外，科学对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更会让那些坚持特定价值观的人打心眼里抗拒。（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闭幕后，美国阿拉斯加前州长Sarah Palin 在推特上写道：“那些说人定胜天的人既无知又天真。”）

如果我们不先去理解科学的这些弱点，这场与反科学的对抗就会沦为令人沮丧失望的“打地鼠”游戏：反科学的声音只会此消彼长，永无休止。为了遏制这种现象， 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在推动这个“打地鼠机器”运转。

那些倡导科学权威的先驱需要先摸透这个机器，才能制定出对策。拥有雄辩口才的伽利略正是这方面的高手。当他的敌人诉请神学裁决时，他利用对方眼中的权威给出了干净利落的还击，比如他曾说：“《圣经》讲的是如何进天堂，而非天体是如何运行的！”在当今世界很难照搬这一对策，因为当代科学的反对者不止有一个（宗教）动机，而是很多动机——贪婪、恐惧、偏见、便利、利益、政治，其中夹杂着不同程度的信任和不信任。伽利略很聪明地看穿了敌人的价值观。如果今天我们让伽利略就美国国会对科学发展的责任发表看法，他大概会说：“开国者让我们创造法律，不是让我们对创造立法！”

而反科学更像是一宗罪：与之战斗，既讲究短期策略，又讲究长期策略。关于长期策略，不妨借鉴那些引入西方科学的非西方国家的做法。这些国家当初需要知道，应以何种方式引入西方科学，才能使怀疑论者相信这么做不会摧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

我在书中列举了奥斯曼帝国的例子。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掌控着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并在医学、天文学和算术方面取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但是，及至18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屡屡遭受严重的战败。

奥斯曼帝国的国王，尤其是苏丹王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Sultan Abdülmecid I）（1823–61）之后的继任者，认为战败原因在于缺少西方式的科学。可是，他们能否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仍保留穆斯林的虔诚和民众的爱国情怀呢？奥斯曼社会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从政府到大众文化、小说、戏剧甚至卡通，无不可见这种观点的交锋。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1924年提出“知识和科学才是真正的向导”，这一论断来自于深刻的自我反省，由此带动了大规模的人文学科教育。这场辩论让奥斯曼民众变成了他们应该成为以及想要成为的样子。科学权威依附于人民，而非那些工具、方法、表格和数据。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摄于1944年。

来源：Fred Stein Archive/Archive Photos/Getty

在本书的末尾，我提到了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阿伦特侥幸逃过了大屠杀——1933年，她被盖世太保短暂关押；1940年，她被运往一个集中营，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阿伦特在一个人权泯灭、道德权威缺失的时代中度过了一生。如今，她笔下关于政治、真相和谎言的深刻思考再次被引用来评价当今可悲的政治现状。其中最为相关的是她对权威的解读。她认为权威并非先天存在，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真相本身并不具有权威性。只有依赖那些能创造她称之为“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机构才能够建立权威。若没有这些机构，那些毫无个人成就的人，那些自以为是满嘴套话的人，那些习惯极端化的人，以及那些为求曝光率而夸夸其谈的人，都有可能攫取到权力和影响力。为了深入说明这一点，阿伦特反思剖析了人性的整个演变过程，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等著作中给出了非常透彻的解读。

科学权威的消解也是同理，从否认疫苗用途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核协议的矛盾态度——伊朗核协议得到了科学家群体的支持，便可见一斑。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并不是一夜之间的结果，而是传统受到侵蚀的结果。我们需要回顾一路以来，科学权威如何被建立起来，遭受攻击，得到捍卫，与社会唇齿相依，又逐渐走向衰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科学与社会渐行渐远的当口做出反击。激励人们迈出这第一步，正是我作此书的初衷。

原文以The rise and fall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 and how to bring it back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3月18日《自然》书籍与艺术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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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87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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