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俞立平博主主持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写的序

武夷山

序

  “文革”当中，“红卫兵”小将强迫力学教授钱伟长等“反动学术权威”参加体力劳动。据说钱先生挑担子时，找不准在扁担的哪一处起肩，小将就讽刺说：亏你还是力学教授呢，连起肩位置都找不好！

用现在的话说，这些小将不懂得什么叫“分类评价”。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与科研，不是挑粪浇田，因此，拿用以评价农民的挑担子能力来评价钱先生是不合适的。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们在在看到一刀切式的学术评价，而不是分类评价。

可喜的是，还有一些学者在分类评价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俞立平教授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最近，他完成了新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 202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这是他在学术评价领域的第5部著作，前4部分别是：《科技评价方法基本理论研究——多属性评价面面观》（2011）；《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2017）；《计量视角下的科技评价》（2021）；《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创新与方法研究》（2023）。可以说，本书是作者在前4部著作中探讨的学术评价理论、方法、指标等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评价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实践的成果。

为什么要编制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呢？作者说，“目前针对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的评价还明显不足，已有的一些大学排名报告大多侧重于大学综合实力的排名分析，虽然也涉及到了一些文科发展、文科竞争力等的评价分析，但是总的来说，在评价指标、评价方案中并没有对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作有效区分，难以真实反映高校人文社科的发展情况。人文社科的发展有其学科的特殊性，从高校人文社科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的报告目前比较缺乏，本报告正是专门围绕高校人文社科发展进行分析与评价的报告，在国内率先开启了高校人文社科评价报告的先河”。应当说，这项针对人文社科特定对象的发展报告是很有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科技评价走在人文社科评价的前面，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科技领域的主要产出是论文，学术著作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需要出版周期较短的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工具，而学术著作的写作经年日久，往往跟不上趟；而对于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著作则是不可或缺的产出形式，因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没有那么快，对频繁出版的学术期刊的需求没有科技领域那么强，反而更需要沉甸甸的学术著作来反映深思熟虑的成果。无论对于哪种学术评价的对象，都可以借助文献计量学工具。对于论文，国内外早就出现了SCI、SSCI、SCOPUS、CSTPCD、CSCD、CSSCI等较成熟的数据库，它们成为对科技活动进行定量评价的重要工具；对于学术著作，除了科睿唯安2011年推出的BCI（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外，迄今没有什么全面、好用、易于获取的数据库，这就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定量评价更加步履艰难。可以大胆地说，在较高质量且成本可接受的图书引文数据库出现之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评价不会有大的起色。由于图书数据库的匮乏和可获得性较差，俞立平教授的新著也未能采用学术著作的数量及引用这两个对于人文社科评价不可或缺的指标，令人遗憾。希望俞教授的后续发展报告能尽早尝试用上图书指标。

当然，可用于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图书数据库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同行评议方法在出版社选题和图书内容质量把关方面并未获得普遍应用。大家知道，学术期刊用稿是必须经过同行专家评审过程的，而在图书出版方面，并没有普遍认可的规范化做法。有些出版社有较严格的选题程序，有些出版社则主要靠资深编辑的主观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最想实现的目标是能够评价一篇篇论文（及其作者）的水平，此时，刊载论文的期刊之影响因子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尽管“以刊评文”是不对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人们也亟需评价一本本学术著作（及其作者）的水平（图书销售量是不能代替对图书的学术评价的），可是，我们有类似“影响因子”的指标来评价出版社吗？如果有，它也可以成为评价图书作者水平的一个参考指标。可是迄今没有这样的指标。如何设计出类似于期刊影响因子的给学术出版社“排座次”的方法和指标，是全世界科学计量学工作者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曾经根据学术期刊论文对图书的引用情况，推出过对于出版社评价很有价值的大量数据。但这件事离笔者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还较远。

 俞立平教授在编制本报告时动了很多脑筋。他将人文社科发展评价的内容分为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国际化五个方面，也就是中国高校人文社科评价指标体系的5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展开为14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作者首先对科研项目、论文和奖励这三类最重要指标的概况进行了总体讨论。接着，根据分类评价原则，他分别对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双一流高校与普通高校、不同类型高校（财经、理工、民族、农林、师范、体育、医药、艺术、语言、政法、综合等）的人文社科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对于上述几种情况，又从省区分布的角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全书信息量、数据量之大，让人目不暇接。凡是对于高校人文社科发展状况感兴趣的人，一定会觉得本书价值不菲。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本书最后一小节对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昆山杜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这9所我国与外国、内地与香港合办的大学之人文社科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这9所大学由于不是“庶出”，是很容易被遗忘的。

笔者还想指出一点，由于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在争取研究经费方面根本无法与理工科高校及专业相比，本书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全不包括研究经费指标，这一点我举双手赞成。

我希望这个发展报告坚持不懈编写下去，并不断完善。对于人文社科评价这么复杂的大工程，有待不断完善的地方肯定不少。这里我只举两个小例子。

作者设计的“人文社科国际合作论文比例”是指“高校在统计当年发表的人文社科国际合著论文总数占高校发表的人文社科英文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其中国际合著论文是指由2个或者2个以上国家（地区）的作者共同参与合作发表的英文论文”。那么，高校教师与国际同行合作发表的日文、德文、法文、俄文、韩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其他语种的论文就不考虑了吗？ 拥有较多小语种专业的有实力的外语院校在评价中不是反而吃亏了吗？

我个人觉得，“智库数量”这一类“挂牌子”指标不是很好的评价指标。一般而言，最好的指标是产出类指标，如论文数、专利数之类。次一等的指标是精选的投入类指标，如“科研项目”，因为可以认为，具备较高的科研水平才能申请到高档次科研项目，而项目经费又为做好科研奠定了物质基础。可是，如果有学者（尤其在文科领域）在没有项目经费支撑的情况下写出了高水平专著，那不是更了不起，更值得表彰吗？所以，投入类指标肯定不是最好的指标。“挂牌子”是我国很多部门、很多地区多年来习惯的管理措施之一，其弊病是很严重的。举另外一个领域的例子：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于是很多企业拼命争取挂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牌子。高新企业认定条件中，对申请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拥有状况有一定要求，于是某些不实事求是的企业就委托一些中介公司帮自己申请（也就是瞎编）毫无价值的专利。我国专利迄今总体上含金量不高的部分原因在此。熟悉产业界情况的人都知道，某企业挂上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牌子，难道就意味着该企业真的在开发高新技术方面成了好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我本人一向不主张过多采用“挂牌子”类型的评价指标。

刚才指出了本书设计的高校人文社科评价指标的可能缺陷，但瑕不掩瑜，本书在高校人文社科评价方面勇闯新路，这才是最值得赞赏的。

是为序。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退休研究员

2023年10月10日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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