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schrift（纪念文集）有什么用？

武夷山

    festschrift，经常指的是致敬尚在世的某学者的纪念文集，其中的内容可以是被致敬者的论文、传记资料、学术简历、照片以及其他人论述被致敬者学术思想的文章等多种形态的东西。它也可以是某学术机构成立周年庆的纪念文集。在学术领域，纪念文集的“集主”（我编的一个词。传记的主人公叫“传主”，那么纪念文集的主人公就可以叫“集主”）往往是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纪念文集的编撰者经常是“集主”的学生、同事或朋友。

比如，在我们科学计量学领域，在荷兰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奖得主Henk Moed于2021年10月20日去世之前，向他致敬的festschrift“Evaluative Informetrics: The Art of Metrics-Based Research Assessment，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Henk F. Moed（评价性信息计量学：基于指标的科研评价之艺术，致敬Henk F. Moed的文集）”于2020年出版了。该书收入了Moed教授本人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和学术同行们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馆员赵勇和我等4人合写的一篇文章，Origin and Impact: A Study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fer of Professor Henk F. Moed’s Works by Using Reference Publication Year Spectroscopy (RPYS)。

按说，学者的纪念文集是人才学定量研究的绝好资料，可是迄今我未见到有科学计量学者利用它做文章。原因之一，我想是纪念文集这种体裁太怪了：你说它是专著吗？不是。是通常意义上的编著吗？也不是。出版社决定是否出版某书的考虑因素之一，是作者或编者的名气，而纪念文集的“集主”可能是出名的，文集的编者却不一定出名。它怎么分类，分到集主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所在的类别还是分到传记类？它是资深图书馆员都不好处理的“怪胎”，对它的加工深度迄今仍欠缺。我们别忘了，怪胎可能是宝贝哦，如哪吒。

Edwin S. Gleaves（1936-2017，曾任美国田纳西州图书馆馆长）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RQ杂志1985年春季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A Watch and Chain and a Jeweled Sword; or, The Graveyard of Scholarship: The Festschrift and Librarianship。文章说：

Festschrift是致敬一位学者或教师的文集，它是让图书馆员头疼的书目学“幽灵”：因为无法对纪念文集的内容进行适度的书目学控制；因为纪念文集的认可度较低；因为纪念文集的发行量有限（博主注：图书馆想收藏纪念文集还不一定买得到呢）；因为纪念文集的质量参差不齐。

现代festschrift发端于19世纪，它一般是在被致敬者的生日或退休的那一天发行。近年来，由于许多领域产出的纪念文集的数量越来越多，纪念文集的书目控制水平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图书馆学领域。改善的原因是，本领域出版了一些纪念文集的索引，对“图书文献和情报学文摘”中收录的纪念文集做了内容分析。纪念文集的质量可从几个方面来表征：文章的长度；作者的知名度；文集编撰的基本目的，等等。纪念文集可以成为“将过去与未来连接在一起的仪式”。

博主：名称为《……纪念文集》的书在我国也能见到，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但这些文集不能与festschrift划等号，因为我们这边的纪念文集不是在被纪念者生前出版的。比如，钱穆先生逝世于1990年，其纪念文集出版于1992年。

笔者呼吁我国的出版社今后多出版一些与festschrift对等的纪念文集，它将是学术传承的宝库，是人才研究的珍贵资源。在被致敬者生前出版纪念文集这一规定或习惯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第一，对于以学术为志业者，出版纪念文集是对集主的最佳安慰和奖赏；第二，纪念文集如果收入被纪念者的代表作的话，可以由集主自己决定哪些文献是代表作，这才准确。

笔者也呼吁我国的科学计量学者踊跃开辟festschrift定量分析这块处女地。谁做了，就可能是世界第一，正如笔者是世界上首先对科技译文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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