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电影《二十一条》讲述了一个法律上有关公正的故事。其核心含义就是公正与不公正是同时存在的。当强调犯罪者应该有权益时，反过来可能就损害了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影片宣扬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让施暴者得到最大化的犯罪成本，而让受害者得到最大的保护。这就是最大的公正。

这个公正容易得到吗？当然不容易，因为这个尺度并不好把握，对个案和对社会整体影响也不好把握。事情千变万化，用同样一个条款适用于这个案件，对下一个案件可能就会造成多解性。

在影片中，与法律公正平行的还有另外一条线—教育公平线。每个家庭都在为孩子的教育奔波焦虑，这已经成为所谓中产阶级家庭的核心问题。因为生物遗传的特色，下一代遗传的基因会在上一代的基因库里以某种随机方式排列组合。哪怕父母都是精英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其后代在学业上也可能不开窍。这并不表明下一代就笨，只是每个人确实有自己擅长的一面，所谓的智商并不能百分百遗传。否则，这个基因遗传系统就会崩溃。社会上出现一家越来越聪明的家族，想象都不是可能得事情。在遗传的随机性方面，我很佩服这种自然规律，不让一家独大，动态平衡，千姿百态。

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整体上是文明基因的进化。早起人类社会继承了群居哺乳动物世界的规则。生物的总体目标就是生存，食物（获取资源）和繁衍是两大生活主题。群居动物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有组织，无论是猴子、鬣狗、狮子，还是大象，都会有一位首领独居领导地位，这位首领的性别会因不同的物种而不同，取决于其自身的体型和能力。所以，早期人类社会采用有组织的社会结构一点都不奇怪，产生类似于猴王这种概念的“王”也并不让人觉得诧异。

人类社会的整体追求方向是一种公平的幸福社会。在食物短缺的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关系纽带，部落采取的是较为公平的生活模式，社会分工明确。身强体壮的男性去打猎，守护部落，女性则更多参与采集与日常生活。以至于男性具有更强的方向感，而女性则获得了对色彩的敏感度，以及挑拣的习惯。

这种生活是我们向往的世外桃源吗？

当然不是。生产力落后，资源匮乏，食物来源的不稳定性，外界动物与自然的袭扰，病痛的无奈，子女早夭等等，这些都让期待原始生活的人们却步。这种原始的公平是一种最优选择。有能力者保护没有能力者，在大象的族群中也会发生，更不用说人类。

随着文明进一步发展，物质进一步丰富，人们的生活圈子逐渐扩大，突破了血缘关系网，形成了以文化为核心的新关系构架。尤其到了近代社会，传统规则中贵族阶层逐渐被精英阶层取代，让社会具有了更好的流动性。

在这种新模式中，如何体现社会公正性？我们所关注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血缘关系中的互助，而是从文化体系上更高层次的互助和流动。比如，汶川地震，全国支援。别国有难，国家之间支援。这种突发事件很能体现人类互助精神的延续，是某种物质财富和关注的良性反馈，体现了温暖，也体现了某种资源的流动和公正性。

但一个社会真正的公正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突发事件的援助上，而是对整体社会资源的结构性合理流动。传统的贵族阶层其实是动物世界法则的易总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佳体现，在我看来是社会流动性，尤其是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分配。这些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前者诸如资产和收入，后者则包括名望与声誉。

在我国古代，为了增加社会智力资源的流动性，创新性地采用了科举制度，任人唯贤，这其实是对整个贵族集团智力资源的补充。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社会构架，对规模大的国家治理作出了表率。

即便是这种看似公正的科举模式，在朱元璋第一次开办科举时就出了问题，南方人上榜，北方人空缺。这确实是按照文章的文采排出的结果，没有徇私舞弊。这体现的是南方与北方的经济差别。可见，教育与经济基础无法分开。

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也日益明显。

为了增加社会流动性，让底层的孩子也能进入精英社会，实现跨阶层流动，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认真思考。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不看家庭背景，只看才华（优绩至上），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社会领袖。为了公正，选拔以智商为准，具体而言就是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智商测试版本（SAT）。SAT最初叫“学术天赋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后来又改称“学术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其内容包括阅读、文法和数学。

这种标准考试看似屏蔽了家庭背景的影响，摆脱“人造贵族”的财富优势，是一种公正的选择。而在实践中，除了个别底层孩子确实能考入哈佛等名校外，从统计数据上看，这么多年来，赋富裕孩子家庭更有优势上名校的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变。这个SAT的成绩与家庭富裕程度密切相关。社会财富依旧被少数人占据，社会流动性并没有显著提升，反而整体上加强和固化。

一个孩子的成才并不只依靠智力，在漫长的学业生涯中，家庭关注和资源注入非常重要。赋予家庭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关照和资源获得，其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昂贵的补习班和各种课外资源，贫困家庭孩子们则难以企及。此外，对人生的规划也是不同类型孩子的分水岭。美国有这样的电视节目，追踪一代人的成长，看不同家庭背景人的最终结局。结论让人悲伤，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其心智和规划及自律能力都相对稳定，结局都相对更好些。

名校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的优势，反而被其一步固化阶层的劣势所抵消。精英大学热为制造出了新阶层—精英阶层，取代了旧有的贵族阶层。

精英阶层的最大标签，至少是上世纪以来在现代化教育话语背景下，文凭是其核心要素。拥有名校的文凭代表着精英阶层的底气。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都如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精英阶层的傲慢，以及对所谓非精英阶层的不公平也随之而来。而这种后果早在上世纪就被迈克尔.杨所预见。精英者会自认为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失败者（比如考不上名校的人）不用值得同情，因为其智力和努力程度都不达标。

在迈克尔.桑德尔所著《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一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见解很是深刻。精英阶层构建的社会具有非常大且隐蔽性的不公平，而且其后果会让社会进一步分化。这个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后果，比如特朗普所代表与希拉里所代表的人群已经不同。英国去欧盟化的人群与支持欧盟化的人群显著不同。如果去看其教育背景和大学文凭分布，会得出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

稻盛和夫的《活法》一书很是流行。我很欣赏他的朴素人文观，用最朴素的道理去理解复杂的表象，所谓大道至简。他对精英人群也采取了某种保守的看法。对日本战后精英阶层领导的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精英阶层最大的特征就是上述的“我优秀，我成功”。这会发展成为对底层民众的无知和蔑视。

为什么精英教育无法促成社会的良性流动，反而会形成新的阻碍？

归根结底，还是资源有限的问题。就那么几所名校，招生数量有限，这本身就是一种零和游戏。无论采取哪种选拔机制，去名校读书的孩子就会挤占另外一拨孩子的机会。其后果，就是整体焦虑，形成内卷。

社会体系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模式都不可能完美解决问题。用一种方法，比如优绩至上的模式，暂时改善了情形，但是时间稍微一长，新的问题就随之而来。

从长远来看，社会流动性已经比以往好了很多，我们所期盼的经常是短周期行为，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本质上看，这无法达到真正的公平社会。因为系统的复杂性，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会有信号延迟，我认为动态公正可能能现实一些。这个动态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随事态发展而调整，也就是骑自行车理论，左右适当调整，自行车才能整体沿着直线前行。追求单一的直线，任何人也达不到。

理想的社会应该有多条赛道发展人生，而不是简化到文凭至上。富裕家庭留给下一代的不只是财富，而是赢者通吃，通过“优绩至上”原则找到新的社会优势。

现代社会发展确实需要一批高智商精英，他们在高端科学技术等领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不同阶层则拥有各自工作的热情和生活模式，互相尊重，不走独木桥，互相欣赏。

这种理想容易实现吗？

当然不容易。人类并不傻，只是社会还没有进化到那个层次。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应该可以看到网络化时代带来的新效应，增加生活模式，增加更多的舞台，拉平现今的精英垄断，但是一定会出现新的阶层。

我这不是预言，是基于朴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