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时代，大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位文凭，而且为学生提供了体面的职业、阶层迁移的资本。而今日大学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今天的大学除了一纸学位文凭外，大学毕业生已经和体面工作、阶层迁移分离。那么，今日大学面对外部变化的环境，面对知识生产、传播的质的变化，面对外部越来越多的组织的竞争，大学还能或者应为学生提供什么呢？上大学还有意义吗？

精英时代的大学：曾经的权力与资本

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时代（在校大学生数占18-22岁同龄人员的比例低于15%），甚至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在校大学生数占18-22岁同龄人员的比例在15%-50%之间），大学都曾经是权力分配的合法场所，是各类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合法分配的场所。布迪厄在《学术人》和《国家精英》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大学是社会权力分配的“棱镜”，社会通过大学合法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并与社会权力的再生产相关联的权力。而大学的产品——毕业生则通过教育的资格，带来相应的符号资本、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资本直接决定了该毕业生的职业层级和社会地位。哪所大学的地位越高（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等），其毕业生对雇主就越有吸引力，毕业生越易找到高层级的职位。

在法国，作为精英的“大学校”，其毕业生多为国家的精英集团成员。在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同样处在中国社会的上层。即便是精英化时代的一般大学生产的毕业生，也会处在相对较为体面的阶层之中。这是当时的大学给予其毕业生的最好资本，也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具体体现。在精英化时代，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也可以通过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改变自己的出身，可以在将来使自己的孩子处在社会较为优越的层级之上。可以说，精英化时代的大学，确实给其生产的毕业生带来了体面的工作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资本。

但时过境迁，今天的大学却越来越背离精英化时代的生产能力。今天的大学除了给其生产的毕业生一纸文凭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看得见的“实惠”。毕业生开始与职业分离：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毕业生开始与社会迁移分离：很多的毕业生不得不做很没有智力含量的工作，甚至不得不长期“蜗居”“蚁房”，向上迁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总之，大学毕业生进入了普通劳动者阶段。那么，今天的大学面对这样的新挑战，还可以为或者说还应该为其毕业生提供什么呢？

普及化时代的大学：素质与能力的积聚

曾经的大学辉煌不再有，今天的大学更多地应该注重为学生提供一个适宜的成长、成人和成才场所，一个可以使学生素质和能力积聚的场所。素质是一个人现有的实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素质代表着一个人健康的人格；向上进取、愈挫愈奋的心理素质；和面对不同环境而本能生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素质的培养靠知识的积累，靠信息的认知，靠能力的积聚。

今天的大学最应该首先明确的就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今天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合格的文化公民、技术公民和社会公民的场所。今天大学生产的是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有文化、有技术的社会公民。这些是整个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积聚内涵形成的前提。今后的大学主要是提供“一种人生转型的体验——学生的身份认同、持久的友谊和人际关系”。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大学生的“思想独立性”。[1]

在今天的大学里，另一个该明确的就是如何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包括认知能力、继续学习能力、信息获取与分解能力、面对不同环境的可迁移能力等。大学生必须明确的一个事实是：今后的大学就是一种人生的经历。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把大学比喻为“快乐之屋”——人们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来这里“充电”，增进自己的睿智，提高自己生活品质。[2]

当然今天大学的最大挑战来自大学自身的惰性和“被动性”。大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今天的大学人已经被太多的过去的辉煌固化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从而面对外部社会的变化、知识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市场的变化而表现出逃避的倾向。在应对外部这些变化时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无为、惰性和被动性。在这种机构中，教师追求“高深学问”被认为是一种份内职责，学生也认为毕业后找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是社会应该给予的基本保障。当社会、大学不能提供这种环境和条件时，就怨天尤人，痛恨社会，反对政府。实际上，大学永远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生，外部环境永远会对其施加影响，只是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追求卓越的大学必须审慎地对外部环境进行科学扫描，并根据外部环境特征制定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那些不能跟上环境变化的大学，将注定是平淡的大学，是落后的大学，是将来第一批破产的大学。