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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难以依赖短期考核与激励,建议青年人在自我驱动中稳步成长,避免过度“内卷”

已有 2183 次阅读 2025-9-23 10:41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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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青年论坛现场,图2摄影by杨浦东

9月22日,202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以下简称“TR35”)亚太区入选者在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青年论坛揭晓,其中25人是中国国籍,5人来自上海,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可持续能源、量子计算和新材料等领域。《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联合出版人陈禺杉表示:“新一届的入选者中,有人专注于可穿戴的微纳传感器,有人致力于推动用智能体帮助人类开展各种工作。本届评选不仅是对入选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可以从他们的贡献中洞察到未来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科技的发展趋势。亚太之大,文化之复杂,没有哪一个难题可以被单点突破,很多问题都要通过跨国、跨学科、跨产业的合作才能解决,互惠互利才能构筑共生共存的生态。”

这项评选由《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起,在过去11年里,亚太区共有220位入选者,其中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以82人的入选人数持续领跑,新加坡以76人紧随其后,中国和新家坡成为亚洲创新密度最高的两个国家。

AI领域走在最前列的已不再是大学,而是“大厂”

在今年5月发布的TR35青年创新奖中国区名单中,AI人才占据极大比例。此次亚太区名单中,AI虽不占绝对优势,仍是入选者们研究的“重头戏”,接近一半入选者的研究方向或与AI直接相关,或有与AI交叉的尝试。如Google Deepmind主任科学家夏斐融合了多种基础模型与机器人感知和执行,为机器人智能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闵世媛提出了非参数大语言模型的新范式,让模型学会在外部世界中寻找答案;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杜少雷从理论角度研究和解释了AI的部分核心难题;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吴翼训练大语言模型进行复杂策略推理与人机协作,并实现商业化;耶鲁大学助理教授陆路开创了“算子学习”的理论、算法与应用,显著提升了模型在特定领域的精度、效率与泛化能力;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朱可人通过AI赋能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并成功流片;浙江大学副教授高飞提出了一套分布式群体协同框架,提升无人机集群在未知环境中的表现;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涂锋斌提出可重构存算一体架构范式,为解决AI算力瓶颈提供高能效芯片方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俞江帆推进了微型机器人系统的医疗场景应用,完成了精准微创手术及智能诊断等任务;29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张嘉恒开创了零知识机器学习,为区块链互操作性提供了无需信任的解决方案。

今年亚太区25位中国入选者中,除了绝大多数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入选者,也有2人来自企业,他们分别是32岁的Google Deepmind主任科学家夏斐和今年加入小米汽车担任高级研究总监、主任科学家的陈龙。夏斐的研究致力于解决通用机器人在复杂非结构化环境中执行长时序任务的核心挑战,正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进入家庭和办公室等非结构化环境铺平道路,有望在未来深刻改变人机交互的方式。他与团队共同主导开发了SayCan系统,使机器人能将抽象的人类语言分解为一系列自身能力范围内可执行的具体动作。这一框架有效解决了语言模型的“纸上谈兵”问题,为机器人赋予了基于现实的常识推理能力。今年3月,他所在的团队推出了GeminiRobotics,将谷歌Gemini模型集成进机器人系统,被视为通向通用型机器人的关键步骤之一。陈龙始终致力于将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和语言能力引入自动驾驶系统,旨在突破传统端到端AI的限制,构建一个不仅能驾驶,还能用自然语言解释其行为和意图的“透明大脑”。这项工作的核心是让车辆能清晰阐述其推理过程,从而使其决策过程对人类来说是可理解和可审查的。针对自动驾驶领域的“黑盒”信任危机,陈龙参与开发了能够回答真实世界驾驶场景复杂问题的LingoQA模型,以及业界首个实车部署并在公开道路闭环测试的VLA模型“Lingo-2”。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教授在论坛圆桌对话环节指出,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在最前列的已不再是大学,而是“大厂”。这也对科技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

跨文化合作推动新材料研究

在AI之外,新材料领域的研究此次也占到接1/3的比例。这些研究既包括新材料的开发,也涉及能源、医疗等多个领域新材料的应用研究。如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刘春森利用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提升闪存的性能极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灿开发了高质量二维材料快速批量化制备的方法,推动了新型半导体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赵成龙关于钠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的研究解决了该领域长期缺乏理性设计的难题。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高级科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兼职助理教授李博凡与合作者开发了闭环可回收膜,为膜材料的循环利用提供了解决方案。这项技术允许膜在生命周期结束时,通过解聚去除污染物并重新制备成新膜,从而有望避免数千吨膜废料进入填埋场,并大幅减少与膜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实现在延长膜使用寿命的同时显著降低环境影响。此外,李博凡和团队还设计了一种具有可调选择性的自适应膜,通过温度和pH等外部刺激实现智能、节能的分离过程。除了基础研究,她还致力于将科学进步转化为现实应用,积极与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可持续膜材料的商业化路径,提升生产过程的效率、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她告诉记者,此次入选既使她对自己过往的工作更有信心,也有助于她在与其他优秀科研人员的接触中,寻找未来的合作伙伴。

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陈昊凭借界面及组分工程创新策略,破解了器件关键难题,在单结及多结全钙钛矿叠层电池领域取得了多项效率突破。陈昊认为,自己的研究历程深深受益于跨文化合作。在加拿大从事博士后期间,他所在的Sargent课题组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团队,成员来自北美、欧洲、亚洲等多地。这种环境极大地拓宽了他的思维边界,带来了思维方式的互补。例如,在解决钙钛矿界面钝化问题时,东方思维可能更强调系统优化和经验尝试,而西方团队则擅长机理建模和精准设计。两者结合,往往能更快地揭示问题本质,找到更优解决方案。他所在团队发表在《Science》上的分子构型设计突破,正是东西方科研思维碰撞的成果。

陈昊认为,这种高效稳定钙钛矿光伏技术如果能够实现大规模应用,它所带来的改变将是革命性的。其一是将带来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钙钛矿电池成本低、可柔性制备、适合叠层技术,未来,人们不仅能看到更廉价、更高效率的巨型光伏电站,更可能见到“光伏无处不在”的场景——建筑的外墙玻璃、汽车的顶棚、手机的背板、甚至帐篷和衣服表面都可能成为发电体。这将极大加速全球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其二,低成本和高适应性将使太阳能更深入地渗透到偏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分布式电网中,大幅降低清洁电力的获取门槛,真正实现“人人可享的可持续能源”,促进能源获取方式的民主化和能源公平。其三,光伏成本的大幅下降和效率的极致提升,将使太阳能成为主导能源。这不仅将彻底重塑电力行业,更将为低成本制氢、电动汽车大规模推广提供强大的动力基础,催生现在难以想象的新业态和生活模式,开启新的产业与科技革命。

“青年学者与其争夺‘第一’,不如成为‘唯一’”

担任本届评选评委之一的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徐强长期从事金属-有机框架(MOF)及其衍生材料的可控制备与应用研究,研究方向涵盖光催化/电催化、电化学能源存储与转换等领域。他在日本工作30多年,曾任日本国立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AIST)首席研究员、AIST-京都大学能源化学材料开放创新实验室主任,2020年正式加入南方科技大学。虽然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于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一般没有要求,徐强迄今已发表论文近600篇,并于2014年至2023年连续10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在论坛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强回顾自身科研历程,提到自己在40岁左右时处于学术活力的高峰期,更具有挑战精神,但这一切完全出于对科研的纯粹兴趣与内在驱动。在他看来,日本的科研体制重视公平和平均,科研人员即便取得卓越成就,其经济收入也不会有大幅提高,除非选择创业。这种机制可能导致部分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但其优势在于大多数研究者不受短期利益驱动,能够静心从事由内在兴趣牵引的、具有长远价值的科研工作,较少受外界干扰。相比之下,中国的科研体系更强调对个人的激励,其力度接近美洲国家。中国这一二十年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这种激励机制密切相关。

但徐强同时也提出,未来中国是否仍需主要依靠物质激励来推动科研,值得深入思考。毕竟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难以依赖短期的考核与激励,而更需要长期坚持和内在的驱动。科研界应更加包容那些源于内在动力、注重长期积累、并能产出实质性突破的研究工作。

他注意到,日本已开始逐步借鉴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有益经验。在中国,科研竞争环境激烈,“内卷”现象一定程度上源于同行间的比较。适度的竞争固然有助于激发活力,但过度的外部压力可能削弱科研人员的内生动力。作为经验较为丰富的年长学者,他更愿建议青年科研人员保持平和心态,在自我驱动中稳步成长,避免过度“内卷”。他认为这对年轻人是一种保护。在科研方向选择上,徐强鼓励青年学者不应一味追逐热点、挤占同一赛道,与其争夺“第一”,不如努力成为“唯一”。他本人就一直倾向于探索无人涉足的研究领域,在MOF衍生材料的可控制备与应用方面已坚持深耕近20年。

徐强主张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不应仅体现在物质与荣誉激励,更要健全从实验室到产业转化的桥梁机制。因为“仅靠单个团队难以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需通过社会机制,在大学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工业化之间搭建桥梁,让科研人员能专注探索,由专业机构承接后续转化工作”。据介绍,他本人曾经任职的日本国立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正是致力于开展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桥梁型”工作。

此外,徐强也强调了跨学科、跨文化背景交叉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对国际人才的接受度可能已优于日本甚至欧洲一些国家,值得在这方面坚持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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