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公众号（2024.9.30）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将生物界的多样性完全归结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暗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1871年《人类的由来》出版，达尔文对人类的起源这个敏感话题不再遮遮掩掩，直言是由某种低级动物演化而来，并根据人类的猿类近亲现今生活于非洲的事实，初步推断人类来自非洲。但基于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欧洲学者并没有马上接受达尔文的有益建议，转而坚信人类起源于欧亚大陆的观点，至20世纪初这一理论已占主流，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寻找古人类化石也成为热潮。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前三年，在德国的某处石灰采石场，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与大腿骨。荷兰医生杜布瓦（Eugene Dubois）更是远涉重洋，去了印度尼西亚，在1891-1895年，发现了后来定名为“爪哇人”的头盖骨、大腿骨、牙齿等诸多化石。1912年，业余收藏家道森（Charles Dawson）在英国的一处砾石坑发现了“皮尔当人”的头盖骨与牙齿，最终证明这是一场蓄意的骗局，蒙蔽世人四十载。更直接更全面的证据则来自“北京人”，不但挖掘发现了诸多古人类与动物化石，还发现了石器、用火痕迹等。

在中医里有一味药材名叫“龙骨”，用于治疗健忘症、伤寒等疾病。十九世纪末，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对“龙骨”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各地药材店购买了一些寄给了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鉴定其为动物化石，其中有一颗牙齿似乎属于猿类，也可能是人类，但不确定具体来自何处。直到民国初年，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年薪18000大洋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n Andersson）从朋友处得知北京西南周口店一处名为龙骨山的地方产有“龙骨”，后来聘请奥地利人师丹斯基（Otto Zdanzky）来华帮助挖掘。周口店一带为奥陶纪石灰岩地层，裂隙、溶洞发育，常常其中堆积了混合动物骨骸的填充物，开采石灰过程中这些填充物被遗弃，含骨化石便显露出来。师丹斯基发现的诸多化石中，有两颗很像人的臼齿，1926年这一消息公布于众，24小时之内，就成了举世瞩目的最大科学新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以敏锐学术目光，洞悉这一研究深层科学价值，不遗余力联系，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最终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英籍加拿大人布达生（Davidson Black）教授达成协议，决定联合开展研究，为此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助。1927年周口店拉开了大规模挖掘的序幕，当年发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齿，结合以前发现的两颗臼齿化石，布达生正式命名了“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国内缺乏顶尖古生物学家一直困扰着翁文灏先生，1928年恰逢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古脊椎动物学的杨钟健博士留学归来，先生趋步登门，亲自送上聘函，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并安排了北京大学毕业生裴文中，作为他的助手。

图1 裴文中在北京大学读书（左）及留学法国（右）期间

（图片左来自网络，右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今唐山市丰南区）一贫困小学教师家庭，1916年考入官费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河北省滦县师范学校），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古生物，1927年毕业。在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受其影响，裴文中参加了学校罢课活动。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学习期间，他在李大钊号召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奋起声援“二七”大罢工，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虽时局维艰，征战连番，然爱国之士四处奔走，在彷徨中呐喊，在泥泞中奋进，全国反呈一片蓬勃朝气。裴文中热血满肠，英气浩空，化笔为刀，发表小说《戎马声中》，得鲁迅赞赏，又撰写时文多篇，反对列强，痛斥当局。但就是这样一位热衷“办党和新闻事业”的革命青年，不知为什么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入了地质的门墙。大学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做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北平，穷困潦倒，迫不得已，又回归了地质本行。翁文灏先生让他先做山东三叶虫化石研究，但没有取得显著成果，恰逢周口店挖掘缺人，便给了这位“成绩最坏的学生”又一次机会。

1928年4月，裴文中第一次去周口店接洽事务，当时对于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甚至何谓脊椎动物，心中都不甚清楚，杨钟健最初分派他的任务也只是管理工人，记录账目。当一位工人带他走到开掘现场，捡起一个牙齿说“这是鹿牙”，又拾起一块骨头说“这是鸟骨”时，裴文中内心深为触动，自惭形秽。自己这个科班出身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尚且不如一工人，令人汗颜，暗下决心一定要勤奋学习，尽快胜任工作。由于工作相对清闲，闲暇时便帮助挖掘化石，又得杨钟健时时讲解，不时向经验丰富工人请教，慢慢有所顿悟，甚至变得痴迷。白天实地工作认识各种化石，晚上奉若圣经阅读经典书籍，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干，因而他的新生代及古生物方面知识与日俱增，以后成为名家，此为先兆，可谓自力苦学之成功也，并非完全得益于大学教育。 这一年中，只发现了两个猿人下牙床，且到年底，遇到了特别坚硬的岩层，化石非常稀少，似乎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但也有人认为下面可能还有化石，不继续挖下去实在可惜。

繁华过后归于寂寥，周口店最初带来的轰动渐渐平息，若想激起更大的涟漪就需要更大的发现。192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但开始却没有良好的征兆，杨钟健与法国神父德日进共赴山西与陕西研究新生代地质，瑞士顾问布林（Birger Bohlin）也辞职加入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挖掘的重任完全落在了裴文中一人身上。裴文中没有气馁，克服多重困难疏通硬层后，下面豁然开朗，转为砂土，化石增多且完整，但处高崖之下，时有危险，挖掘变得异常小心。转眼已是11月底，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小雪簌簌而下，寒风冷冷而吹，挖掘的地方越来越小，看来就要收工结束一整年的工作了…… 突然，底部出现了一个小孔，仅容一人而过，裴文中身先士卒，腰系长绳，在工人拉拽下缓缓而下，十余米后到底，洞内化石之多超乎想象，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挖掘继续，至12月2日下午四时许，一个圆溜溜，黑乎乎的东西映入眼帘，一半为硬土所掩，一半为软土所盖，赫然便是一具完整猿人头盖骨。它已在山中沉睡多年，远超五行山下那位远亲，今得见天日，全赖有缘人，看似一种机缘巧合，实则却是命中注定。裴文中难掩激动心情，急欲把它挖出，天色愈黑，不得已使用了撬棍，撬出同时震碎了少许，但也得以窥见头盖骨厚度全貌，厚约1厘米，远超现代人。裴文中兴奋难食，为了尽快报告翁文灏先生，除派专人送信外，又于次日晨给布达生先生发了一份电报，大意“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文献1,8）。12月6日，裴文中亲自携带头骨，乘车返平。

图2 裴文中怀抱加固后的“北京人”头盖骨（左）及复原图（右）

（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学术界，被认为“这是达尔文发表人类进化论以来，第一次得到的最完整可靠的支持及证实他的证据”（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经过》，转引自文献7），裴文中的名字也一时之间天下尽晓，誉驰中外。这一发现之所以引起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首先是它代表了从猿到人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是头盖骨相当完整，世所罕见，从地层的堆积及共生动物，以至化石程度的研究，表明它属于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三是它是人类化石所获最重要的材料，从中显示出人类进化的程度。最后一点它是人类系统计划挖掘而来，远比在地面上偶然找到的有价值得多。如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人类起源、哺乳动物化石最重要和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并于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图3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图片来自网络）

裴文中在周口店的贡献绝不仅仅限于发现“北京人”头盖骨。1930年在龙骨山山洞中，裴文中发现大量石英碎块，且有人工打击痕迹，当兴致勃勃带回北平展示给同事们看时，却少之赞誉，多之质疑，更有一位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 裴文中不为所动，坚持己见，重复试验，耐心研究，但始终无法说服同事中的几位先生，直到1931年请来了法国史前考古学权威布日耶（Henri Breuil）教授，这个问题才得以澄清，裴文中是正确的！用火的遗迹有烧骨、烧石和木炭等，同时文化层中还有成层的灰烬和烧土，这一发现当时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随着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裴文中意识到过去那种以挖掘动物化石为目的的方法不再适用了，于是从1932年起，开始借鉴考古学中的“打格画方”方法，即把挖掘的地面分成若干方格，凡属重要的标本均加以测量，一一绘在平面图与剖面图上， 并辅以照片。在1933-1934年，裴文中还负责挖掘发现了山顶洞人和其他动物化石，以及用作颜料的赤铁矿，成果丰硕。裴文中也是贾兰坡的引荐人，后者更是在1936年，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世界。“裴文中的成就，完全是由于他自我奋斗的结果”，杨钟健如是说。

图4 “打格画方”挖掘方法

（图片来自文献9）

自在周口店发现石器及用火痕迹后，并受布日耶的影响，裴文中的兴趣逐渐转向史前考古学，并于1935-1936年赴法留学，师从布日耶专门学习，写就的博士论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开我国旧石器考古学之先河，在国际旧石器考古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即使今天还常被人提起。1934-1935年，他调查了广西的洞穴，划分了两套不同时代的堆积层，并首次提出“中石器时代”的概念。1947年在甘肃考察了近百个新石器旧址，对甘肃史前文化的分布和分期添加了新的认知，并纠正了以往一些不当观点。1951年与1954年，他分别主持了四川资阳人地点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的发掘，在后者获得大量石器与哺乳动物化石，还有3颗人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旧石器考古学首次重要发现。1955年和1957年，他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广西洞穴挖掘，发现了巨猿牙齿、下颌骨等化石，找到了巨猿化石产地与层位，明确了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其他考察，不再细表。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裴文中共发表专著、论文160余篇，是我国史前学界著述最多，涉猎最广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此外在人才培养、博物馆建设、科普创作等领域也出力颇多，成绩斐然。1982年9月18日终因年老久病，多方医治无效，裴文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

裴文中上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在野外考察

（图片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

回溯历史可保纯真之心，存进取之志。自鸦片战争后，为摆脱落后挨打局面，国人痛定思痛，于19世纪后半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同时派遣大量留学生去国外学习。最初研究中国地质的是一群外国地质学家，跟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步伐他们来到了中国，初步调查了地层、岩石、矿产等，尤以德国人李希霍芬为代表，他七次入中国考察地质地理，完成巨著《中国》五卷，首次提出了“震旦系”、“五台系”等地层单位名称，也留下了“丝绸之路”、“高岭土”等名词概念。20世纪10-20年代，是中国地质学的滥觞时期，“三驾马车”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先后学成归来，借助北洋政府成立的地质调查所与地质研究所，依托北京大学地质系，培养了“十八罗汉”及后来诸多英才，广泛开展了各种地质调查研究，为加强力量，还从国外聘请了多位重量级人物，如安特生、葛利普等。这些地质先辈怀家国富强之心，持科学报国之志，纵身荒原，傲笑长歌，筚路蓝缕，以启山河，终成地质焕然一新之局面，耸立于世界之林。我们不会忘记赵亚曾先生为保护化石，被土匪杀害；也不会忘记丁文江先生野外调查，煤气中毒而亡，1936年1月 英国《自然》杂志在丁文江先生去世后专门刊登讣告，称其为“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也应该牢记布达生先生早知身体有恙，拼命工作，积劳成疾，骤然驾鹤于协和医学院办公桌前；1920年为丁文江所聘请的葛利普先生在北大多年对中国地质事业贡献良多，1937年北平沦陷后，居家不出，专心著述，严厉拒绝日伪请他任教的请求，他的墓至今还坐落在北大燕园之中。如果说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传统的士人，历史上他们多次为了国家利益枉顾个人、正气凛然，那么近代这些身兼民族传统与西方科学的国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士人，他们亦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大义之前挺身而出，鞠躬尽瘁。裴文中先生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当为世人铭记，但背后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布达生、葛利普……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为人所忽视。上世纪具全球影响力的华人地球化学家孙贤鉥先生曾说过“20世纪初中国地球科学的研究和成果同其他学科相比曾经是最现代化、最杰出的”。尊重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尊重科学，科学终究是由人来创造的，反之，如果将一个科学家的历史贡献都否定了，也就是否定了科学。若要文化自信，应首先培养科学的士人，而非盲目的自信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致谢：新年过后，周新华先生联系我，让我写写裴文中先生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故事，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说来令人汗颜，虽然写地质科普十余年来也看过一些中国地质早期科学家的故事，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国外地质学家文献中。裴文中先生是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大家，与我的专业矿产普查与勘探相差甚远，只能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还好不是一篇专业文章。单独的写裴文中先生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新意，也非我之写作习惯，内心希望实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及时代背景有个清晰交代。对待先辈，要存虔诚之心，怀敬仰之态，若拜菩萨。在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多被这些地质前辈认真做事的态度与行动所感染，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中国地质学的魂灵。非常感谢周新华先生，让我有幸较为深刻熟悉裴文中先生，了解早期中国地质事业开拓史及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也感谢在周老师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尉老师的协助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同时感谢东北大学高文元博士百忙之中给我提供的丰富素材。

参考文献

1.裴文中.2001.周口店洞穴层挖掘记.地震出版社

2.王鸿祯主编.1990.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3.黄汲清，何绍勋主编.1990.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杨钟健.2020.杨钟健回忆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裴文中.2017.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商务印书馆

6.董拯民.2018.周口店遗址.北京出版社

7.李学通.2017.学人本色：翁文灏.陕西人民出版社

8.裴文中.回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文史资料精选第6期

9.李锐洁，高星.2024.他不仅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中国科学报

10.Donald R.Prothero.2015.the story of life in 25 fossi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