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科技界，最常见的现象是以人的地位（学术的和行政的）、单位的等级（名气）、该人的出身（毕业学校、学位、导师等）来判断该人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信或可用。

       而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那级学术部们或那级行政机构组织鉴定的。如无相应的组织鉴定，一般地说，不被看成是科研成果。

       更为极端的则是：那个大领导对该科研成果给出了批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学术部们或行政机构组织鉴定的形式主义是广为人知的。

 

       这就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背判。

 

       在哲学上，它抛弃了“实践”、“实证”、“实事求是”等检验科研成果是否可信或可用的标准。

       而对没有相应的组织鉴定的科研成果所隐含的“不可信”、“不支持”、“无价值”等概念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探求原则。

       而追求那个大领导对该科研成果给出了批示则更是对科学真理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不变性”）的嘲讽。

 

       这种现象在各学科、各个时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在科学上，对真理的追求被视为最基本的科研动机。紧随其次是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最下层的动机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满足个人的利益为科研动机的思潮是压倒一切性的流行，并在职称评定、工资福利、荣誉称号等的推动下，一路狂风暴雨般的前进，直到今天的百万工资“找”（造？招？）大师。

 

       在我国科技界目前的“个人利益”至上（有理）的背景下，所谓的“科学精神”已经被异化了。

       在被异化了的“科学精神”（实为“个人利益”至上）的引导下，造假、抄袭、胡编烂造等等就有了深厚的基础。

       由此而引起的对坚定不移的、科学精神的力行者的逆向淘汰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社会对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及“专家”、“教授”的贬低和不满也就是必然结果。

 

       我想，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批决策者（通过职称评定、工资福利、荣誉称号等的推动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看到今天的结果也是会苦笑的。

 

       要推动科学上的进步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恢复科学精神的内涵：“对真理的追求”、“是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在我国科技界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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