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在20多岁的时候，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所工作。文革前，该所是中国科学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地点就在武汉大学旁边。所长是著名数学家、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该所成立之初，就有理论和应用二个部分。搞技术的和搞理论的谁也离不开，可他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搞技术需要硬实力，搞理论的需要软身段。技术出身者，团队、设备、经费都要配套才能开张，但搞理论的则一个人、一张纸、一个头。一个要团体作战，一个是单兵独立练。天然不是一路人。

到了1994年，华中师范学院（现大学）朋友上门，说哲学所科学技术室的研究员出面干活刚当博导，要有博士候选人。我就去了北京，成为课题组的一员，翌年考上博士，1995年，刚好过了41岁，太阳西下了，我却北上了。恰同学中年，渡过三年博士生活，1998年毕业，留在哲学所工作。除了研究生院的公共课外，就是为导师干儿课题，课题三年结束，要编写书结项，我选了《电子出版》一章，想毕业后继续从事老本行当编辑。所以我写得很认真，准备就是为了博士论文答辩的用的。可是导师一看，脸就沉下来，我不要你在我的课题中做博士论文的准备。直接就把题目给否了。

这可怎么办，没办法，只好改成《信息化的哲学基础研究》，他的目的很明确，要做哲学，他承担的课题内容属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的研究。他年纪不小，退休后要我接他的班。时间紧，半年左右，我就小题大做，把信息这个词扣了个透。还自作聪明，起了名称叫《模态信息论》，给导师看，导师把这个有很强哲学色彩的名称给否了。问我，什么是模态信息论？我语塞，他说，你是来拿学位的，不是来创新的。我这才醍醐灌顶，倘若答辩委员会也提出类似于导师这样的问题，答不上来，还有红本本吗？赶快改名吧，但心有不甘，在博士论文的注脚里还是把它加进去了。三年时间，就这样过来，后来发现弗洛里迪的《什么是信息哲学？》我抓住机会，在办理版权过程中，写了国内第一篇介绍性文章刊于《哲学动态》。版权办好后，中文版也刊发在《世界哲学》。

有了信息哲学，我下半辈子就有饭碗了。在哲学所不搞哲学，那叫不务正业。根本混不下去了的。这是科学技术哲学室的另一位先生告诉我的，这才明白导师为何不让我用新词了。但想着老跟着洋人后面跑，也是累啊。圈儿里不会全盘否定我，但我也不过就是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而已。自己没有新玩意儿，我心里明镜一般。2004年，我把《模态信息论》这个名称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它报上户口，30年下来，从这个名称呱呱坠地，一直没意离开我。

1994年正式退休，三年疫情后，申报了社科院老干局的课题《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东西基本凑齐了，写书不难，再加上如今大家采取二八读书法，谁有那功夫读大书。我的博士论文改了10年的样子于2007年出版，叫《信息哲学探源》为评研究员做准备。

老干局的课题2024年结项。我请到董光璧先生为我作序，我是他的私淑弟子。他也欣然允诺。2005年，同学聚会，好事者希望大家把这30年的风风雨雨小结一下，我写了《下半场我就做成一件事》。到了现在，又有新的斩获，把介观扣了一下。我对冯诺依曼1936年把分配律砍了，很不爽。杂碎旧世界易，建设新社会难。他砍了分配律没多久自己就“叛变”了。留下了个无限维希尔伯特空间的架子。我就在想，不搞革命，走改良不好吗？只好逆流而上，终于成在介观，以前就有宏观和微观，哪里有介观，可是荷兰人还真看出点儿门道，把介观的名字起出来。当时都把它当过尺度来看，我觉得里面有戏，挖。现在终于大功告成。回过头一看，当年被否的模态信息论竟然是纯粹国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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