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庆

面对随时暴发的疫情，他的生活状态基本上只有两种：不是在应战，就是在备战。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是一部传染病科学家的个人成长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坎坷和光荣。

正在肆虐的埃博拉让全世界都紧张了起来。世卫组织近日更是将这一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场埃博拉攻防战里，中国再次成为焦点之一。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日前表示，西非国家可借鉴中国传染病防控经验，增强公共卫生领域投入。

传染病防控经验的积累，背后是疾控专业人士的艰苦努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徐建国就是其中一位。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是一部传染病科学家的个人成长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坎坷和光荣。

爱上一份不容失败的职业

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采访完徐建国的当天中午，记者搭他的车回市里，而他正要赶到卫计委开会。

上车不久，徐建国就在后座上睡着了。这是这位长年高强度、快节奏工作的科学家特有的一种“充电模式”——夜里睡眠不足，利用路上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徐建国已习惯熬夜工作，并笑称“一过晚上12点效率就特别高”。

面对随时暴发的疫情，他的生活状态基本上只有两种：不是在应战，就是在备战。

同龄人很多都已过上了悠闲的退休生活，而1952年出生的他却不得不学会和身体好好相处，好让身体支撑自己像年轻人一样拼搏。

几年前，身体就给过他一次“黄牌警告”——每天往返于南城的家里和昌平的研究所之间，相距60公里，外加长时间伏案工作，让他的腰不堪重负，矛盾终于暴发，徐建国随之被放倒。坐都坐不起来，吃饭都要趴着……

不过，身体的“警告”、工作的繁忙，远不及这份职业带给他的心理压力——他所从事的不明原因性传染病事件病原学调查，有点像“马航事件调查”，迷离扑朔，一切靠证据说话。一不小心，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难度可想而知。但他的工作必须及时拿出准确结果，否则失败的代价很可能是更多的生命。

1999年夏，苏皖交界地区发生了神秘而严重的疫情，177人因突发肾衰和其他脏器衰竭死亡。疫情发生两个多月后，病因仍然不明，徐建国临危受命前去调查。

根据先有腹泻病症状、后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临床表现，徐建国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自己此前就有研究、而国内少有人了解的O157：H7大肠杆菌感染。

很快，徐建国组织力量，从患者粪便样本中分离到了菌株，采集了血清样本，并连夜送往他在北京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疾病的元凶正是O157：H7。

在疫情讨论会上，徐建国拿出了调查结论，并建议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但这种病菌当时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并且我国境内此前尚未发现过该疫情暴发，因此，与会人士一时难以完全认同徐建国的调查结果。

徐建国心里也在忐忑：万一自己判断失误怎么办？不过，出于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自信和职业责任的要求，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原卫生部的支持。事实也最终证明了徐建国判断的准确。

做过文学梦，当过临时工

谈到这份工作，徐建国说：“年轻的时候忙起来，一周只能回家一次。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偶尔也会劝抱怨辛苦的年轻人好好考虑：“想一天工作八小时就别搞科研啦，人生很多选择嘛。”

不过，出生于山西农村的他年轻时却没有多少选择。那时，他并没有早早就树立起“做科学家”的理想。事实上，进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最早源自生存的压力和追求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榆树皮可以扒下来晒干，粉碎成面粉状，稍微掺点玉米面，外婆把它烙成饼，加点油，很香的。”回忆儿时的生活，徐建国感慨万千。

起初，徐建国最大的梦想是文学，并期望这个梦想可以帮他翻过家乡的那个山坡，走向一个不同的世界。遗憾的是，这个文学梦并没持续太久，不是想考的大学没有中文系，就是已经招满，最终在那个“有大学上就已经很珍贵”的上世纪70年代，徐建国被山西医学院录取。

在考上大学之前，徐建国已经有了底层社会的历练——当过农民，在冰棍厂里做过工人，在纺织厂里修过织布梭——曾经挑着担子一天走六十里山路的经历，让他至今两个肩膀都不一样高。

如果说儿时的困苦和进入医学专业，是自己被动的选择，那么人生的轨迹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则是徐建国主动持续拼搏的结果。

在几乎没有英语基础，不被外人看好的情况下，他决定报考研究生，而且目标定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为此，他开启了独特的考研复习模式：每天清晨六点左右睡觉，中午起来直接吃午饭，稍稍午睡后开始学习，晚饭过后一直学到天亮。

终于等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或许是命运的玩笑，考官发现信封里竟然没有考卷，一些考生因此没能完成考试。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煎熬，徐建国获得了补考的机会，并且如愿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

“从此之后我真正被带入了医学科学的殿堂。中国医学科学院那时候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未来国家的医学精英。”徐建国随后又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疾控的前身）攻下博士学位，并两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深造。

打有准备的防疫战

“学成下山”的徐建国开始在传染病防控的江湖崭露头角，并逐渐在业界树立起了学术权威。

就像美国大片当中的关键人物一样，当疫情越发扑朔迷离的时候，徐建国往往就会被推向前台——从1994年进入中国疾控中心至今，在从事新发、突发、不明原因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20年职业生涯中，徐建国主持完成多起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病原学调查：1995年山东某儿童多细菌协同性坏疽、1997年四川某医院星状奴卡氏菌感染事件、2008年奥运期间的输入性类鼻疽病例、2010年发现和命名福氏志贺菌Xv血清型……

随着经验的增加，徐建国开始有意识地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

特别是在“非典”后，“2004年，我们请研究所的专家，根据国内外传染病的流行资料和自己的学识判断，独立提出未来可能会对中国人造成麻烦的病原菌名录，主要是新的、罕见的、国内尚未研究的病原菌。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了80种病原菌的名单。根据这个名单，逐年布局，每年研究储备10 种左右，以提高检测、鉴定、分析和诊断能力。”

徐建国领导的团队，也随之打出了一场场准备充分的疫情防控战。

2005年夏，四川暴发的那场著名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疫情中，徐建国团队高效协作，快速拿出了准确的检测报告，明确了病因，从而为有效扑灭疫情提供了科学依据。

成功背后正是徐建国的准确预判和提前布局——就在疫情暴发前10个月，徐建国的博士生杜华茂建立了“猪链”检测方法，储备诊断试剂，收集参考菌株，在危急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样，2006 年初，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研究员张立娟适时启动无形体等病原体技术储备研究，不久之后就派上了用场。

当年，我国南方某省的一名农妇高烧不退并不治身亡。此后两周内，抢救她的4名医护人员和5名亲属都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徐建国团队很快就确定，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人粒细胞无形体病，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嗜吞噬细胞无形体可以人传人。借助这一研究成果，卫生部对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防治与应急处置作出部署。

此外，他还早在本世纪初就将病原菌分子分型网络（PulseNet）引入中国，利用先进技术打造中国细菌性传染病防控技术支撑体系……

“与疫情的战役永远没有尽头。”徐建国如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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