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于西安举行的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2022年年会上，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第六届会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于布为提出，希望国内麻醉医学界积极迎接人工智能麻醉时代的到来。他透露，瑞金医院麻醉科正努力建设国内医院医疗系统内第一个全智能化的科室，有望在3年内使麻醉学科的临床部分具备世界领先水平。

麻醉可救治重症、难症病人，国内麻醉科医生高度紧缺

中国每年需要手术的人口占全世界的1/7，每年有6000万例手术病人需要麻醉，但国内麻醉科医生人数显著少于其他科，总数不到11万人，每10万人口麻醉医师数量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而在近年推出的舒适化医疗领域，分娩镇痛、医疗美容、胃肠镜麻醉、微创介入治疗及各类急慢性疼痛治疗，甚至今后的戒毒、注射死刑、安乐死等领域，对麻醉的刚性需求却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培养的麻醉科医生不超过5000人，原有的麻醉科医生队伍则随着一部分麻醉医生的退休而不断缩小，在岗麻醉科医生的手术工作量急剧增加。一部分麻醉工作如果交给护士做，由于护士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不是以应对麻醉科工作为主，这就好比让辅警从事警察的工作，在于布为看来并不合适；出于提供部分就业岗位的目标不是完全不可行，但实际操作中效率低下，不受麻醉医师们的欢迎。

“麻醉医师不担心失业，但怕会过劳死。”于布为教授笑侃。他主张用麻醉机器人代替医生从事部分麻醉工作。在他看来，这既是解决我国目前麻醉医师严重紧缺这一人力资源问题的好办法，也符合当前我国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规划，已具备实施条件。“当人工智能化的麻醉机器人代替了80-90%麻醉医师的工作时，其中的一部分麻醉医师就可以去从事更多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工作，还有一部分麻醉医师可以去从事麻醉治疗，从而带来整个麻醉学科业态的变革。” 已从事了30多年临床麻醉工作的于布为教授为之感到振奋。

他告诉记者，麻醉医师在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中发挥着大家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些没有特效药的疾病，给病人上肌松药进行全身麻醉、做气管插管等工作，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往往由于久不从事而比较生疏，麻醉医师则更懂得如何在第一时间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据统计，重症医学科对重症病人的抢救率最高达50%，而麻醉医师通过控制病人的恐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很好地调节人体脏器各个部分的微循环，可以使重症病人的抢救率达到80%，甚至100%。1958年，瑞金医院麻醉科曾首次通过应用肌肉松弛剂和人工冬眠技术进行麻醉，保障了当时国际首例大面积严重烧伤患者抢救的成功；前两年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中，麻醉科的重要性也体现得尤为明显——重症病人接受麻醉后，通过人工呼吸维持少则一二十天、多则四五十天的生命，其间，体内的抗体自然已经慢慢产生出来。

此外，麻醉是可以治病的。例如颈椎病、失眠、破伤风、狂犬病等被称为“顽疾”“不治之症”的疾病，以及一些其他学科难以治疗的疾病，麻醉医师也有可能对之进行治疗。

麻醉机器人操作技术标准20多年前已有雏形

“现在管一台手术通常需要3到4位麻醉医生，运用人工智能麻醉设备后，麻醉间里只需要有一位麻醉医生进行观察和操作。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动根据病人的反应调节状态。再往后，可能连这位医生也可以由机器替代。麻醉机器人设计者将高水平的麻醉流程写入程序，大大有利于缓解我国麻醉医师不足、地域分布不均的现状，对原先麻醉科医生高度紧缺的高海拔或老、少、边穷地区，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一些由于体质等原因不适应当地、无法在当地久留的麻醉科医生，将可以通过会诊和远程遥控，为这些地区的病人完成麻醉。”于布为教授介绍。

于布为的信心部分来自他本人早在1999年就曾率先提出过临床麻醉中全身麻醉机器操作相关技术标准。当时他才三十多岁，全国共有麻醉医生6万人，与这一技术标准同期诞生的是于布为为中国麻醉学科原创的“理想麻醉状态”理论。该理论主张将单纯强调病人在麻醉过程中血压、心率的正常，转变为在血压、心率正常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体各脏器微循环灌注的调节；借助监测设备的发展，将所有临床所能监测到的生理指标，都控制在人体生理的正常范围之内。简而言之，就是在麻醉时，通过调节血管张力和心肌收缩力与血管容量的关系，使人体血压接近正常，而不是像其他机构那样，通过升、降血压药物和控制心率的药物，或者用浅麻醉、伤害性刺激将病人的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这样的做法既能杜绝病人在麻醉过程中死亡的可能，也可为患者的术后恢复提供良好的机体内环境，增进病人术后的舒适度。

当时，于布为提出的技术标准不同于欧美国家长期实行的标准，也尚不为主张通过扩大麻醉医生队伍来提高救治率的国内主流麻醉学界所认可，有同行甚至开玩笑说：“照这样，难道今后我们麻醉医生开会，要一半是医生，一半是机器吗？”

　　如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苏黎士大学和意大利米兰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的麻醉机器人已在临床试验阶段，中国国内也有医疗机构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中国一线城市的临床麻醉水平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于布为教授20多年前的麻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他认为，目前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相差不多，随着近几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出，眼下推出麻醉机器人正当其时。

附：

    最近和人讨论ChatGPT时，发现我对这个软件最没有好感之处是它混淆了真实存在和虚构的存在，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这就像创造了一个新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这也像讨论中我们常常会提起一个例子：一个长得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鸭子？答案当然是不确定的。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媒体上流传的新冠病毒和真实的新冠病毒之间（想想不然它为什么一夜之间消失了……）。那么，当麻醉医师通过升、降血压药物和控制心率的药物，或者用浅麻醉、伤害性刺激将病人的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时，是否意味着病人整个身体的运转状况真的是符合麻醉所需的“正常”要求的？这是我听到于医生的“理想麻醉状态”理念时，感到特别熟悉和理解的原因。

　　现在看来，真的事物，和看起来像真的的虚假或虚构的事物，将越来越多地伴随人类社会，同时把越来越多不在乎或无法分辨两者之间区别的人，越来越极化为另一种人。

　　今天听一位建筑设计师讲到他使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时，和使用ChatGPT类似的感觉：早期有些步骤确实省力不少（老板为此解雇了不少员工），但到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力进行修正的环节，忽然发现找不到那些错误的发生位置，因而修正变得令人无比痛苦。这种感觉对我来说也太容易理解了！——我通常就不能使用那些看起来好像能使我省心的工具，因为最后它们通常会使我加倍痛苦。这也是我经常主动与一些也许适合别人但不适合我的新技术工具绝缘的原因。别人所说的“节约成本”可能主要指节约能耗、时间消耗和金钱消耗，但对于我的成本，这些并不是全部。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个人成本是心情消耗(比如明明3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事，为什么非要拍3分钟视频？叔本华说：那些不能跟上时代精神的人，必将背负更多时代精神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人的了解，比较容易地在一个场景中感觉到他（她）的矫饰，但很难通过使用一台机器制造的产品去轻易发现机器潜在的bug。

　　真实未必是艺术的标签，但一定是人性的标签和人性最后的堡垒。如何辨别真伪呢？我喜欢爱因斯坦的那句“你的工具越简单，你的感觉越清晰”。所以只要ChatGPT对我来说不够简单、直接地增进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就不倾向于使用它。爱因斯坦还有一句话——“直觉是第一位的”。人类常常舍近求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