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相当于现在哲学意义中理论和实践关系。历史上，许多先哲关于知行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其中有些观点阐明了知行的统一性，理论实际联系的关系，对于现代科学创新发展中理论和实验的关系，理论和应用的关系的思考仍然有启发意义。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知和行的关系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中国传统认识论和真理观的各种不同的学派，其中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可谓百花齐放。

商代初期的伊尹说：“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意指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不能获得知识，不进行实践也无法获得成功。这是从反面说明知和行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老子却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主张与世隔绝，就可以见天道，可以不行而知，而且不为而成，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

孔子知行关系有“讷于言，敏于行”之说，劝告人们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知识是由“好古敏以求之”而得来，主张“多闻”“多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老实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固执、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在学习获得知识的过程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在《儒效》所提出知行观“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反对主观，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这些都是孔子论述中主要的观点，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和老子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中也有先验论的成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其中“生而知之”，论语所论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以及君子不器，如果仅从字面上解释，以上关于知识问题的思考是缺乏辩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孔子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意义。作为教育家孔子提出这样的论述的主观意图和积极的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否则会成为一种无知而愚昧的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消极和积极是矛盾的对立面，但又可以互相转化，所以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在学习研究古代传统文化过程，必须持历史辩证的观点才能全面理解并发挥其真谛。

墨子重视行，认为检验言论是非有三个标准，何谓三表？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之百姓的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要向上考察历史；要向下考察百姓的反应；在行政实践中，考察对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墨子强调以事实为标准，这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

庄子在认识论上提倡一切以主观认识为转移，客观对象“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齐万物而为一”。

战国后期的荀子主张知和行的统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认为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知之而不行，虽敦，困”，虽然知识敦厚，没有行动仍然会感到困惑，总而言之，“道虽学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学习理论如果不通过实践检验就等于半途而废，检验真理和知识必须通过实践，“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知明而无过矣”。

西汉末年哲学家杨雄也论述检验真理和知识必须通过实践“君子所言，幽必有验乎明…无验而言之谓妄”。同时强调行重于知：“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知之不若行，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认为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人要得到某种知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所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汉代董仲舒持先知后行的观点“凡人欲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行之”。宋代程颐也持相同的观点“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又说：“君子以认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先于行且重于行，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在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在有的阶段，理论认知在前，实验检验在后；有的阶段，实践行动在先，理论认知在后，不能一概而论。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心包万里，万理俱于一心， 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认为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以知为本”把知和行统一到精神的“理”和“心”上。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知行常相须”的观点，并指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种知行辩证关系陆游则表达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明代的哲学家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论，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 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混淆了知和行，并且忽略了行的客观意义。

明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延相提出：“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付诸理而尤贵达于事”的认识论，肯定认识“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强调“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反对离开见闻思虑的“德行之知”。他批评程朱理学是“泛然讲说以求知”；陆王心学是“务为虚静以养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他们的错误是：“空寂寡头，门径偏颇，非禅定则支离”。

王延相的行也称为“履事”“习事”“实历”或“练事”，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实践：“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有暗惑”；“练事之知,行乃中几”有了知识，行动中才能遵守规律(几)。“讲论之知,行尚有疑。何也？知，在我者也。几，在事者也。譬久于操舟者风水之故审矣，焉往而不利涉？彼徒讲于操舟之术者未涉江湖而不胜其恐矣，安所济之哉？”王廷相以水中行舟为例阐明知行的统一性，经过实行的知，行起来才能合乎事物的规律（几）；仅仅有了书本的知识，行动起来还是会有疑惑的。这些论断是从实际中体验得来，不局限于概念的推论。王廷相是重视行，但并不低估知。主张知和行并重“知行兼举”。他说：“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上也”。学习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求知，二是做事，应该二者兼顾。这是知行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对知行理论贡献较大的还有明清之际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提出：“因所以发能”和“能必副其所”，认为根据客观对象才得以发生主体的认识，主体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的规律。王夫之阐发了“由行而行则知”和“由知而知则行”的知行统一观。认为“行可兼知，行高于知”的知行统一观。他批判了过去一切重知轻行的不正确说法，在论述行和知重要性时，他以《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维艰”这句话强调行是主要的，且容易受到忽视。进一步指出知行相辅相成，各有功用而不能合一。“知行相资以互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批判王守仁混淆了知和行“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王氏（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得借口以惑世”。

王夫之又论述：“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他所提出的“雷火说”和“潮汐波涛受地形和日月影响之说”都是通过实际观察作出的科学结论。这些论述都归结为实践是发现真理进行创造，实践也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哲学观点。

颜元以医学为例，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科学实践的重要性：“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术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节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为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

清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戴震提出了人的思维活动是以物质的形体“血气”为基础的，“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神明，一本然也。”在他看来，人的感觉是外物的作用所引起的，物质世界是人的感觉的来源“耳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认识论上，提出先行后知，知行结合，互相促进发展的论述，认为人类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不知亦能行”，“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异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孙中山根据革命实践中的体会提出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学说。

毛泽东在《实践论》这一重要著作中也阐明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其中实践就相当于行，认识相当于知。他论证了实践和认识间密切的辩证关系，把实践（行）摆在首要地位，指出实践可以验证、改正、完善认识，也可以取得新的认识。反过来，在实践中提高的认识也能更好更有效地指导实践。

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中国先哲们提出的知行观，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也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见解，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

古代中国的科学思想中有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应用的传统，因而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诸如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以及一些技术应用的领域取得了很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

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人类的认知全过程中，知与行在不断往复，认知和实践过程螺旋上升；而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或者某一种特定的学科，可能存在知而无行的情况，即有理论而无实践或者有理论而无试验的验证；还可能有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或者看似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往往在基础学科领域中，比如数学中的某些古老的数论至今也未见得应用到实际中。如果仅从实用的观点出发而排斥这些理论研究，这种过分强调实用的倾向会削弱基础研究。因为知识和科学虽然有着分门别类性质，但却也有重要的有机的联系，如果缺少某一环节，即使该环节没有实用意义，不仅仅是这一个环节的缺失问题，而是知识和学科联系链条的断裂。如果这个环节是在基础学科领域，那么就会影响到该基础学科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基础科学。科学史上有名的例子是非欧几何，非欧几何刚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他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几十年以后，才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得到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非欧几何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会。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研究一类最优控制问题的奇异解，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又没有应用背景。当时学术界一些人对奇异问题不理解，拒绝该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以后我千方百计对该奇异问题寻找应用背景，才被接受在自动化学报上发表。即使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以后，自动控制学术界仍然有人认为这种奇异问题没有实际价值，是故弄玄虚。

其实一些特殊的科学问题可能当时没有实用意义，但却是该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放弃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将影响该学科领域的发展。

又比如1742年提出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已经经过几百年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成果，但是至今这皇冠上的明珠“只中看，不中用”，没有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王元教授编辑了《哥德巴赫猜想》一书，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论文20篇。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可以确信，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有待于将来出现一个全新的数学观念”。这已成为中国数学界同仁的共识。如果只看它眼前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不重视甚至放弃对该类问题的研究，将会对数学的发展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但在当陈景润初期研究这个问题时，甚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中国科学发展史中有一个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有很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但是却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科学？其原因和解释很多。其中的一种解答：因为中国古代科学过分重视实际应用，而忽视了看似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研究，因而影响到科学的基础，以至于没有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科学。这种解释有道理。此外当然还有其它历史的社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