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33岁那年，到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去执行任务，年轻战士们渴望了解科学的神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普文章。之后的40年里，身兼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两种身份的卞毓麟共创作和翻译了30多部科普图书，主编和参编科普图书100多种，发表科普文章700多篇。其中，《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数字杂说》二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图书《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和宗教的传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他还做过无数场科普讲座，受其深入浅出学识影响的，不仅有校园里的学生，公园里的老人、孩子，社会上的白领，也包括像我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那样的科坛名家。

　　在上周六由上海市科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承办的“加强评论，繁荣原创——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数百“卞粉”汇聚于上海科学会堂卢浮厅，场面之火热使工作人员不得不从场外搬来椅子给会场加座。整个会场一天未散。像这样纯粹凭借个人感召力带来的与会盛况不要说是在科普作家中，即使是许多大科学家、院士都不曾享有，很大程度上，也颠扑了“科普人员文化素质不高，公众不爱看科普”的流行说法。

　　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卞毓麟现象”？这对当下中国的科普创作又意味着什么样的启发？倾听卞先生和他的同道、朋友、学生们的感言，也许可以窥斑见豹。

　　一名优秀星空向导的自我修养

　　在卞毓麟自己看来，高级科普讲究的是科学性和可读性兼容，科学普及在有了一线科学家这些“发球员”之后，还需要有出色的“二传手”把接来的“球”到位地传递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显得格外重要。他曾在2005年11月25日给《科学》编辑部原主任潘友星的一张纸条上就《科学》的“软”“硬”问题写了一句话——“内容无须软，形式不能硬。”他也曾在好几个场合表达过自己心目中最好的科普“应该让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从哪里开始”。

　　借用阿西莫夫在其自传《人生舞台》中用“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对两种写作风格所作的比喻，卞毓麟传达了自己对科普创作风格的选择：镶嵌玻璃花妙，但是看不透里面是什么东西；平板玻璃则直白，仿佛不存在一样，背后的一切却都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卞毓麟始终以质朴无华的态度让自己的作品明白易懂，强调“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为公众奉献的田野中耕耘。”与会的年轻一代科普工作者在发言中数次提到卞老的这句话，上海天文馆展示设计师、同济大学天文协会创始人朱达一特别称之为“一名优秀星空向导最重要的一条自我修养”，从中可见卞毓麟科普理念影响力之深广。

　　但科普，还不仅仅是只要有态度就能做好的事，“卞氏科普”的成功，更与卞毓麟本人跨学科的深厚学养基础紧密相关。用上海科技馆天文馆建设指挥部展示部部长林清的话说：“他在1998年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前，曾经在北京天文台的星系研究组工作了30多年。长期的科研实践使他充分理解科学工作和科学思维的特点，更使他拥有足够扎实的现代天文学专业基础。这样的专业背景，再加上他发自内心对科学写作的喜爱，以及在写作生涯中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才成就了他在科普创作上的高度。”也许正是出于自身的这种经验感受，1993年，卞毓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以此呼吁科学界对科普问题的关注。

　　“科学+人文”底色上的科普创作

　　而卞毓麟的科普，又不仅仅是典型“科学家”式的。今年48岁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科技日报》主任编辑尹传红37年前与卞毓麟因对阿西莫夫的共同兴趣而相识相知。他在谈卞毓麟的著作《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时认为，《追星》一直在做一个尝试，就是“回到”过去，尽力去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发现过程，包括失误和挫折；作者在创作中也力图对科学发展的历程作一些人文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个知识硬块抛给读者。比如《追星》第三章《近代天文学的曙光》在谈到开普勒与第谷之间那种奇怪的“合作”关系时，有两段十分精辟、传神的叙述与评论：

　　“开普勒对第谷颇寄厚望。可是，他在第谷那里的所见所闻，却与始料相距甚远。第谷对开普勒颇有戒心，生怕自己请来的助手最后成了一场重大科学竞赛的对手。他不甘心痛痛快快地把毕生辛劳所得的精华奉送他人，所以只是零敲碎打地今天说出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又提到另一颗行星的交点坐标。

　　两个人都预感到前面会有更丰硕的成果，但是他们都无法独自取得。因此，他们继续步履艰难地互相配合。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合作却成了体现近代科学精神——观测与理论的对证和交融——的最早范例。”

　　尹传红表示：“品读《追星》，不时会有一种很强的画面感，此乃书中贯穿之历史和中西观照使然。”这种画面感，本报记者也亲身体验到过。

　　“请想想一万年前吧：太阳早已落山，大地一片寂静。这是一个无月的晴夜，远处，近处，没有一丝灯光……漆黑的天幕上群星璀璨；原始人惊讶地注视着它们：星星为什么如此明亮，为什么高悬天际，为什么不会熄灭，为什么不会落下……”2011年上海市科普开放日活动中，在葡萄架下的复兴公园草坪上，卞毓麟正是以这样以别开生面的讲述，开启他的“追星之旅”主题讲座。这一独特的现场氛围，也感染笔者很自然地为那篇报道起了一个诗意的题目——《葡萄架下聆“天语”》。

　　对于卞毓麟科普创作的人文底色，朱达一也表达了由衷的赞赏。“我们看他聊霍金，绝对不会从黑洞着手。18世纪后期的湖畔诗人以及华兹华斯的树林就成了故事开始的地方。说哈勃，好莱坞获奖影片《一夜风流》的颁奖典礼则成了大背景……我们从人类文明的门口，被引入一座缀饰着璀璨群星的花园。人文、科学、历史、艺术，全如此园中的垒石成山，星河作沼，巨镜凌霄，而向导本人则对此园中的一花一景全然了然于心。”

　　抓新闻热点，借媒体发声

　　同行形容卞毓麟丰产，常喜欢引用一个数字——他的科普创作已超过700万字。但比起产量之“多”，卞毓麟自己更在乎质量之“好”。无论“多”还是“好”，都倾注了这位“星空向导”不懈的耕耘和奉献。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说：“科普创作要‘繁荣’，就要抓紧时间；要‘原创’，就要博览精思。卞先生对于科普创作的态度便是：‘分秒必争，丝毫不苟；博览精思，厚积薄发’。这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称：“在上海、在天文学及其相关领域，卞毓麟就是我们许多媒体人的希望之星，‘只要找到他，就能解决问题’已是上海科技新闻界很多记者编辑的共同感受。”而卞毓麟本人也有强烈的“抓新闻热点，借媒发声”的意识。这除了反映在新闻事件发生后，他迅速的反应能力上之外，还体现在他主动约媒体沟通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上。最典型的当数对2012年12月21日的所谓玛雅预言文明世界末日说的解析。当年12月初的一次公开讲演后，卞毓麟的手机短信、电话不断，几乎全都是媒体记者在追问玛雅历法和“世界末日”。“对此，其实卞老师早有准备。早在2009年好莱坞科幻大片《2012》热映时，他和一些天文学家就有预感：这个来自玛雅历法的‘末日预言’肯定需要澄清，而天文学家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为此他在2012年12月之前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了一个讲演，为的就是把所谓‘玛雅预言’的真相呈现给大众。他通过客观、真实地介绍玛雅历法，让陷入‘末日错觉’的公众从误区中走出来。”江世亮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12月18日起的几天里，卞毓麟被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的记者“包围”，分身乏术，在此情况下，他仍专门抽出时间到《文汇报》科技部给记者、编辑解读玛雅历法。“他为此专门查阅了大量资料，制做了PPT，一边放一边解读，连一位在座的保洁员也说他听懂了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

　　科普名家贾祖璋曾经说，“一篇好的科普作品，好像一曲清泉，一江碧水，涓涓不绝，潺潺东流，科学术语不能是阻挡流水的岩石，也不是激起漩涡的暗礁，而是水面的涟漪，往来的帆影，是落花飘荡，鸥鸟沉浮，是大自然必须的点缀。”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助理、副总编杨虚杰表示：“卞先生的作品给予我们的正是如此的阅读感受。”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同情……”在纪念享誉全球的科幻泰斗和科普大师文萨克·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2002年，当卞毓麟特地译出这篇1992年4月6日卡尔·萨根深情写下的讣告全文时，这位阿西莫夫的研究者和作品翻译者大概不会想到，后来他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阿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